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怡汝X李若綺 嚮往香醇「熟齡釀」,就從消除成見開始

熟齡,是什麼?是在某個年齡之後?還是身心進入某個狀態?那麼,它會有個固定的答案與定義嗎?我們會聽到一個說法是,台灣在2025年從高齡社會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第一個提問往往是「我們做好準備了嗎?」但又該做什麼準備呢?這些提問,往往讓「熟齡」成為一個「問題」,但又該讓它就是個問題嗎?

其實,老人、長者、熟齡、樂齡、高齡、銀齡等名詞的出現與替換,不代表它們完全是彼此的同義詞,更呈現的是:舊有印象的翻轉企圖,嘗試替這個所有人都可能踏入的階段,賦予更多意義,並找尋這個社會與自我生命更完善的交會點——從面對現象、解決問題到共存共好。於是,本次對談邀請到國家兩廳院藝術總監劉怡汝、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執行長李若綺,就兩種不同型態與功能的機構,從過去脈絡與現有策略來思考未來的所有可能。

Q:第一個問題是,兩位認為什麼是「熟齡」、「銀齡」或者說是「老」?

李若綺(以下簡稱李):我心中是沒有那個年齡的界線。因為我覺得很多長輩在變老的這一路上,可以持續保持喜歡自己的樣子,可以自主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所謂「銀齡」最好的狀態。比如說,今年3月才剛跟我們一起環島的不老騎士,最高齡是98歲,但也有60幾歲就是我們服務的長照對象。

劉怡汝(以下簡稱劉):我一直以為是60歲以上,但很有可能是自己超過50歲了。雖然嘴上會說「老」,但自己並沒有真正意識到,唯有早上起床,手腳硬掉,也就是身體不好的時候會有一點意識,其他部分並沒有那麼強烈覺得自己處於老的狀態。其實,我再不到一個月就可以參加我們家的青銀共創活動了!

李:我覺得有兩個還蠻重要的時間點。一是「當你開始感受到身體功能退化」,比如說,我最近很有感的是「老花眼」,會很明顯感受到我已經在「變老」的路上。另一個是「離開職場的時候」。

Q:不如我們就談一下兩位有沒有想過自己離開職場之後會做什麼?

劉:其實我30幾歲就在想退休了!(全場笑)

因為一直都處於工作很滿檔的狀態,會幻想退休之後就可以不用被工作壓著走。可是退休之後要做什麼喔?(想了好一會兒)就是先閒散度日吧!因為我們的年代,往往被教育人生不可以有鬆懈的時刻,所以我也一直處於那種神經緊繃的狀態。

最近,我在練習變慢一點,就是做些可能比較需要時間的事情,例如去年練習釀酒,然後也開始醃漬食品,像是酸菜。發現這種需要時間的東西很有趣,你也急不得,提早就不會有那個滋味,它都有一定的時間,逼不得它,也逼不得自己。如果要問我,想像退休之後的人生或不工作之後,我覺得我家應該會出現非常多的醃漬類瓶罐。(停頓了一下)我好像已經開始為了不工作做準備。

李:人老了之後,最怕就是沒有興趣,沒有生活目標。就算學習慢,也不可能每天真的就癱在沙發上。但,我最怕的一個題目也是:老了之後有什麼夢想?雖然自己平常就在協助長輩做很多不老夢想系列,可是我也是生平無大志的人。(笑)

不過,最近我比較常在談,也希望可以實踐,就是我非常喜歡玩桌遊,一直覺得桌遊是很適合讓人建立互動與連結,也有很多話題。在我還沒有接執行長前,就曾跟前執行長說,我想要回家開一間社區裡的桌遊小店,讓社區的人們都可以來。或許,現在可以慢慢規劃。

Q:兩位怎麼開始接觸到「熟齡」這一塊的工作、策略與服務呢?

李:我最初是踏進不同類型的非營利組織,但熟齡這一塊是我做最久的,大概長達20年。在非營利組織的領域裡可以看到社會很光明的一面,會發現實際在做的事情,是有機會去改變長輩的生命,或改變社會大眾怎麼看待這件事情,甚至改變政策。

早期的熟齡策略,多是關於獨居弱勢的長輩,像是送物資、去他家陪聊天等。後來發現長輩有一些他們很想做的事情,例如:10幾年前我們開始帶長輩學寫字,因為觀察到長輩不會寫字而影響他們的自信。後來我們做「不老騎士」,帶長輩打「不老棒球」,你會發現長輩們其實是非常活躍的,可是早期沒有機會被社會大眾看見——因為當時社會大眾看見的往往是「老人等於問題」,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立定志向,想要傳達長輩正面的印象給大家。

在2021年,我們做了一項熟齡生活調查,主因是現在50、60歲上下的熟齡者,已經跟過去常見的不識字的老人很不一樣,我們很好奇目前熟齡世代的人希望的老後生活是什麼?同時,整體政策端也在改變,早期可能比較關注長照類,將資源集中在已經不健康、失能的、躺床的長輩,可是現在一直在談健康的餘命,政策就往比較健康的老人開始推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預防失能延緩失智等的政策陸續出現了。大家也會思考,年齡再更往前一點的這些人怎麼做準備。所以,現在談銀齡是有循序漸進,往年紀輕一點、健康的人這個方向去推。

劉:兩廳院一開始的出發點不是特定族群與年紀,而是:「劇場可不可以人人都來?」因為以前整個制度或社會的設計,就不是要讓大家都參與劇場,但我認為,我們有一半經費來自政府的稅金,憑什麼有一個機構是部分的人很難進來的?

