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徐州鐵鍊女事件透視中國農村現狀
徐州鐵鍊女的非人類生存狀態，正好在中國2022年冬奧期間為世界媒體廣為報導，中國「盛世」的五彩包裝被撕得稀爛，無論大外宣再花多少錢，也無法抹去這幅悲慘的圖景。2月17日，江蘇省委省政府成立「豐縣生育八孩女子調查組」，聲稱要查明真相。但鑑於中國當局一向的行為模式，以及豐縣現在高築鐵皮牆，禁止外人進入，幾乎少有人對此抱持樂觀態度。
中國江蘇省徐州農村八個孩子的母親長期被鐵鏈鎖頸的「徐州鐵鍊女」事件，震驚中外。網路影片擷圖
中國拐賣婦女是基層政權容忍的普遍犯罪
人類社會有三大古老產業：賣淫、賭博、販賣人口。中共建政後，在毛澤東統治的1950至1960年自稱掃蕩了這一切「汙泥濁水」。但我經歷過中國最黑暗的毛時代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年代，非常清楚地知道這類拐賣婦女、窮家兄弟共妻的悲情故事，幾乎是貧困農村社會普遍認可的一種生存方式。因為我小時的鄰舍家就有男童被拐賣，西北地方存在「拉邊套」這種一妻多夫狀態。在這位徐州鐵鍊女的前面，排有一長列與她同樣遭遇的中國女子；在她的後面必將還會有後繼者。
1988年，上海同濟大學一位女研究生（黨員、班長）被一位16歲的農村女孩在鄭州拐賣至山東，此事披露之後，當時很有影響力的《光明日報》記者武勤英追蹤調查，1988年9月3日，在該報發表一篇〈沉重的思考——對11位女研究生被騙案的追蹤採訪〉，曝光了這十多位女研究生被拐賣的案件，轟動全國。
浙江文藝出版社於1989年5月出版紀實文學《古老的罪惡》，該書透露了全國拐賣人口的惡劣現狀，對徐州的描述如下：1986年以來，從全國各地被人販子拐賣到江蘇省徐州市所屬6個縣的婦女共有48,100名。徐州銅山縣伊莊鄉牛樓村在1988年前，幾年內增加人口200多名，幾乎全部是從雲南、貴州、四川被拐賣來的婦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婦女的三分之二。1990年代，江蘇省泗陽縣來安鄉姜集村一度是整個蘇北最大的人口販賣批發市場。
簡單概括，從雲南、貴州、四川等西南山區拐賣婦女到蘇北以及周邊的山東、河南，起於1978年之後，蔓延於80年代，隨後在90年代達到頂峰。進入本世紀之後，據官方宣稱，因為打擊力度的加強，逐漸開始減少，但仍然恐怖。據《中國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計畫（2008～2012年）》的資料顯示，僅2009年4月到2010年年底，短短一年時間，就破獲拐賣婦女案件9,165起，解救拐賣兒童9,388人，解救拐賣婦女1.8萬人。可想而知，中國這塊土地上，無數青春少女被人口販子拐騙至窮鄉僻壤，斷送一生。鐵鍊女只是被曝光的一例。
中國男女性比例失調的社會因素
溺殺女嬰是本是農耕文明重男輕女傳統，中共的計畫生育趕上了科技進步時代，農村殺女嬰往往借助B超（即超音波檢查）預先知道胎兒性別，這種狀態必然導致男女性比例失調。
聯合國將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標準定在103~107:100，即每出生100名女嬰，相應地誕生103名到107名男嬰才算合理的人口出生性別比。中國重男輕女現象在農村非常嚴重，溺女嬰現象嚴重，在計畫生育時期，不少人買通醫護人員為胎兒檢測性別，發現是女嬰就流產。因此，男女人口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2004年曾達到121：100的峰值；直到2019年，依舊維持在110：100左右。在總人口上，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000萬人口左右。光棍男多在窮鄉僻壤，有著「購買」媳婦的龐大需求，這是中國拐賣婦女現象嚴重的社會背景，再加上中國普遍漠視人權，婦女權益更加容易受到侵犯，也因此，在天高皇帝遠的農村，這種購買被拐婦女的現象會繼續下去。
