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叫章麗曼:一個「匪諜兒子」的自白/王曉波

我的母親叫章麗曼:一個「匪諜兒子」的自白/王曉波
【編按:沉痛哀悼保釣老將王曉波(見圖)不幸病逝,謹轉載王曉波29年前一篇令人落淚的舊文】

王曉波

「從小,我不敢跟別人說母親的名字,甚至也曾在心裡抱怨過媽,害我們從小揹負『匪諜兒子』的罪名,受盡羞辱和迫害。」

>一九五三年,記得那晚全家在等爸爸從台北回來過元宵節,久久等不到,我們小孩只好先睡了。第二天醒來,只見家中凌亂,外婆不知所措的在那哭,媽媽不見了,剛滿月不久的小妹也不見了,只剩下還在熟睡的大妹、二妹。經外婆解釋,才知道,昨天深夜來了一批憲兵,抄遍全家後,把媽帶走,為了餵乳,媽把小妹一起抱走。爸爸也在台北憲兵司令部被扣押了,所以,沒有回家過元宵節。

媽媽被捕後,起先關押在台中的憲兵營部,那是前不久我父親在那當營長的地方。也許是由於父親出身憲兵官階中校的緣故罷,媽關押在台中時,還准許婆帶我去面會。在媽解送台北之前,告訴婆,只當她車禍死掉,要婆帶大我們,當時小妹在吃奶,我還記得媽對婆說:「如果帶不了那麼多,就把她(小妹)送掉罷。」媽說著就哭了出來,並摸著我的頭說:「那要好好聽婆的話,幫婆帶好妹妹。」當時我似懂非懂的含著淚點了頭。從此我們就沒有再見到媽,再見到媽的時候就只剩下一罈骨灰了。

媽遇難時二十九歲,我才只有九歲多,大妹七歲,二妹六歲,小妹未滿週歲。爸爸也因「知匪不報」判處七年徒刑。我們至今沒有見過媽的判決書,只有戶口名簿上的一欄記事──「因叛亂案經憲兵司令部判處死刑於民國四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執行死亡。」

>料理母親後事的是當時尚在憲兵服役的表兄謝永全,是他把小妹從台北抱回來的,我們才知道母親遇難了。記得當時,婆哭天搶地的叫著:「女死了,兒不在(在大陸),叫我怎麼辦啊!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啊!」我當時只有一個模糊的感覺:「以後我就是沒娘的孩子了」,兩個妹妹更是只知道傻乎乎的看著婆。

那時婆望著我們兄妹,想到母親的遇難和往後的日子,就悲從中來的哭泣,我最長,只有我安慰婆,「只要我們長大,一定會好好的孝順婆」。婆聽了更難過,又望著我們哭:「我的仔啊!你們什麼時候才長大啊!」婆不哭了,我又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但又怕再觸動婆,就只好自己跑到一條離家不遠的小河邊,獨自一個人莫名的大哭一場才回家。

我們在台灣本來就沒有什麼親戚朋友,媽出事後,更沒有什麼親戚朋友敢跟我們往來。母死父繫獄,一個外省老太婆帶著四個外孫,在人生地不熟的台灣,外婆不要說台灣話不會說,連普通話也不會講。我們是家破人亡的陷入生活的絕境。

我和大妹只好在台中育幼院掛了個院外學童的名義,每個月每人可以領到二十元的救濟金。婆要我們到市場去撿一些菜葉子回來,好一點的曬成乾鹽葉,差的就餵幾隻雞鴨,我們從來就沒有吃過婆養的雞鴨,那是逢年過節賣來換取一點現錢的。

雖然一些當年跟父親稱兄道弟的人不敢和我們往來,但是,人間還是有溫暖的,還是有些人和我們往來,例如,表兄謝永全,一些父親當年的傳令兵、司機,和幾位憲兵,幾位大舅裝甲兵裡的同學。他門偶爾經過台中,總是從微薄的薪餉中,十塊、二十塊的接濟我們。

逢年過節,別人好不熱鬧,我們只有瑟縮在家裡,但也經常有鄰居送來拜拜完了的雞鴨、肉粽,那是我至今猶記得的最美味的食物。那些鄰居,一位是長期患肺結核而賣女兒的洋鐵匠,另一位是經營冰店失敗也賣女兒的黃老闆。父親是軍人,有配給的眷糧、食鹽,母親生前常把一些我們吃不完的糧食和鹽分給他們。後來,我進台大回台中省親,有次遇見洋鐵匠太太,還拉著我的手訴說著母親,「你媽媽真正是好人,真冤枉,你都愛卡打拚,嘸好讓你媽媽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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