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徐州鐵鍊女事件透視中國農村現狀

中國農村的偏遠地區,男性要娶個媳婦不容易。正常婚嫁,許多地方的女子不願意嫁到窮困地區,不少農家必須讓女兒為兒子做出犧牲,採取「換親」之類的古老方式。沒女兒可交換的農家買個媳婦要花幾千元(近年漲至幾萬),這筆支出幾乎要掏空全家財力。被拐賣女性只要進了家門,就被視為「買來的財產」,必定被「買家」全家看得嚴嚴實實。

血緣、親緣與地緣利益,農村成了一個個小犯罪共同體

中國農村村落基本是自然村,不管是獨姓村還是雜姓村,彼此之間早就成了一個個利益共同體。光棍紮堆的貧困村落,花錢買媳婦習以為常。為了保護「買來的財產」,會形成一種不宣之於紙面的「鄉規民約」,以及一種保護這種「特殊私有財產」的「群防群治」體系。比如一旦發現被拐賣婦女企圖逃跑的行為,要給買家通風報信,讓他們採取措施提防;對於員警來解救剛被拐賣婦女的意圖與行動,村民會預警,會拒絕配合,讓員警找不到人。萬一被發現,村民會聚集起來阻撓員警把人帶走。

再回到徐州,據知情者透露,「在徐州,解救婦女是一件非常困難並且危險的事情。每個村口,往往有老人提著銅鑼把守,見到誰家媳婦逃跑或者外地公安進村辦案,立馬就敲響銅鑼,每個家有收買媳婦的惡人行動,被拐的女性插翅難飛,而辦案的民警在解救婦女時,被數十上百,甚至數百的村民圍攻也是常事。」不過,這現象並非只在徐州出現。事實上,在拐賣婦女兒童問題上,中國農村成了一個個犯罪共同體,從村、鄉鎮乃至縣一級政權都捲入其中。

這種情況下,別指望當地的村長、村支書(村黨支部書記,是中國共產黨最低一級的黨內領導)出面主持正義與公道。因為村長、村支書是當地村民的當家人,以照顧當地村民的利益為主。曾被2006年一部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刻畫成「最美鄉村女教師」的郜豔敏,後被網友發現,她其實是被拐賣到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靈山鎮下岸村的,這一真相讓她再次成為輿論熱點。不少記者去下岸村採訪,一些村民對到來的記者充滿敵意,他們責備郜豔敏的高調揭了村民買媳婦的瘡疤,敗壞了村子的名聲,還把村裡男人說不上媳婦歸咎於她。村支書質問前來採訪的記者:「村裡還有60多個光棍,你們給辦辦?」

徐州豐縣的惡劣有其地域文化因素

我用「人口拐賣的小共同體犯罪」來形容中國農村基層。為什麼徐州會如此惡劣?這與徐州各縣悠久的拐賣人口歷史相關。這次鐵鍊女不僅讓國內外華人重溫了1989年以前,幾年之間共拐賣將近5萬婦女這段穢史,還發現了董集村早就形成了拐賣人口的犯罪共同體——該村還有一位也拴著鏈子長年趴在地上的被拐婦女,買媳婦是當地習俗而且得不到善待,村民們對此不覺有異,習以為常。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根據國內資訊寫成的〈法院拒絕多名被拐賣婦女離婚申訴 豐縣經常發現女性屍體〉(2022年2月16日),引述《中國經濟週刊》報導,指出中國裁判文書網披露,徐州豐縣人民法院判決的數起被拐賣婦女離婚案,法官均不支持原告人離婚訴訟。許多女子走投無路,最後只能自殺。線民還特別指出,因為腐敗醜聞而於2015年離職的徐州市豐縣法院順河法庭庭長黃濤,曾有過三次這樣的判例,其他法官也做過這種完全沒有是非之辨與法治觀念的離婚判決。這些舉報見於網路之後,所以有判決書全被徐州當局刪除。

我認為徐州黃濤等法官無視被拐婦女的悲慘處境,硬性維持拐賣者利益的判例表明,徐州市及下屬各縣的黨政系統其實已經預設當地這種拐賣婚姻的合法化,甚至默認了農村男子「家暴」的普遍存在——按慣例,司法腐敗是政治腐敗到非常嚴重時才會出現的現象。徐州有份《徐州日報》,是中共徐州市委機關報,1948年12月10日創刊,日發行量12萬份。徐州拐賣婦女在中國曾被多方報導,我用「拐賣婦女」四字在《徐州日報》網頁上搜索歷年資訊,共獲70條,今年三條,竟無一條涉及豐縣鐵鍊女,全是表揚當地政府關心打拐、協助被拐兒童尋找家人的報導。

所有這些,都說明江蘇省徐州市這個地區在拐賣人口方面存在一個涉及地方政府直至基層的黨政系統、警方、法律的犯罪共同體共犯結構。否則無法解釋當地為什麼存在持續幾十年、涉及範圍甚廣的拐賣人口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