中國農村的偏遠地區，男性要娶個媳婦不容易。正常婚嫁，許多地方的女子不願意嫁到窮困地區，不少農家必須讓女兒為兒子做出犧牲，採取「換親」之類的古老方式。沒女兒可交換的農家買個媳婦要花幾千元（近年漲至幾萬），這筆支出幾乎要掏空全家財力。被拐賣女性只要進了家門，就被視為「買來的財產」，必定被「買家」全家看得嚴嚴實實。
血緣、親緣與地緣利益，農村成了一個個小犯罪共同體
中國農村村落基本是自然村，不管是獨姓村還是雜姓村，彼此之間早就成了一個個利益共同體。光棍紮堆的貧困村落，花錢買媳婦習以為常。為了保護「買來的財產」，會形成一種不宣之於紙面的「鄉規民約」，以及一種保護這種「特殊私有財產」的「群防群治」體系。比如一旦發現被拐賣婦女企圖逃跑的行為，要給買家通風報信，讓他們採取措施提防；對於員警來解救剛被拐賣婦女的意圖與行動，村民會預警，會拒絕配合，讓員警找不到人。萬一被發現，村民會聚集起來阻撓員警把人帶走。
再回到徐州，據知情者透露，「在徐州，解救婦女是一件非常困難並且危險的事情。每個村口，往往有老人提著銅鑼把守，見到誰家媳婦逃跑或者外地公安進村辦案，立馬就敲響銅鑼，每個家有收買媳婦的惡人行動，被拐的女性插翅難飛，而辦案的民警在解救婦女時，被數十上百，甚至數百的村民圍攻也是常事。」不過，這現象並非只在徐州出現。事實上，在拐賣婦女兒童問題上，中國農村成了一個個犯罪共同體，從村、鄉鎮乃至縣一級政權都捲入其中。
這種情況下，別指望當地的村長、村支書（村黨支部書記，是中國共產黨最低一級的黨內領導）出面主持正義與公道。因為村長、村支書是當地村民的當家人，以照顧當地村民的利益為主。曾被2006年一部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刻畫成「最美鄉村女教師」的郜豔敏，後被網友發現，她其實是被拐賣到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靈山鎮下岸村的，這一真相讓她再次成為輿論熱點。不少記者去下岸村採訪，一些村民對到來的記者充滿敵意，他們責備郜豔敏的高調揭了村民買媳婦的瘡疤，敗壞了村子的名聲，還把村裡男人說不上媳婦歸咎於她。村支書質問前來採訪的記者：「村裡還有60多個光棍，你們給辦辦？」
徐州豐縣的惡劣有其地域文化因素
我用「人口拐賣的小共同體犯罪」來形容中國農村基層。為什麼徐州會如此惡劣？這與徐州各縣悠久的拐賣人口歷史相關。這次鐵鍊女不僅讓國內外華人重溫了1989年以前，幾年之間共拐賣將近5萬婦女這段穢史，還發現了董集村早就形成了拐賣人口的犯罪共同體——該村還有一位也拴著鏈子長年趴在地上的被拐婦女，買媳婦是當地習俗而且得不到善待，村民們對此不覺有異，習以為常。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根據國內資訊寫成的〈法院拒絕多名被拐賣婦女離婚申訴 豐縣經常發現女性屍體〉（2022年2月16日），引述《中國經濟週刊》報導，指出中國裁判文書網披露，徐州豐縣人民法院判決的數起被拐賣婦女離婚案，法官均不支持原告人離婚訴訟。許多女子走投無路，最後只能自殺。線民還特別指出，因為腐敗醜聞而於2015年離職的徐州市豐縣法院順河法庭庭長黃濤，曾有過三次這樣的判例，其他法官也做過這種完全沒有是非之辨與法治觀念的離婚判決。這些舉報見於網路之後，所以有判決書全被徐州當局刪除。
