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被困住的香港民主 出路在哪裡？

香港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後，新興政團持續湧現，令在野派走向碎片化。特區政府為制衡當時得到多數選民支持的民主黨，便將立法會選舉制度從勝者全取的單議席單票制改為比例代表制。為應對新制度，民主黨在二○○○年選舉採用分拆名單策略，令多名民主黨人士順利當選。可是這也讓非主流派知道只需取得幾個百分點的支持就有機會當選，紛紛自立門戶。

比例代表制讓政治版圖碎片化

香港主權移交後就遇上亞太金融風暴，又先後遭遇禽流感及ＳＡＲＳ疫情。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屢次行政失當，令民怨沸騰。特區政府卻仍強推《國家安全法》（《國安法》），導致○三年七月一日超過五十萬人上街抗議，迫使政府擱置該法案。同年區議會選舉，「七一效應」令不少民主派素人單靠意識形態議題就成功當選。到○六年，部分反《國安法》的專業人士整合為公民黨，而「長毛」梁國雄則與以評論員黃毓民為首的激進民主派組成社會民主連線，改寫香港政治版圖。
港式比例代表制的要義在於「貴精不貴多」，只需幾個百分點的忠實支持者，再加游離選民支持就有望當選。於是新興政團為凝聚小眾支持者，紛紛爭奪道德高地，批評其他在野派，並把自己描述為「清流」。在○八年立法會選舉，社會民主連線就在選舉論壇攻擊取態溫和的公民黨，即成功搶到三席而急速冒起。
激進派如昔日民主黨少壯派，重視街頭抗爭，批評主流民主派把議會和街頭割裂，對社會抗爭反應遲鈍。不過平心而論，這未必是由民主派議員刻意造成。自一九九○年代起，社運界普遍重視運動的單一和純潔，選擇與政黨、政治人物保持距離。民主派因此在街頭抗爭陷於被動而尷尬的局面：他們低調，就會被批評「失蹤」；他們高調，又會被視為「騎劫」運動、「撈政治油水」。香港民主派處境，與台灣民進黨大老、立委在太陽花運動期間只能守門口的情況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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