記得是在2018年底,我們開始討論兩廳院有沒有可能談「共融」。關於不容易進到劇場來的人,一開始我們會從身心障礙人士思考,後來發現其實並不只如此。我們的目標開始轉變成「找到被忘記的那些人」,這就非常多元,像是出現銀髮族。我看自己的父母就知道,他們覺得這個地方跟自己無關,但也許年輕時不見得這麼認為,到了一定年紀後開始覺得很難、很麻煩,因為劇場等於「去看一場演出」,然後一場演出會有各式各樣的規矩。原來這個社會是把劇場定義為「一個在做表演的地方」,甚至我們自己在裡面工作的人也會認為,把節目辦好就好了,但如果劇場只有這樣子,我就覺得「劇場也太弱了吧」,怎會只有把節目當成唯一意義?然後把不能進劇場看節目的人通通排斥在外。

人到最後的某些困境好像都有點像,不管是什麼族群,所以我們先從身心障礙人士的共融開始,然後讓所有同仁回去思考負責的業務裡有哪些得做。我記得應該是第二年,在年終時開了一個共識營,有人提說,青銀應該進來了。其實,我們本來就有在做樂齡,但大家都非常清楚地意識到,這必須被收納到共融場館的脈絡。兩廳院比較積極或說有系統並跨部門協調處理熟齡這一塊,是演化來的——我們這類機構比較沒辦法只針對單一族群。

國家兩廳院藝術總監劉怡汝(右)、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執行長李若綺(左)


Q:在發展這類策略的過程中,是否受到一些阻礙?

李: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專注在6個面向:健康老化、優質照顧、自我實現、人才育成、經濟安全、友善環境。其中,大家常聽到的「不老騎士」就是在「自我實現」這一面向。而在開始執行的那個年代絕對有很多阻力,比如說,其中一位長輩的家人直接說,要給他10萬元去美國玩,不要去環島。不過,這個計畫到現在走了15年,像我剛剛提到今年才剛圓夢的那位98歲爺爺,他的家人、兒子是全程陪同的,所以時代在變,也在改變大家對長者的刻板印象,自己一路走來,是還蠻感動跟開心的。

劉:我覺得弘道面對的「成見」,是我們對老人的成見,我們在面對的則是所有人看待劇場的定位。不可避免的是,劇場很容易被視為某一種身分、背景跟經濟條件會出現的場域。但是,我們好像不能完全靠外界的人來界定,最重要的是自己怎麼定錨,不然就會落入父子騎驢的窘境。這幾年做下來自己覺得收穫很多,因為不做這件事情,其實真的很難看到其他族群或領域裡的人可能的需求,或可能的困境。

李:像我們在小巨蛋做「仙角百老匯」,其實也面臨到表演藝術與長輩服務間的拉扯,但在合作過程中,我也在學習看待所謂的表演,可是又希望表演可以更親近民眾,讓大家能更友善地接觸高齡的題目。

劉:假如說我們這種機構可以扮演在中間銜接的那個角色,就像你說的,創造機會就是我們的責任,然後在途中才會彼此學習。

李:最近很有感的就是,不同領域的合作,不管是信義公益基金會、或是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都有做這類的提案,可是參與提案者在提案過程中,往往以自己為主體,而不是以高齡長者需求出發,再用這邊自己專業來加成,這是非常可惜的。我覺得,因為我們開始有很多經驗,反而有機會告訴這些想要踏進高齡領域的人,怎麼樣先開始認識高齡,然後以他們為主體。

劉:最大的困境莫過於我們其實都很難去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想這件事情。所以,我們第一步從同仁開始,能夠有更多同理心來認同這件事情,接下來去影響藝術家,希望藝術家也從不同角度來看他的創作。創作裡需不需要找這些不同的人進來一起參與,這也是一種可能性。然後,我覺得觀眾其實也是一群需要我們花力氣說服的,就像之前妥瑞氏症小朋友看電影的事件,我們也會遇到相同狀況。

像我們辦「輕鬆自在場」,就是一個向全民開放的表演場域。我們的責任就是跟藝術家一直強調,會有各種不同需求的觀眾需要不斷進出,包含腳麻、吃藥、喝水等,這樣的觀眾不是他們就不應該進到劇場,而是我們用什麼樣的方法面對。可是一開始在做,就有人說「可不可以不要太多場?」、「可不可以不要影響我們?」一般觀眾也會擔心自己的權益被剝奪。

慢慢地,開始有一些藝術家理解,跟著一起做。前幾天,我們剛完成拉縴人的輕鬆自在場,其中一段獨唱,獨唱者一直跟台下的阿嬤有互動,後來才知道原來是他的阿嬤,因為阿嬤平常都沒辦法進音樂廳聽他唱歌,而有了輕鬆自在場,就有機會把阿嬤帶來。他也說,因為這首歌就是要唱給阿嬤的。

接下來就是盼望是普遍大眾能夠理解,這又比藝術家更難,但這種事情好像沒有辦法一個華麗轉身就讓大家都進入狀態。

Q:其實我現在就很喜歡看輕鬆自在場!那麼在未來,兩位於各自組織會有怎樣關於「熟齡」領域的規劃?