我認為徐州黃濤等法官無視被拐婦女的悲慘處境，硬性維持拐賣者利益的判例表明，徐州市及下屬各縣的黨政系統其實已經預設當地這種拐賣婚姻的合法化，甚至默認了農村男子「家暴」的普遍存在——按慣例，司法腐敗是政治腐敗到非常嚴重時才會出現的現象。徐州有份《徐州日報》，是中共徐州市委機關報，1948年12月10日創刊，日發行量12萬份。徐州拐賣婦女在中國曾被多方報導，我用「拐賣婦女」四字在《徐州日報》網頁上搜索歷年資訊，共獲70條，今年三條，竟無一條涉及豐縣鐵鍊女，全是表揚當地政府關心打拐、協助被拐兒童尋找家人的報導。
所有這些，都說明江蘇省徐州市這個地區在拐賣人口方面存在一個涉及地方政府直至基層的黨政系統、警方、法律的犯罪共同體共犯結構。否則無法解釋當地為什麼存在持續幾十年、涉及範圍甚廣的拐賣人口犯罪。
至於徐州民風、民俗這類話題，網上討論甚多。比如自古以來，黃泛區（黃河泛濫區域。一般指1938年6月河南省鄭州市附近的花園口堤岸遭到破壞后的受災地區）都有蠻荒的底色。徐州及整個蘇北地處黃河下游，從古到今，這裡的社會秩序都是極其脆弱的，洪水過後，財富盡成水漂，親人鄉鄰十不存半，辛勤耕作積累資金，增購田產的模式在這裡行不通，因而鄉民多重短期利益，哪怕掠奪也在所不惜。這些都有道理，我就不再贅述。
中國政府打拐更多是打造「面子工程」
聯合國每年出版的《世界人口販賣報告》（UN Human Trafficking Report），列在第一的就是東亞地區，偶爾也會點名說中國是人口販賣大國。這裡僅舉幾例：比如2007年美國國務院的報告認為，中國的人口販賣問題以境內拐賣為主；2017年美國國務院再度在報告中指稱，中國是販賣人口最嚴重國家之一。中國當然不接受這些指責，每次都予以反擊，比如《新華社》2019年刊發專文〈罄竹難書！美國人口販運罪行史話〉予以回擊。有時候，中國出於睦鄰考慮，會抓捕一些涉外人販子，比如2019年中國公安部與緬甸、柬埔寨、寮國、越南、泰國警方合作，六國警方聯合開展打擊拐賣人口行動，破獲拐賣案件和婚姻詐騙案件760 起，抓獲犯罪嫌疑人1,332名，解救被拐外籍婦女1,130名，兒童17名。
但是，中國的人口拐賣主要在國內，因此，所謂「2019六國聯合打拐行動」，不過是面子工程，中國想通過這一行動證明中國不是野蠻國度。對於國內的人口拐賣，各級政府裝聾作啞。比如，中國國務院2021年4月28日頒布《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畫（2021～2030年）》，江蘇省遲至2021年12月11日才頒布《省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江蘇省貫徹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畫（2021～2030年）實施意見的通知》。就在一個多月之後，徐州鐵鍊女事件曝光。從事件的曝光直到目前，徐州地方當局及江蘇省級當局表現的就是打拐行動主要是發各種通告敷衍輿論，估計拖到輿論降溫之後，再按政治需要處理一些人，但決不會擴大打擊面，處理政府、員警、法院系統涉及人口拐賣犯罪的各種參與者。
在中共治理下，除了長三角與珠三角這種對外開放較大的地區農村之外，大部分農村地區早就淪為與現代精神文明絕緣的鹽鹼地，徐州只是其中一塊鹽鹼化比較深重的區塊而已。徐州鐵鍊女的悲慘故事曝光後，不少人放下心理負擔，願意講出家人的類似遭遇，尤其是願意面對並批判中國底層之惡。這在認識上是跨越了很大一步，因為中共革命依賴流氓無產者起家，其宣傳向來是人民神聖，而底層則被視為人民的代表。
