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任務的世界旅行,讓年輕人來說

1萬8720公里,是導演林正盛在國中小時,從台東家步行到學校的總長,一段來回10公里的上學路程走了8年,算算也快繞了半個地球。

就這樣一直走,上學、放學來回走著,走過了青春的歲月,走過承載著無限鄉愁的路,孕育了他對台灣土地的情感與牽絆;56歲的他,最近再度選擇一直走,走一條看見世界的新路,繞了半個地球,從荷蘭到巴黎到巴西,開始一趟拍攝年輕人紀錄片的《有任務的旅行》。

從事電影創作,林正盛比任何人都關心這塊土地的人和故事。很多人說這一代年輕人很悶,缺乏憧憬、對生活沒有動能,是「hopeless」無望的一代。從去年318學運到今年高中生反課綱,社會吵吵鬧鬧,林正盛反而想知道:「這一代年輕人究竟在想什麼?他們覺得自己的未來要走向哪裡?」

充滿熱情和好奇的他,給了自己一個任務,開始拍攝《有任務的旅行》。21歲的林容伊,是一個擁有荷蘭血統的北醫學生,她要到荷蘭探尋一個久遠的生命之根;20歲的吳柏均,是一個亞斯伯格及紅斑性狼瘡青年,但是不能自限他去法國當畫家的決心;張國益,是一個理性的工科生,什麼事都要總結歸納,在巴西庫里奇巴,他看見創意從不會被貧窮所限,只會被偏見擊敗。

這個繞著地球的紀錄片,記錄年輕人走向世界,從荷蘭、法國、巴西、斐濟、日本、馬達加斯加、馬拉威,他們看起來一無所有,卻充滿對未來的想像,勇敢探索未知的生命。

在林容伊身上,林正盛看見台灣太功利主義,資本化讓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為了追一個經濟好的夢,反而做了一個更大的噩夢」;在吳柏均身上,他發現台灣有一個很可愛的性格,願意接受各種生命的差異性,可以多元包容產生更多意想不到的力量;張國益在庫里奇巴的歷程,讓林正盛明白,貧窮永遠不是人生命題,人最可貴的是對未來有所想像,捲起袖子用創意解決問題。

將旅程的發現投射到台灣這塊島嶼,林正盛想說的,可能是一個族群,也可能是無數個世代的故事。

在這個彷彿被「效率」綁架的時代裡,許多人像是生產線上不斷快轉的螺絲釘,專注於眼前,讓世界變小,創意遺失,疏忽了身旁的美麗。林正盛說:「我希望這部紀錄片讓所有觀眾開始想,要到哪裡找到生命的下一個動力?不要到老了回頭看,一輩子就是每天走一樣的路上班,下班。」

從狹窄走向寬闊,再走向更多生命追求,很多人已不再是小螺絲釘。他們看過大海、天際線、看過貧窮、也看過人間繁華,透過旅行任務,一切變得真實。林正盛形容,這種生命淬煉讓青春變成一顆顆珍珠,在世界每個角落閃閃亮著。這段繞地球跑的難忘歷程也改變林正盛,以下是他的精彩分享:

任務1:交棒 年輕人太反叛,老一輩太守舊

年輕人太反叛,老一輩的人太守舊,世代間長久存在著衝突與不理解,林正盛從貧窮的年代走到最富裕的年代,56歲的他,又是如何理解這一代的年輕人:面對什麼?夢想什麼?又是如何努力著?

美國有位記者Isidor Feinstein Stone ,他閱讀、分析各大報的新聞,獨立辦《史東周刊》(I. F. Stone’s Weekly)。他曾說:「年輕人就是要反對、去叛逆、去叫囂」,「每個世代的年輕人,都在為被大人僵化的社會,提供新的思考方式,社會的活化,都要靠年輕人」。

我們這一代從貧窮走到富裕,一直前進,其實沒有能力思考,始終相信要讓經濟好,因為我們窮怕了,經濟好,才有就業,不然我們會面臨失業。但這其實是台灣最大的問題:「太相信資本主義跟自由市場,」所以階級、貧富不斷被拉開,為了追一個經濟好的夢,反而做了一個更大的噩夢,現在要花更多力氣解決浮現的問題。

時代不同了,不能再用過去單一的思維適應現在的社會。沒錯,我們那個時代很苦,要很堅強,但現在是資訊爆炸、快速流動的年代,年輕人有新的考驗,所以不要去比較。

上一代要慢慢放手,可以提供經驗給年輕人參考,但不要成為主導意見的人。

要把自己的某部分清空,這是我在荷蘭旅行家林容伊身上看見的一種慢,把自己清空後的可能。

林容伊雖然是北醫高材生,但一開始覺得她滿閒散的(笑),很慢,不講求效率,沒什麼目的性,我很緊張擔心不知道拍什麼。但想想,她是對的,我們小時候常被逼:「你要想清楚,你都沒在想,頭腦都沒在用??」但更多時候,我們需要的其實是把心清空,讓新的火花進來,不要把自己塞得太滿。

我相信年輕人,他們有新的思想、創意,會提出質疑、顛覆,這是很正常的。要讓年輕人去碰觸、去衝撞,我也是一路找方向走過來的,年輕怕什麼呢?跌倒了再爬起來,就是要去闖、去做、去犯錯,因為所有的錯誤,未來都有機會成就他們的人生。我們應該鼓勵他們,為自己的人生走一遭。

任務2:探索 我們是誰?要走去哪裡?

