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的經濟學分析（二）

台灣從疫情剛發芽的1月份開始，台灣政府與民間都處在草木皆兵的狀態，政府的防疫團隊也是採取滴水不漏的防疫策略。

但3月份歐美疫情開始惡化時，我們卻觀察到很多國家似乎對武漢病毒不那麼緊張，防疫工作緩慢而且相對鬆散。這些政府的警覺心也不夠，多半都是等到社區感染發生了之後才開始積極防疫。

為甚麼這次台灣人警覺心這麼強？原因可能有很多，例如對中共的不信任。另一種說法認為台灣人比較怕死，一點風吹草動就神經緊繃。從經濟學的觀念來講，就是台灣人比較「風險趨避」（risk-averse），為了降低風險願意付出比較高的代價。

但是，為甚麼台灣人比較風險趨避？這是民族特性還是環境因素使然？

被嚇大的台灣人？

經濟學有一個「背景風險理論」（background risks theory）。由於資訊有限或者各種不確定性，任何一個人在做決策時往往都需要承擔各種風險。風險可以分為內生與外生兩種。外生風險是那些個人無法控制的風險，例如天災；內生風險則是個人可以調節的風險，例如投資組合。

背景風險理論認為，當一個人面對的外生風險提高時，他會降低內生風險來因應，因此就表現得比較風險趨避。

跟一般的承平國家不同，台灣人長期受到中共的文攻武嚇，以及各種滲透、分化、統戰等威脅，等於全民都承擔著一個巨大的外生風險。2019年台灣人經歷了亡國感破表的一年，就是這個外生風險的體現。

所以台灣人不是天生就怕死，很可能是因為台灣長久以來面對中共這個外在風險，所以對其他風險比較在意，因而會採取行動降低可以掌握的風險。

台灣防疫的績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