【本文摘自《看》雜誌第231期，更多內容請見http://www.watchinese.com】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註明來源：《看》雜誌 第231期）謝謝！
中國拐賣婦女是基層政權容忍的普遍犯罪
人類社會有三大古老產業：賣淫、賭博、販賣人口。中共建政後，在毛澤東統治的1950至1960年自稱掃蕩了這一切「汙泥濁水」。但我經歷過中國最黑暗的毛時代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年代，非常清楚地知道這類拐賣婦女、窮家兄弟共妻的悲情故事，幾乎是貧困農村社會普遍認可的一種生存方式。因為我小時的鄰舍家就有男童被拐賣，西北地方存在「拉邊套」這種一妻多夫狀態。在這位徐州鐵鍊女的前面，排有一長列與她同樣遭遇的中國女子；在她的後面必將還會有後繼者。
1988年，上海同濟大學一位女研究生（黨員、班長）被一位16歲的農村女孩在鄭州拐賣至山東，此事披露之後，當時很有影響力的《光明日報》記者武勤英追蹤調查，1988年9月3日，在該報發表一篇〈沉重的思考——對11位女研究生被騙案的追蹤採訪〉，曝光了這十多位女研究生被拐賣的案件，轟動全國。
浙江文藝出版社於1989年5月出版紀實文學《古老的罪惡》，該書透露了全國拐賣人口的惡劣現狀，對徐州的描述如下：1986年以來，從全國各地被人販子拐賣到江蘇省徐州市所屬6個縣的婦女共有48,100名。徐州銅山縣伊莊鄉牛樓村在1988年前，幾年內增加人口200多名，幾乎全部是從雲南、貴州、四川被拐賣來的婦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婦女的三分之二。1990年代，江蘇省泗陽縣來安鄉姜集村一度是整個蘇北最大的人口販賣批發市場。
簡單概括，從雲南、貴州、四川等西南山區拐賣婦女到蘇北以及周邊的山東、河南，起於1978年之後，蔓延於80年代，隨後在90年代達到頂峰。進入本世紀之後，據官方宣稱，因為打擊力度的加強，逐漸開始減少，但仍然恐怖。據《中國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計畫（2008～2012年）》的資料顯示，僅2009年4月到2010年年底，短短一年時間，就破獲拐賣婦女案件9,165起，解救拐賣兒童9,388人，解救拐賣婦女1.8萬人。可想而知，中國這塊土地上，無數青春少女被人口販子拐騙至窮鄉僻壤，斷送一生。鐵鍊女只是被曝光的一例。
中國男女性比例失調的社會因素
溺殺女嬰是本是農耕文明重男輕女傳統，中共的計畫生育趕上了科技進步時代，農村殺女嬰往往借助B超（即超音波檢查）預先知道胎兒性別，這種狀態必然導致男女性比例失調。
聯合國將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標準定在103~107:100，即每出生100名女嬰，相應地誕生103名到107名男嬰才算合理的人口出生性別比。中國重男輕女現象在農村非常嚴重，溺女嬰現象嚴重，在計畫生育時期，不少人買通醫護人員為胎兒檢測性別，發現是女嬰就流產。因此，男女人口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2004年曾達到121：100的峰值；直到2019年，依舊維持在110：100左右。在總人口上，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000萬人口左右。光棍男多在窮鄉僻壤，有著「購買」媳婦的龐大需求，這是中國拐賣婦女現象嚴重的社會背景，再加上中國普遍漠視人權，婦女權益更加容易受到侵犯，也因此，在天高皇帝遠的農村，這種購買被拐婦女的現象會繼續下去。
