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正義都應該以正義的手段達成 檢討台灣違反法治正義的希特勒式保育

每年十月份成千上萬的猛禽鷹鷲過境恆春半島,光是目測就知道「數量超過環境容許量」。


「希特勒」是一連串負面概念的代名詞 獨裁、殘暴、屠殺、戰爭販子、種族滅絕。希特勒的主張能有票房是出自「德國人至上」的概念,這些主張讓一次大戰後倍受制裁與蕭條所苦的德國民眾瘋狂的加以支持。那麼台灣的保育和希特勒之間有什麼可比性?

煽動性與人民的惶惑不安是兩者的共同處。藉著個人魅力與極富煽動性的演說,希特勒逐步由政黨領袖、國會議員與支持獨裁的立法來獲得最高權力,粗看樣樣合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的施行荒腔走板

我們台灣表面上富裕安定,但從當年經濟起飛到現在有個獨特的現象是各式各樣的宗教特別興旺,這是心中有所不足時的正常反應。已經富貴的人希望常保富貴,在人為設計下造成的無殼蝸牛求神保佑,希望有一天政府能高抬貴手允許立法院訂定放寬土地建蔽率的法律讓自己買得起房子,而更多的人是感受到環境的日趨惡劣。因此,生態保育人士自然也成了被膜拜的對象之一。和宗教人士一樣,保育人士中也不免有無良神棍。問題是如果沒有有力人士的加持,一個神棍是沒有辦法像希特勒一樣造成這麼大的破壞力。而當有一天「有力人士」中包括大量的政府官員、檢察官、法官時,這會成為什麼光景?請由以下實例看看貌似無害的生態保育能輕易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民國七十八年訂定的《野生動物保育法》不只是自然保育的里程碑,這部法律也吸納了之前的狩獵法。理論上,它應該是兼顧了野生動物的保育與利用,但到了實行時卻是荒腔走板。

光是哪些動物應該列入保育動物這項就全憑各方勢力較勁來決定,而不是遵守法律。以保育動物中的「珍貴稀有類」為例,法律規定「珍貴稀有野生動物:係指各地特有或族群量稀少之野生動物。」但舉世公認族群量不稀有、每年過境數以萬計的紅尾伯勞、灰面鵟鷹被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訂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相反的,族群量稀少、舉世公認為保育動物的黑鮪魚,農委會拒絕把牠列為保育動物,放任漁民捕殺。還用「近年漁獲量有增加」的說法來為技術日益精進的漁民開脫。

明文規定超過環境容許量就可獵捕

同樣是國民,和這些幸福的漁民相比,山上的獵人如同生活在地獄。有些獵人這幾十年來在農委會、警、檢、法官的特別照應下多次進出監獄,如果這些執法人員能秉持罪刑法定原則辦案,獵人也會和其他罪犯一樣無話可說,但實情卻非如此。

剛剛在高等法院被判上訴駁回維持一年半有期徒刑的潘姓獵人在最後一次開庭的電子筆錄中有如下記載:「審判長問被告:有無最後陳述?被告答:無。」這不是事實。當時被告的回答是「請檢察官提供灰面鵟鷹於一○六年十月犯案時的族群量與環境容許量具體數字。」這筆錄為什麼會被變造?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八條明文規定,野生動物雖然被列為保育動物,但只要「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者」就允許獵捕,未經許可的獵捕也只是輕罰,不至於判刑。這是基於動物少了要保育、動物多了就可以自由利用,這是普世價值。

所以,檢察官以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罪名起訴獵人時,第一件事就是應該證明被獵捕動物的族群量沒有超過環境容許量?這個法定的定罪條件,三十多年來,所有在裁判書的主文中列入「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的有超過兩千個案件。這兩千多個案件的起訴檢察官全都沒有準備這項比較數據,法官也照單全收定罪。瀏覽自民國八十九年之後列入司法院裁判書查詢資料庫的檔案,早期時「族群量未逾環境容許量」屬於「無庸舉證的事實」,之後進化為「被告明知」,再之後是農委會可笑的詭辯「未公告此物種族群量超過環境容許量,所以族群量沒有超過環境容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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