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與民主化
辯論與民主化
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
當人們提到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時，大概一定會提到一九八六年的民進黨成立，八七年的解除戒嚴，九二年的國會全面改選，以及九六年第一次總統民選等許多民主制度的實現，但是民主不是只有民主制度，還需要民主文化、民主生活、民主社會等許多更實質的力量來充實。
如果我們以這種更寬廣的角度來反省台灣的民主運動史，那麼對於重大議題的公開辯論，就是一種不能被忽略的民主重大事件與過程，雙英辯論也必須放在這樣的歷史視角之下考察。
一九八七年不是只有在七月解除戒嚴而已，在該年的一月十六日，當時擔任立法委員的趙少康與當時還是台北市議員的謝長廷，應《聯合月刊》的邀請，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辦了一場公開的辯論。在尚未解嚴，也並沒有結束動員戡亂體制，當然蔣經國總統也還在位的時代條件下，兩位崛起中的政治新星竟然可以針對「台灣與中國的前途」這種敏感主題進行公開辯論，並且將辯論焦點集中在當時還可能以言論構成叛亂的「住民自決」議題，實屬異數。
這場辯論有兩個重要的民主意涵。第一，辯論不是提出主張而已，還必須提出各種事實、數據與分析來支持自己的主張，因此聽眾在辯論過程中可以得到各種資訊，辯論成了公民的資訊通路。第二，如果股東大會都要聽完董事會報告才議決，民主也不可能僅是投票了事，而是一種大型的「告知後同意」，必須透過資訊提供來喚起人民的意識，動員人民的思考。因此辯論也促進了民主的意識動員。
各類辯論已成民主生活一環
趙謝當年的重要辯論，雖然受限於政治與媒體環境，因此只能在有限的報紙與刊物當中閱讀，但是這場辯論已開風氣之先，公開辯論正式進入民主化的議程。從此以後政治人物的升級門檻，不但包括參與重要選舉，也包括參加重要辯論。如果九○年代是民主化的關鍵十年，這十年也同時是辯論普及化的年代。從九一年陳水扁與馬英九的制憲修憲辯論，到九八年拜耳設廠以及○二年八吋晶圓廠登陸辯論，各類辯論已成為民主生活的一環。
值得注意的是，這十年也是全球化、資訊化與媒體化的十年。在這種發展下，不但公開辯論一定會透過電視或網路轉播直播，讓數百萬的人民可以及時收看，在議題的廣度與深度方面，更從台灣前途與自決這一類高政治性主題，擴展到環保或科技政策等高度知識性的爭議。
這次雙英辯論的主題ＥＣＦＡ，就是個既高度政治性亦高度知識性的複雜爭議。對許多人來說，了解ＥＣＦＡ的知識門檻確實相當高。不過絕不可低估的是，台灣人民對於相關資訊的強烈需求以及對於參與決定的強大渴望。在這個堅定的人民「知∕決」趨勢下，我有幾個延伸的分析。
第一，我們的民主體制，已經愈來愈顯現出無法因應此一民主文化趨勢的疲態。尤其在兩岸交流領域，這個憲政體制可說全無章法。國會對ＥＣＦＡ的審議，為什麼「還」需要馬英九掛保證呢？這難道不是憲法本身就明確要求的嗎？國會為何沒有權力召開具備公信力的聽證會呢？立委為何要不到所需要的資料，反而等到要舉行體制外辯論的時候，才由總統府送到民進黨一批無用的剪報？這些體制上的缺陷，都是比ＥＣＦＡ或其辯論更嚴重的問題。
兩岸關係制度建構走向公投
第二，兩黨都在操作某種「疑懼」的政治，民進黨強調對中國勢力的疑懼，國民黨則操作對台灣被邊緣化的焦慮。但是在「知∕決」趨勢下，人民面對疑懼政治的最直接反應就是要公開發聲，表達憂慮與訴求。但是馬英九政府，不但仍以君師之姿來「宣導」、「保證」，更以各種方式製造噤聲反對者的寒蟬效應。因此在雙英辯論的公平表象下，其實是政府與受衝擊者極為不對等的發聲比例。不過民進黨同樣要面對邊緣化的焦慮質疑，提出在中國崛起下台灣的長期發展方案。否則疑懼政治也會反噬民進黨的前途。
第三，以這種趨勢來看，攸關兩岸關係制度建構的公投，恐已不可避免。一方面總統府在兩岸關係中的單邊主義，使得國會的民主監督地位日益低下，愈來愈不受到民眾的信任與尊重。代之而起的，當然是對公民投票日增的召喚與需求。另一方面無視中國巨大威脅，假裝天真的傾中路線，更會讓防衛性公投意識更加凸顯，屆時恐怕不僅是ＥＣＦＡ，而是帶有主權宣示意涵的公投都會成案。馬總統在結辯時對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的強調，反而更像是一種警訊。
從民主的角度來看，一場精英辯論的重要性不高。重要的是，人民做主的民主文化需求，是否能被比較健全的民主制度所實現。台灣的問題又更加複雜，因為在中國的威權壓力與中華民國的危樓體制下，民主發展的前景已出現多重危機。因此守護民主的公民社會力量，除了必須持續致力於檢視診斷各種民主病徵，嘗試提出改善之議，也必須進而共同思考台灣的願景何在。