中國農村的偏遠地區，男性要娶個媳婦不容易。正常婚嫁，許多地方的女子不願意嫁到窮困地區，不少農家必須讓女兒為兒子做出犧牲，採取「換親」之類的古老方式。沒女兒可交換的農家買個媳婦要花幾千元（近年漲至幾萬），這筆支出幾乎要掏空全家財力。被拐賣女性只要進了家門，就被視為「買來的財產」，必定被「買家」全家看得嚴嚴實實。
血緣、親緣與地緣利益，農村成了一個個小犯罪共同體
中國農村村落基本是自然村，不管是獨姓村還是雜姓村，彼此之間早就成了一個個利益共同體。光棍紮堆的貧困村落，花錢買媳婦習以為常。為了保護「買來的財產」，會形成一種不宣之於紙面的「鄉規民約」，以及一種保護這種「特殊私有財產」的「群防群治」體系。比如一旦發現被拐賣婦女企圖逃跑的行為，要給買家通風報信，讓他們採取措施提防；對於員警來解救剛被拐賣婦女的意圖與行動，村民會預警，會拒絕配合，讓員警找不到人。萬一被發現，村民會聚集起來阻撓員警把人帶走。
再回到徐州，據知情者透露，「在徐州，解救婦女是一件非常困難並且危險的事情。每個村口，往往有老人提著銅鑼把守，見到誰家媳婦逃跑或者外地公安進村辦案，立馬就敲響銅鑼，每個家有收買媳婦的惡人行動，被拐的女性插翅難飛，而辦案的民警在解救婦女時，被數十上百，甚至數百的村民圍攻也是常事。」不過，這現象並非只在徐州出現。事實上，在拐賣婦女兒童問題上，中國農村成了一個個犯罪共同體，從村、鄉鎮乃至縣一級政權都捲入其中。
這種情況下，別指望當地的村長、村支書（村黨支部書記，是中國共產黨最低一級的黨內領導）出面主持正義與公道。因為村長、村支書是當地村民的當家人，以照顧當地村民的利益為主。曾被2006年一部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刻畫成「最美鄉村女教師」的郜豔敏，後被網友發現，她其實是被拐賣到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靈山鎮下岸村的，這一真相讓她再次成為輿論熱點。不少記者去下岸村採訪，一些村民對到來的記者充滿敵意，他們責備郜豔敏的高調揭了村民買媳婦的瘡疤，敗壞了村子的名聲，還把村裡男人說不上媳婦歸咎於她。村支書質問前來採訪的記者：「村裡還有60多個光棍，你們給辦辦？」
徐州豐縣的惡劣有其地域文化因素
我用「人口拐賣的小共同體犯罪」來形容中國農村基層。為什麼徐州會如此惡劣？這與徐州各縣悠久的拐賣人口歷史相關。這次鐵鍊女不僅讓國內外華人重溫了1989年以前，幾年之間共拐賣將近5萬婦女這段穢史，還發現了董集村早就形成了拐賣人口的犯罪共同體——該村還有一位也拴著鏈子長年趴在地上的被拐婦女，買媳婦是當地習俗而且得不到善待，村民們對此不覺有異，習以為常。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根據國內資訊寫成的〈法院拒絕多名被拐賣婦女離婚申訴 豐縣經常發現女性屍體〉（2022年2月16日），引述《中國經濟週刊》報導，指出中國裁判文書網披露，徐州豐縣人民法院判決的數起被拐賣婦女離婚案，法官均不支持原告人離婚訴訟。許多女子走投無路，最後只能自殺。線民還特別指出，因為腐敗醜聞而於2015年離職的徐州市豐縣法院順河法庭庭長黃濤，曾有過三次這樣的判例，其他法官也做過這種完全沒有是非之辨與法治觀念的離婚判決。這些舉報見於網路之後，所以有判決書全被徐州當局刪除。
