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政策也該促進新產業發展

凱因斯當然了解政府支出對社會供給能力的影響,只是後來用凱因斯理論的人太執著於總體理論甚至凱因斯挖洞、補洞的例子,而忽視了政府支出對社會生產能力的影響,以致和挖了洞再補、甚至不補一樣,有太多浪費的支出和蚊子館。

由於財政支出的政策常是在經濟不景氣時的對策,政府或許會因時間緊迫而無法仔細評估不同支出方式的效果,因此也無法採取對經濟最有利的支出方式。不過大部分時候只要政府稍微用一點心思,支出內容就可對長期的生產力、供給能力、以及經濟結構和所得分配有更多幫助。

1930年代羅斯福的新政,就有改善水利及失業者教育這種提升長期供給能力的政策。而當財政支出不是因一時的不景氣而增加,而是為了較長期性的經濟發展,甚至為了改善經濟結構而增加,就像最近的前瞻建設計畫,則應該更重視這些支出在個體經濟上的直接利益,如提高生產能力或改善投資及生活環境,而不能只看短期需求面的效果。也因此這類政府支出就要做更仔細的規劃和評估((請參閱179期本專欄,〈前瞻計畫要依國家發展策略前瞻〉)。

貨幣金融政策

要注意細部資金流向

貨幣政策一向比財政政策更偏重總量的決策,因為各國主管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為了其獨立性,常不願介入個別經濟部門的問題。貨幣政策較常見的個體考量之一是長短期利率的調整,例如相對拉高短期利率以降低當前可能過熱的景氣而鼓勵長期性的投資。另一種也常見的政策是調控對股市和不動產的融資以防止過大之投機泡沫。

這類政策的存在表示,貨幣當局和貨幣學者並非不知道貨幣政策也可以有個體的考量而發揮個體的效果。事實上貨幣數量不同的增加方式以及信用創造的不同方向,都會有很不相同的效果(請參閱陳博志:〈貨幣量變動的原因不同效果也互異〉,《貨幣與信用評等》,107期,以及陳博志:〈是誰得到新印鈔票的好處?〉《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9卷11期,2016年11月)。

目前國際上很多人認為貨幣政策效果不彰,而要改用財政政策。但貨幣政策效果不彰的原因,主要就是只看總量而不注意個體經濟。在全球化時代,貨幣總量的擴張或利率水準的下降,都可能造成資金的外流,結果本國不見得獲得貨幣擴張的利益,外國卻可能遭受資金流入的傷害。彭淮南總裁即曾就這現象向美國前聯準會主席柏南克抗議。但貨幣金融政策若細到注意資金的流向,則資金流向的國內部門即可直接受到影響或得到利益,因此政策會有效。這應是各國可以努力的方向。

我國經濟關鍵問題:

新產業發展太少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