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金融面看童子賢的感慨

台北市電腦公會理事長童子賢先生6月6日指出,台灣現在的窒息感與主管機關防弊心態濃厚而缺乏興利的態度有關,不論哪個政黨執政都出現類似情況。他說科技產業主流一直在變,矽谷身為全球新創重鎮的地位卻沒有變,那是因為矽谷的環境讓新創與創投資金能好好結合。台灣有十兆以上的閒置資金卻沒有用來投資股市和新創的現象,與法規、制度、市場氛圍都有關。

我比童先生有更久的感慨,因為這問題我已說了30年,寫了幾十篇文章和建議,但從政府甚至企業界得到的呼應卻有限。儲蓄資金不能順利用來支持國內投資特別是新創產業的投資,是台灣經濟幾十年來的根本問題,若不改正,台灣就會繼續輸給別人。

由金融面看童子賢的感慨
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台北市電腦公會理事長童子賢。


台灣輸給三小龍的主因:

賺到的錢,沒有持續投資

最近很多人在談台灣輸給其他三小龍的問題。我們會輸的主要關鍵,就是我們有很多資金和資源沒有用來幫助自己進一步的發展。當年四小龍都因為出口的機會而賺到很多資金、技術及經驗等資源。個人或企業若把賺到的資金和資源用來投資,則可以有進一步的發展,但若資源閒置或亂花掉,就不易有進一步的成長。

國家的情況也是一樣,若沒有更多的投資,怎能有更高的生產和所得?但我國以往賺到的錢都有很多沒有用在國內投資以促進國內發展,我們累積的很多資金、技術和經營,甚至被拿到外國投資且回頭打擊國內的經濟。

過去幾十年韓國投資占GDP的比例都在30%左右或更多,而台灣卻只有20%或稍多一點,單看這數字就知道台灣很難不輸給韓國。簡化地說,若要增加一元的年產值需要多用五元的機器設備等資本財,則拿20%的GDP來投資可使生產能力或潛在GDP增加4%,而拿30%的GDP來投資則可增加6%。台灣投資率比韓國低那麼多,成長率比人家低是很難免的結果。一個人或一個國家若要成功,通常要多拿自己擁有的資源來投資自己,使自己在下個階段有更高的能力和競爭力,可惜台灣做比別人少。

台灣投資率較低並不是人民不儲蓄或錢不夠,我們的儲蓄率其實比多數國家高,我們的問題是人民的儲蓄有相當大的部分未被拿來投資台灣。而這就和童先生所說的法規制度等之防弊和落後有關。人民儲蓄的錢主要是存入金融機構或購置股票等金融資產,而透過這些金融管道把資金交給投資者進行投資。然而台灣自1980年代開始,金融體系就無法把儲蓄資金充分轉成國內投資。銀行收到的錢有甚高的比例無法再借出去讓人投資,銀行因而有太多超額準備或爛頭寸,社會有太多游資,而國家則有太高的出超並因而引來外國逼新台幣升值的壓力。

1986年我在梁國樹和陳昭南兩位老師的指示下,即曾向李前總統(當時是副總統)提出擴大投資以提升經濟發展並降低出超的建議。我也曾和幾位先進在(好像是)全國金融會議提議設立第三類股,讓新創科技產業不必等獲利即可用簡化的條件上市。但直到十多年後的2002年鄰國早有創業板之後,我們才有近似之興櫃股市制度。1990年代初期梁國樹老師和我也曾大力主張規範資金流向以提高國內投資。但這主張即使經李前總統下令,卻也未被認真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