我認為徐州黃濤等法官無視被拐婦女的悲慘處境，硬性維持拐賣者利益的判例表明，徐州市及下屬各縣的黨政系統其實已經預設當地這種拐賣婚姻的合法化，甚至默認了農村男子「家暴」的普遍存在——按慣例，司法腐敗是政治腐敗到非常嚴重時才會出現的現象。徐州有份《徐州日報》，是中共徐州市委機關報，1948年12月10日創刊，日發行量12萬份。徐州拐賣婦女在中國曾被多方報導，我用「拐賣婦女」四字在《徐州日報》網頁上搜索歷年資訊，共獲70條，今年三條，竟無一條涉及豐縣鐵鍊女，全是表揚當地政府關心打拐、協助被拐兒童尋找家人的報導。
所有這些，都說明江蘇省徐州市這個地區在拐賣人口方面存在一個涉及地方政府直至基層的黨政系統、警方、法律的犯罪共同體共犯結構。否則無法解釋當地為什麼存在持續幾十年、涉及範圍甚廣的拐賣人口犯罪。
至於徐州民風、民俗這類話題，網上討論甚多。比如自古以來，黃泛區（黃河泛濫區域。一般指1938年6月河南省鄭州市附近的花園口堤岸遭到破壞后的受災地區）都有蠻荒的底色。徐州及整個蘇北地處黃河下游，從古到今，這裡的社會秩序都是極其脆弱的，洪水過後，財富盡成水漂，親人鄉鄰十不存半，辛勤耕作積累資金，增購田產的模式在這裡行不通，因而鄉民多重短期利益，哪怕掠奪也在所不惜。這些都有道理，我就不再贅述。
中國政府打拐更多是打造「面子工程」
聯合國每年出版的《世界人口販賣報告》（UN Human Trafficking Report），列在第一的就是東亞地區，偶爾也會點名說中國是人口販賣大國。這裡僅舉幾例：比如2007年美國國務院的報告認為，中國的人口販賣問題以境內拐賣為主；2017年美國國務院再度在報告中指稱，中國是販賣人口最嚴重國家之一。中國當然不接受這些指責，每次都予以反擊，比如《新華社》2019年刊發專文〈罄竹難書！美國人口販運罪行史話〉予以回擊。有時候，中國出於睦鄰考慮，會抓捕一些涉外人販子，比如2019年中國公安部與緬甸、柬埔寨、寮國、越南、泰國警方合作，六國警方聯合開展打擊拐賣人口行動，破獲拐賣案件和婚姻詐騙案件760 起，抓獲犯罪嫌疑人1,332名，解救被拐外籍婦女1,130名，兒童17名。
但是，中國的人口拐賣主要在國內，因此，所謂「2019六國聯合打拐行動」，不過是面子工程，中國想通過這一行動證明中國不是野蠻國度。對於國內的人口拐賣，各級政府裝聾作啞。比如，中國國務院2021年4月28日頒布《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畫（2021～2030年）》，江蘇省遲至2021年12月11日才頒布《省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江蘇省貫徹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畫（2021～2030年）實施意見的通知》。就在一個多月之後，徐州鐵鍊女事件曝光。從事件的曝光直到目前，徐州地方當局及江蘇省級當局表現的就是打拐行動主要是發各種通告敷衍輿論，估計拖到輿論降溫之後，再按政治需要處理一些人，但決不會擴大打擊面，處理政府、員警、法院系統涉及人口拐賣犯罪的各種參與者。
在中共治理下，除了長三角與珠三角這種對外開放較大的地區農村之外，大部分農村地區早就淪為與現代精神文明絕緣的鹽鹼地，徐州只是其中一塊鹽鹼化比較深重的區塊而已。徐州鐵鍊女的悲慘故事曝光後，不少人放下心理負擔，願意講出家人的類似遭遇，尤其是願意面對並批判中國底層之惡。這在認識上是跨越了很大一步，因為中共革命依賴流氓無產者起家，其宣傳向來是人民神聖，而底層則被視為人民的代表。
【本文摘自《看》雜誌第231期，更多內容請見http://www.watchinese.com】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註明來源：《看》雜誌 第231期）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