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面降低物價的政策有很多困難
最近許多國家物價大幅上漲，各國央行面臨必須提高利率和緊縮貨幣的壓力。但緊縮貨幣是不是當前適當的對策則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就認為，現在的物價上漲是供給面的問題，因此該從投資下手來增加供給或解決供給面的瓶頸，而升息這種政策反而會造成投資困難，所以不是正確有效的政策。就如本專欄3月號（《看》雜誌231期，〈物價問題沒有單一藥方〉）所指出，物價問題有許多原因和許多層面，看法難免分歧。如果先不管其他原因，而照史提格里茲的主張，假設目前物價上漲是由供給面的因素所造成，緊縮貨幣政策的確不是適當的對策，但他主張的投資恐怕也緩不濟急，也許允許一般物價比平常多漲一點，會是更合理的做法。
若用一般個別產品由供需來決定價格的理論或思維來看，產品若因需求增加而使價格上漲，則升息這類讓需求減少的政策，能使價格下降而產量恢復原狀。但若是因供給減少而使價格上漲，則降低需求的政策即使能壓低價格，產量卻會減少，這再加上原本供給減少而價格上升時所減少的產量，將使產量減少更多，若有很多產業出現這種現象，經濟可能會陷入不景氣。所以到這裡為止，史提格里茲的主張是對的。
增加投資以壓低物價有用嗎？
但要藉投資消除供給面的問題而使物價回跌，則不是那麼容易。其第一個困難是供給即使能因此增加，也常是在一段時間之後，以晶片而言可能要好幾年，因此阻止不了現在的物價上漲。幾年後供給增加時，價格卻可能回跌，但那不是解決現在的通貨膨脹，而更可能是造成幾年後的物價下跌，甚至通貨緊縮問題。
靠低利率增加投資以增加供給平抑物價的第二個困難，是低利率不見得能增加特定產業的投資。以半導體為例，技術和人才的限制就可能使投資不易因利率降低而增加，否則各國只要給台積電低利貸款就可吸引台積電去投資，不必提鉅額政府補貼和很多其他配套措施。即使就整個國家而言，利率對投資的影響也可能不是很大，許松根教授的實證研究即曾指出，利率對台灣民間投資的影響並不大。
而所謂供給面的因素也並不只有供給減少，或供給曲線左移這種教科書上的標準情況，其他還有不少更複雜的情況，並非增加投資所能解決。這是以投資降低物價的第三個困難。近幾十年，甚至歷史上供給面造成物價上漲最嚴重的例子，大概是1973年的第一次能源危機。當時石油輸出國家聯合抬高價格，使油價上漲三倍，各國採取了很多不同的對策，但都不能解決問題，因為產量和價格大部分控制在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手中。現在天然氣、石油、糧食以及供應鏈中的不少產品的漲價或斷貨，也有政治或其他因素，不易用供需和投資等經濟方法在短期內解決。雖已事過近五十年，至今仍沒有那種公認可行的經濟方法，可以順利消除1973年油價上漲對物價的衝擊。
本次物價上漲原因複雜
而這次物價上漲更有眾多複雜原因，新技術發展、對全球化利弊的反思、美中貿易紛爭、新冠肺炎流行造成的各種障礙和風險，以及對某些國家不公平政策，乃至侵略野心的認識，都促使全球分工方式須重新規劃，而產品相對成本和價格也因而必須改變。這種相對價格必須改變的情況，使根據暗中假設只有一種產品的總體經濟理論和簡化的政策推理，很難解決實際的問題（請參閱《看》雜誌3月號本專欄〈物價問題沒有單一藥方〉的說明）。如果技術因素原先使A產品的成本大約是B產品的2倍，現在技術改變使成本變為了3倍，則各種供需面的政策都難以使兩種產品的價格都不變。B的價格若不變，A就得漲價；A的價格若不變，B就得跌價。
上例中，若假設A和B原先的價格分別為2元和1元，則在相對生產成本和相對價格改變之後，若要維持兩者的平均價格仍為1.5元，A必須漲價為2.25元，B必須跌價為0.75元（A產品的成本變成B產品的3倍）。這也就是說，為了維持一般物價不變，相對成本或價格下降的產品必須跌價，相對成本變化愈大，所需的跌價幅度也愈大。