李:我覺得讓長輩自己發聲是重要的。因為過去可能是像我們這樣的組織為他們發聲,如果我可以建立一個平台讓他自己發聲,也跟年輕世代互動,會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高齡長者會遇到很多議題,所以我們目前會先蒐集更多需要溝通的題目進行討論,比如說年齡歧視。目前還在討論,究竟是要透過舞台的表演訓練,讓長者真的可以表演出一些專業段子,讓大家去看,與自己對話,也與台下達到互動。也想過,舞台上有一群長輩跟年輕人進行對話。因為我們談年齡歧視,其實並不是只有年輕世代對老人家有年齡歧視,老人家對年輕人也有。

就像我們做「友善環境」這一塊,過去比較多是透過倡議活動,翻轉大家對長輩的刻板印象,下一個階段是希望多一點方式可以促成世代之間的對話——不是只有希望年輕人了解老人家,更希望老人家也了解年輕人在想什麼。這陣子在國立臺灣圖書館展出的「不老而惑—青銀對話互動展」,就是去年我們帶6位台中的阿公、阿嬤們,去一中商圈拜訪年輕人喜歡的店家,例如刺青店、接髮店等,把體驗、交流過程記錄下來,透過他們的互動,然後了解彼此。

劉:以前我們做得比較多的是樂齡課程,前年開始去觸碰「青銀共創」,這個形式是有趣,是因為它向來就不是單方面的。接下來,想要做的是「處方箋」。但對我們來說,並沒有一個計畫做完就結束,然後進到下一個計畫,這只是想要再試的新項目。比如說去看病,處方箋不一定是藥物,可能是改變生活型態、改變心理狀況之類的。那麼也可以開處方箋說,去聽這場音樂會、去看某場演出,而不是吃藥,但這需要醫療機構跟藝術機構密切合作。這個方法是英國發起的,我們想試著做。

李:英國應該是在他們的公醫制度下進行,但台灣沒有,現在應該是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系統在做,但目前尚未聽到明確的做法。

劉:我想,很多人不會相信他的頭痛,可以用聽場音樂會來解決。但老實說,我覺得這可能是未來某種趨勢。我們常聽人說,藝術不要講功能,但我還真心相信藝術是有功能的。

像你剛剛講的,不老騎士之類的活動不只是圓夢,更是促進彼此了解,還有一個功能就是自信心增加。上次我們做《我所經歷的性事》(2019),其中參與的長者在台上講出自己離婚後的自我質疑,在演出後,就有一位觀眾去跟他講說自己有一模一樣的事情,然後看著他的演出,同時也療癒自己,替自己找出口,所以說藝術真的是有功能的。

李:在衛福部底下有非常多預防失能、延緩失智的課程模組,我目前沒有留意過是否有比較偏表演藝術的課程模組,如果有這一類,就讓人蠻期待的。

在我們單位裡跟長輩最頻繁接觸的就是照顧服務員,我們的夥伴會設計說,每次外出去一個公園坐著、聊天,就可以集到一點。剛剛總監提到處方箋,我突然想到,好像也可以不是從醫生的處方箋出發,搞不好是居家服務單位可以先做,帶長輩出門的時候,也許知道長輩可能比較喜歡藝文類,應該帶他去藝文場館、看演出等方式踩點,特別是都會區,很有機會可以開始實驗。

另一件感動的事情,就是在松山區的公園裡,我們夥伴每週帶外籍看護跟長輩一起運動,風雨無阻,後來這群外籍看護也變成好朋友,還自己跟長輩做了團服。我覺得這是很良好的互動,其實陪伴長輩最多的還有另外一群人,就是全台灣有26萬名外籍看護,所以我們也很關注移工怎麼跟長輩以及他們家人有更好互動。

劉:我們最近在試驗一個東西是擴增實境眼鏡,將所有的字幕都打在眼鏡上,然後希望是可以挑選的多國語言。所以,如果是外籍看護陪著長輩來劇場,就可以無障礙地看一場演出,不會受困於「長輩的活動,但外籍看護不能參加」。

銀髮,或者是這種年長者照護沒有辦法只靠一個單位,必須變成是一個網路,不同單位彼此牽起,大家一起動手,才能一起往前。總之社會問題是大家一起解決。(立即搖頭)不能叫問題,應該是社會現象。我們以前在看銀髮族,看到的都是「問題」,如果看到他們很活躍的話,就會有趣多了!

李:接下來很大挑戰都是跨域合作,各類的跨域,談跨域合作可以讓高齡變得很有趣、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