（作者為「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
當人們提到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時，大概一定會提到一九八六年的民進黨成立，八七年的解除戒嚴，九二年的國會全面改選，以及九六年第一次總統民選等許多民主制度的實現，但是民主不是只有民主制度，還需要民主文化、民主生活、民主社會等許多更實質的力量來充實。
如果我們以這種更寬廣的角度來反省台灣的民主運動史，那麼對於重大議題的公開辯論，就是一種不能被忽略的民主重大事件與過程，雙英辯論也必須放在這樣的歷史視角之下考察。
一九八七年不是只有在七月解除戒嚴而已，在該年的一月十六日，當時擔任立法委員的趙少康與當時還是台北市議員的謝長廷，應《聯合月刊》的邀請，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辦了一場公開的辯論。在尚未解嚴，也並沒有結束動員戡亂體制，當然蔣經國總統也還在位的時代條件下，兩位崛起中的政治新星竟然可以針對「台灣與中國的前途」這種敏感主題進行公開辯論，並且將辯論焦點集中在當時還可能以言論構成叛亂的「住民自決」議題，實屬異數。
這場辯論有兩個重要的民主意涵。第一，辯論不是提出主張而已，還必須提出各種事實、數據與分析來支持自己的主張，因此聽眾在辯論過程中可以得到各種資訊，辯論成了公民的資訊通路。第二，如果股東大會都要聽完董事會報告才議決，民主也不可能僅是投票了事，而是一種大型的「告知後同意」，必須透過資訊提供來喚起人民的意識，動員人民的思考。因此辯論也促進了民主的意識動員。
各類辯論已成民主生活一環
趙謝當年的重要辯論，雖然受限於政治與媒體環境，因此只能在有限的報紙與刊物當中閱讀，但是這場辯論已開風氣之先，公開辯論正式進入民主化的議程。從此以後政治人物的升級門檻，不但包括參與重要選舉，也包括參加重要辯論。如果九○年代是民主化的關鍵十年，這十年也同時是辯論普及化的年代。從九一年陳水扁與馬英九的制憲修憲辯論，到九八年拜耳設廠以及○二年八吋晶圓廠登陸辯論，各類辯論已成為民主生活的一環。
值得注意的是，這十年也是全球化、資訊化與媒體化的十年。在這種發展下，不但公開辯論一定會透過電視或網路轉播直播，讓數百萬的人民可以及時收看，在議題的廣度與深度方面，更從台灣前途與自決這一類高政治性主題，擴展到環保或科技政策等高度知識性的爭議。
這次雙英辯論的主題ＥＣＦＡ，就是個既高度政治性亦高度知識性的複雜爭議。對許多人來說，了解ＥＣＦＡ的知識門檻確實相當高。不過絕不可低估的是，台灣人民對於相關資訊的強烈需求以及對於參與決定的強大渴望。在這個堅定的人民「知∕決」趨勢下，我有幾個延伸的分析。
第一，我們的民主體制，已經愈來愈顯現出無法因應此一民主文化趨勢的疲態。尤其在兩岸交流領域，這個憲政體制可說全無章法。國會對ＥＣＦＡ的審議，為什麼「還」需要馬英九掛保證呢？這難道不是憲法本身就明確要求的嗎？國會為何沒有權力召開具備公信力的聽證會呢？立委為何要不到所需要的資料，反而等到要舉行體制外辯論的時候，才由總統府送到民進黨一批無用的剪報？這些體制上的缺陷，都是比ＥＣＦＡ或其辯論更嚴重的問題。
兩岸關係制度建構走向公投
第二，兩黨都在操作某種「疑懼」的政治，民進黨強調對中國勢力的疑懼，國民黨則操作對台灣被邊緣化的焦慮。但是在「知∕決」趨勢下，人民面對疑懼政治的最直接反應就是要公開發聲，表達憂慮與訴求。但是馬英九政府，不但仍以君師之姿來「宣導」、「保證」，更以各種方式製造噤聲反對者的寒蟬效應。因此在雙英辯論的公平表象下，其實是政府與受衝擊者極為不對等的發聲比例。不過民進黨同樣要面對邊緣化的焦慮質疑，提出在中國崛起下台灣的長期發展方案。否則疑懼政治也會反噬民進黨的前途。
第三，以這種趨勢來看，攸關兩岸關係制度建構的公投，恐已不可避免。一方面總統府在兩岸關係中的單邊主義，使得國會的民主監督地位日益低下，愈來愈不受到民眾的信任與尊重。代之而起的，當然是對公民投票日增的召喚與需求。另一方面無視中國巨大威脅，假裝天真的傾中路線，更會讓防衛性公投意識更加凸顯，屆時恐怕不僅是ＥＣＦＡ，而是帶有主權宣示意涵的公投都會成案。馬總統在結辯時對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的強調，反而更像是一種警訊。
從民主的角度來看，一場精英辯論的重要性不高。重要的是，人民做主的民主文化需求，是否能被比較健全的民主制度所實現。台灣的問題又更加複雜，因為在中國的威權壓力與中華民國的危樓體制下，民主發展的前景已出現多重危機。因此守護民主的公民社會力量，除了必須持續致力於檢視診斷各種民主病徵，嘗試提出改善之議，也必須進而共同思考台灣的願景何在。
（作者為「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