台灣的經濟決策是以民為主嗎？
民主政治要健全發展，不能只靠英明的領導和革命的政黨，要有更好的媒體、政治制度、學術研究和評論以及維持正義的司法。
若某個夜市警方維持秩序的能力或意願下降，而隔壁幫派經營的夜市則日漸繁盛，這夜市的商人難免有人想要改接受幫派的保護，甚至搬到幫派的夜市去。但想到在幫派的夜市可能要繳很高的保護費，也可能隨時被幫派分子修理，又有點害怕，而期望警方能更關心一點。
夜市的攤商們當然也可以自己更努力，改進自己商品的品質和服務，並提高夜市整體的競爭力，以使大家有更高的獲利能力，可以有更高的內聚團結能力，並得到警方更多的重視。這夜市可提供更完整的食物和服務項目，讓消費者來這一區就可滿足全部需要，不必依賴隔壁夜市分客人過來。這夜市也該發展獨特有吸引力的食物，讓更多消費者為了這些獨特的東西而主動光顧和照顧這夜市。
而要完成這些努力，攤商們公平的參與規劃乃是必要的過程。大家共同做主公平參與而非由一位老大支配，也是這夜市和幫派夜市競爭及區隔，並得到警方乃至隔壁其他攤商支持的重要力量。
以上比喻可以說明，台灣在面對國際正義力量減弱，孤立和威脅壓力日增的環境時，也不必選擇被支配和削弱。在經濟上我們應該提高自主能力和關鍵性以避免受到經濟孤立和制裁。我們要提升人民生活及產業競爭力以提高內聚力；我們也要以更合理有效的民主程序來做經濟決策，以求集思廣益和公平透明，並藉以得到更多國內的認同和國際的支援，甚至做為改變其他國和世界的示範力量。這樣以民為主的經濟政策，是台灣在國際困境中很值得主動努力的重要方向之一。
經濟政策宜「提高經濟自主性」
經濟上的自主，並不是自給自足不與人合作，而是不必任人支配。過去數十年我們先是和先進國家廠商合作，雖然也賺到不少錢，但代工的方式使我們處於被支配而不易自主發展的地位。近三十年則有許多人以兩岸是互補、新興民族該大膽西進、三通和簽ECFA可使台灣活起來等等說法，主張更密切和中國經濟結合。結果台灣產業大量外移中國，造成台灣國內失業上升和薪資下降的後果。產業被紅色生產鏈取代或支配，陸客來台相關產業先被一條龍剝削，再因中共脅迫蔡政府而失去中國原先恩賜的商機，並使大筆投資難以回收。西進結合中國，顯然是比為先進國家代工更沒有經濟自主，而且更可能威脅政治自主的方式。
在現在的全球化時代，要提高經濟自主性，必須要能生產別人不會生產的東西，也就是發展知識經濟和新興產業，而且少和有野心想控制我們甚至想獨吞一切的國家合作（請參閱：陳博志，《台灣經濟戰略》，2004年，時報出版）。2000年我在經建會時即提出了知識經濟方案，但我離開政府之後很多主張至今並未能實現。1992年我為民進黨第一次全國民間經濟會議所擬之總體政經戰略，也已主張限制和減少對中國的投資，並加強對東南亞之投資合作。這也就是後來李登輝總統的戒急用忍和南向政策。但行政部門並未能落實這兩政策的精神。
這兩政策當時的背景是：台灣因為開發中國家的競爭及新台幣大幅升值，大量產業不得不外移。若政府沒有對策，大部分外移的產業將移到中國，而使它們的中游上游產業也漸被迫移到中國。戒急用忍和南向政策是要將部分廠商引導到東南亞，以降低對中國的過度依賴，並使中上游產業因市場分散而較可能留在台灣發展，不必因為太依賴中國而不得不移往中國。
這兩政策當時若能有效執行並得到相關先進國家的支持合作，今天東南亞國家的發展可能會較好，我們的產業外移不會這麼嚴重，經濟自主性可較高，中國的紅色供應鏈也可能不會發展得這麼大這麼快。中國今天能威脅先進國家的經濟，有一大部分是先進國家當時採取了錯誤的策略，誤信中國會遵守國際貿易規範，並因某些無知或被收買之人士的鼓吹，而誤以為中國經濟發展後自然會採取民主並尊重人權所致。