這種情況下的供給面一種可能政策是要提高B的投資和產能，而以產能過剩乃至不景氣來逼其價格下跌。但廠商可能不太願意在這種預期和目標下配合政府投資。如果B產品因為某些原因不願跌價，則相對成本的變化也可能反映在A產品價格的上漲。這是目前常見的物價上漲原因。人們若看到A價格上漲，而要增加A的投資和產能以抑制價格，則更是違背了相對價格該調整的正確方向。因此，除非能將相對生產成本的變化扭轉回來，否則供給面的政策並不是平抑相對成本改變所造成之物價上漲現象的好方法。
降低關稅和貿易障礙？
在史提格里茲所講的投資之外，降低關稅和貿易障礙以降低進口成本，也可算是一種供給面降低物價的方法。在簡化的理論中，這似乎是立竿見影的方法。但在較細緻的理論和實務中，問題則比較複雜一點，其效果要看進出口雙方的壟斷能力和策略而定。進口關稅下降時可能出口價格不變，而使加上關稅之後的進口成本下降，但國內有獨占力的進口和銷售商不一定把這成本下降反應在售價上，而不一定有平抑物價的效果。有獨占力或其他目的之出口商或外國政府也可能提高出口價格，而吃下降低關稅的利益，使進口成本及進口國內的售價不變或下降不多。想降低關稅以平抑物價的國家，要小心評估降稅能使價格下降的程度及可能性，不要只用簡化的理論或感覺來做決策。
美國在川普政府對中國產品課附加關稅時，即有人以這會使物價上漲來反對。現在美國物價因各種原因而上漲，當然也有人認為該降低或拿掉這些關稅。拜登政府也已表示要考慮調降。但美國不只該考慮前述獨占力量和外國策略使某些產品降稅卻未能降價的可能性，也應考慮當初加徵關稅的目的再做決定。加徵關稅是要減少對中國進口以減少其對美國產業和勞工的傷害，加徵關稅也有要中國降價，以吐出部分不公平競爭之利益的作用，而加徵關稅更是要抵銷中國的補貼等不公平政策，並逼中國拿掉不公平貿易的手段。降低關稅在降低物價方面的短期利益要大於上述長期政策目標的利益，才值得考慮。而符合這條件的產品可能不多。
由此看來，物價上漲的原因和涉及的產品很多，需求和供給政策可能都只在一部分情況下有用，所以政府可能要多種政策同時考慮，而分別運用在不同情況。而由於不少產品有價格不易下降的問題，為使相對價格應順利調整到合理水準，各國政府似應考慮暫時接受稍高的一般物價上漲率。
【本文摘自《看》雜誌第234期，更多內容請見http://www.wa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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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一般個別產品由供需來決定價格的理論或思維來看，產品若因需求增加而使價格上漲，則升息這類讓需求減少的政策，能使價格下降而產量恢復原狀。但若是因供給減少而使價格上漲，則降低需求的政策即使能壓低價格，產量卻會減少，這再加上原本供給減少而價格上升時所減少的產量，將使產量減少更多，若有很多產業出現這種現象，經濟可能會陷入不景氣。所以到這裡為止，史提格里茲的主張是對的。
增加投資以壓低物價有用嗎？
但要藉投資消除供給面的問題而使物價回跌，則不是那麼容易。其第一個困難是供給即使能因此增加，也常是在一段時間之後，以晶片而言可能要好幾年，因此阻止不了現在的物價上漲。幾年後供給增加時，價格卻可能回跌，但那不是解決現在的通貨膨脹，而更可能是造成幾年後的物價下跌，甚至通貨緊縮問題。
靠低利率增加投資以增加供給平抑物價的第二個困難，是低利率不見得能增加特定產業的投資。以半導體為例，技術和人才的限制就可能使投資不易因利率降低而增加，否則各國只要給台積電低利貸款就可吸引台積電去投資，不必提鉅額政府補貼和很多其他配套措施。即使就整個國家而言，利率對投資的影響也可能不是很大，許松根教授的實證研究即曾指出，利率對台灣民間投資的影響並不大。