船出了海,總需要靠岸,這座島嶼歷經幾百年來複雜的變遷,融合了各族群的生命樣貌,在偌大的世界裡,回頭望,認識自己從何而來,向前看,理解自己該走去哪裡。

荷蘭旅行家林容伊,身上流著荷蘭的血液,跟著她探索她的生命,其實也在探索台灣的記憶,了解我們的祖先一路發展而來的生活足跡。

我最感動的,是我們走進海牙荷蘭國家檔案室,一本本厚厚原始古荷文的《熱蘭遮城日誌》的歷史文件、荷蘭人最早畫的土地圖,就在我們面前出現。查這個資料必須在電腦輸入「FORMOSA」,這讓我好感動,資料放在那邊是死的,因為有人去用,它才有生命,彷彿見到了整個福爾摩沙時代。

在那個當下,你會覺得自己離歷史很近,遙想著大航海時代的歷史,很安靜,時光像是河流一般慢慢轉、慢慢流動。在荷蘭的每個時刻,都彷彿能找到和台灣的連結,而或許我們也都在找,自己是誰,來自哪裡,還可以怎麼做?

前陣子,反課綱的討論聲浪很大,我完全可以理解反課綱年輕人的聲音,台灣的歷史,應該以台灣的土地和人為主,台灣史就是台灣史,台灣歷史必然有中國的角色,但是我要從台灣的觀點來談,不要從中國的觀點。

歷史是多元的,不是是非題,每個人有他成長的背景,無論你來自哪裡,都是時代最自然的樣子,重點在於我們能否聽懂對方的想法。如果一堂《228事件》的歷史課,有國民黨後代、外省人、受害者、不同族群的觀點呈現,那不是很好嗎?

任務3:理解 生命有多麼地差異,世界就多麼地美麗

面對不同生命樣貌的世界,我們會畏懼、經歷不信任,甚至是衝突的火花,但是透過同理心去了解、尊重便能明白,生命有多麼地差異,世界就多麼地美麗。

拍攝法國旅行家吳柏均時,剛好遇到他生日,計畫這麼久的法國行,其中他有一個願望就是爬上巴黎鐵塔,要在離上帝最近的地方,對著上帝大喊:「為什麼這樣對待我!」

他是亞斯伯格,又罹患紅斑性狼瘡,甚至差一點因為發病死掉,他對自己的生命充滿不確定感,情緒被嚴重壓抑,他常常試探性問我:「你們好像對我很好,但我看不到你的心」。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到底是什麼樣的距離?他的不安全感在於,周遭的人都把他當空氣,或喊他「笨蛋」,當你了解他的成長背景就會明白,他內心很孤單。喜歡畫畫的他總是說:「如果我畫得跟達文西一樣厲害,大家就會跟我做朋友。」他已畫了上千張「蒙娜麗莎的微笑」。

去巴黎前,他給自己設定的任務是:獨自一個人在巴黎畫畫。這樣的孩子,如何適應對他來說很複雜的外國環境?講中文都吃力的他,要在陌生的大都市裡找路、買票、搭地鐵,很多事情都必須耐心的引導他,這不是一個很容易的過程。

在巴黎我們日夜相處,他從來沒有跟一群人緊密生活過,一開始他情緒很焦慮,不開心就對著攝影機大吼:「不要拍啦!不要拍啦!」

我老婆(韓淑華,自閉症、亞斯伯格症的特教老師)也從老師的角色,變成類似媽媽的角色。在台灣教他畫畫,在巴黎卻要教他生活起居,「柏均,你上網太久了」、「柏均,該睡覺了,」??在他心裡會有角色衝突,「老師怎麼變媽媽了?」所以他很排斥、抵抗,甚至生氣。直到有一回,我們陪他去買西裝,給他建議再等他試穿,他忽然說:「你們應該是好人,不然不會陪我買衣服。」

在不斷衝突中,醞釀彼此的理解與信任,再一步步的建立寬容與接納。這其中蘊含著彼此的「同理心」,處理愈複雜的事情,考慮的層面要愈多。到後來他真的靠自己的力量單獨在巴黎畫畫,我很感動,他學會了,我看見他做到了!感受生命的差異,生命就會很不一樣。

任務4:創意 我是世界的中心

林正盛在巴西庫里奇巴,看見這個城市雖然貧窮,卻處處充滿驚喜。他相信,有一天我們也能透過無限的創意,讓台灣成為世界的中心。

巴西「最創新城市」叫庫里奇巴,但它同時也是個貧窮的城市。為了解決貧窮,他們推行資源回收交換食物;政府提供種子、肥料,在窮人區開闢一大塊菜園,活化原先閒置的區域,讓窮人有能力自給自足。

庫里奇巴有個有名的「窮人超市」,賣的是知名品牌,價格卻相對低廉。這反映了這個政府,尊重窮人且有誠意要幫助他們,不會因為窮人負擔不起,便提供粗製濫造的產品。此外,為了順應山谷地形,他們在低窪的地方做生態池,下雨時讓水自然流入,解決城市淹水。

窮,從不會影響有決心的創意。庫里奇巴用創意解決問題,嘗試營造一個適合人居住的環境。巴西旅行家張國益,在旅程中告訴我:「我終於明白,一個城市的規畫是為『人』而存在。」他看到庫里奇巴用創意在滿足人和土地的需求,即使窮,這就是人和創意的影響力。

台灣更大的挑戰是如何看待自我。一定要停留在大資本家的思想嗎?一定要那麼功利嗎?

小國也可以不小,我們吸納了豐厚的歷史文化,更應該多元的讓文化像是花朵一般的燦爛、綻放,把自己變成世界的中心,吸引全世界的關注。這跟賺錢無關,跟創意有關,這點我對年輕人很有信心。

我們不應該妄自菲薄,台灣在我眼裡就是點點滴滴的小創意,若串聯成一個創意的生態圈,便會成為一條美麗的珍珠鍊。我們應該更有自信,更驕傲,才能更清楚我們能走去哪裡。

(本文摘自《30》雜誌2015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