前瞻計畫屢遭國民黨大鬧最後強制通過，致使政策缺點沒有被理性討論。白川攝影
若某個夜市警方維持秩序的能力或意願下降，而隔壁幫派經營的夜市則日漸繁盛，這夜市的商人難免有人想要改接受幫派的保護，甚至搬到幫派的夜市去。但想到在幫派的夜市可能要繳很高的保護費，也可能隨時被幫派分子修理，又有點害怕，而期望警方能更關心一點。
夜市的攤商們當然也可以自己更努力，改進自己商品的品質和服務，並提高夜市整體的競爭力，以使大家有更高的獲利能力，可以有更高的內聚團結能力，並得到警方更多的重視。這夜市可提供更完整的食物和服務項目，讓消費者來這一區就可滿足全部需要，不必依賴隔壁夜市分客人過來。這夜市也該發展獨特有吸引力的食物，讓更多消費者為了這些獨特的東西而主動光顧和照顧這夜市。
而要完成這些努力，攤商們公平的參與規劃乃是必要的過程。大家共同做主公平參與而非由一位老大支配，也是這夜市和幫派夜市競爭及區隔，並得到警方乃至隔壁其他攤商支持的重要力量。
以上比喻可以說明，台灣在面對國際正義力量減弱，孤立和威脅壓力日增的環境時，也不必選擇被支配和削弱。在經濟上我們應該提高自主能力和關鍵性以避免受到經濟孤立和制裁。我們要提升人民生活及產業競爭力以提高內聚力；我們也要以更合理有效的民主程序來做經濟決策，以求集思廣益和公平透明，並藉以得到更多國內的認同和國際的支援，甚至做為改變其他國和世界的示範力量。這樣以民為主的經濟政策，是台灣在國際困境中很值得主動努力的重要方向之一。
經濟政策宜「提高經濟自主性」
經濟上的自主，並不是自給自足不與人合作，而是不必任人支配。過去數十年我們先是和先進國家廠商合作，雖然也賺到不少錢，但代工的方式使我們處於被支配而不易自主發展的地位。近三十年則有許多人以兩岸是互補、新興民族該大膽西進、三通和簽ECFA可使台灣活起來等等說法，主張更密切和中國經濟結合。結果台灣產業大量外移中國，造成台灣國內失業上升和薪資下降的後果。產業被紅色生產鏈取代或支配，陸客來台相關產業先被一條龍剝削，再因中共脅迫蔡政府而失去中國原先恩賜的商機，並使大筆投資難以回收。西進結合中國，顯然是比為先進國家代工更沒有經濟自主，而且更可能威脅政治自主的方式。
在現在的全球化時代，要提高經濟自主性，必須要能生產別人不會生產的東西，也就是發展知識經濟和新興產業，而且少和有野心想控制我們甚至想獨吞一切的國家合作（請參閱：陳博志，《台灣經濟戰略》，2004年，時報出版）。2000年我在經建會時即提出了知識經濟方案，但我離開政府之後很多主張至今並未能實現。1992年我為民進黨第一次全國民間經濟會議所擬之總體政經戰略，也已主張限制和減少對中國的投資，並加強對東南亞之投資合作。這也就是後來李登輝總統的戒急用忍和南向政策。但行政部門並未能落實這兩政策的精神。
這兩政策當時的背景是：台灣因為開發中國家的競爭及新台幣大幅升值，大量產業不得不外移。若政府沒有對策，大部分外移的產業將移到中國，而使它們的中游上游產業也漸被迫移到中國。戒急用忍和南向政策是要將部分廠商引導到東南亞，以降低對中國的過度依賴，並使中上游產業因市場分散而較可能留在台灣發展，不必因為太依賴中國而不得不移往中國。
這兩政策當時若能有效執行並得到相關先進國家的支持合作，今天東南亞國家的發展可能會較好，我們的產業外移不會這麼嚴重，經濟自主性可較高，中國的紅色供應鏈也可能不會發展得這麼大這麼快。中國今天能威脅先進國家的經濟，有一大部分是先進國家當時採取了錯誤的策略，誤信中國會遵守國際貿易規範，並因某些無知或被收買之人士的鼓吹，而誤以為中國經濟發展後自然會採取民主並尊重人權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