而所謂供給面的因素也並不只有供給減少，或供給曲線左移這種教科書上的標準情況，其他還有不少更複雜的情況，並非增加投資所能解決。這是以投資降低物價的第三個困難。近幾十年，甚至歷史上供給面造成物價上漲最嚴重的例子，大概是1973年的第一次能源危機。當時石油輸出國家聯合抬高價格，使油價上漲三倍，各國採取了很多不同的對策，但都不能解決問題，因為產量和價格大部分控制在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手中。現在天然氣、石油、糧食以及供應鏈中的不少產品的漲價或斷貨，也有政治或其他因素，不易用供需和投資等經濟方法在短期內解決。雖已事過近五十年，至今仍沒有那種公認可行的經濟方法，可以順利消除1973年油價上漲對物價的衝擊。
本次物價上漲原因複雜
而這次物價上漲更有眾多複雜原因，新技術發展、對全球化利弊的反思、美中貿易紛爭、新冠肺炎流行造成的各種障礙和風險，以及對某些國家不公平政策，乃至侵略野心的認識，都促使全球分工方式須重新規劃，而產品相對成本和價格也因而必須改變。這種相對價格必須改變的情況，使根據暗中假設只有一種產品的總體經濟理論和簡化的政策推理，很難解決實際的問題（請參閱《看》雜誌3月號本專欄〈物價問題沒有單一藥方〉的說明）。如果技術因素原先使A產品的成本大約是B產品的2倍，現在技術改變使成本變為了3倍，則各種供需面的政策都難以使兩種產品的價格都不變。B的價格若不變，A就得漲價；A的價格若不變，B就得跌價。
上例中，若假設A和B原先的價格分別為2元和1元，則在相對生產成本和相對價格改變之後，若要維持兩者的平均價格仍為1.5元，A必須漲價為2.25元，B必須跌價為0.75元（A產品的成本變成B產品的3倍）。這也就是說，為了維持一般物價不變，相對成本或價格下降的產品必須跌價，相對成本變化愈大，所需的跌價幅度也愈大。
這種情況下的供給面一種可能政策是要提高B的投資和產能，而以產能過剩乃至不景氣來逼其價格下跌。但廠商可能不太願意在這種預期和目標下配合政府投資。如果B產品因為某些原因不願跌價，則相對成本的變化也可能反映在A產品價格的上漲。這是目前常見的物價上漲原因。人們若看到A價格上漲，而要增加A的投資和產能以抑制價格，則更是違背了相對價格該調整的正確方向。因此，除非能將相對生產成本的變化扭轉回來，否則供給面的政策並不是平抑相對成本改變所造成之物價上漲現象的好方法。
降低關稅和貿易障礙？
在史提格里茲所講的投資之外，降低關稅和貿易障礙以降低進口成本，也可算是一種供給面降低物價的方法。在簡化的理論中，這似乎是立竿見影的方法。但在較細緻的理論和實務中，問題則比較複雜一點，其效果要看進出口雙方的壟斷能力和策略而定。進口關稅下降時可能出口價格不變，而使加上關稅之後的進口成本下降，但國內有獨占力的進口和銷售商不一定把這成本下降反應在售價上，而不一定有平抑物價的效果。有獨占力或其他目的之出口商或外國政府也可能提高出口價格，而吃下降低關稅的利益，使進口成本及進口國內的售價不變或下降不多。想降低關稅以平抑物價的國家，要小心評估降稅能使價格下降的程度及可能性，不要只用簡化的理論或感覺來做決策。
美國在川普政府對中國產品課附加關稅時，即有人以這會使物價上漲來反對。現在美國物價因各種原因而上漲，當然也有人認為該降低或拿掉這些關稅。拜登政府也已表示要考慮調降。但美國不只該考慮前述獨占力量和外國策略使某些產品降稅卻未能降價的可能性，也應考慮當初加徵關稅的目的再做決定。加徵關稅是要減少對中國進口以減少其對美國產業和勞工的傷害，加徵關稅也有要中國降價，以吐出部分不公平競爭之利益的作用，而加徵關稅更是要抵銷中國的補貼等不公平政策，並逼中國拿掉不公平貿易的手段。降低關稅在降低物價方面的短期利益要大於上述長期政策目標的利益，才值得考慮。而符合這條件的產品可能不多。
由此看來，物價上漲的原因和涉及的產品很多，需求和供給政策可能都只在一部分情況下有用，所以政府可能要多種政策同時考慮，而分別運用在不同情況。而由於不少產品有價格不易下降的問題，為使相對價格應順利調整到合理水準，各國政府似應考慮暫時接受稍高的一般物價上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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