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中國正在往「黃禍」的方向走

中國作家王力雄1991年出版備受討論的政治寓言小說「黃禍」，又在2017年出版的小說「大典」中描寫疫情背景下的中國，但是他沒有為「預言」沾沾自喜，近期受訪時表達出一如既往的憂心，認為「黃禍」的中國崩潰結局越來越近。

王力雄是作家，但文學性不是他的目標，只是服務於他傳播政治理念的手段。他被認為是西藏與新疆等民族問題專家，但那其實是他對中國整體前途思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又被稱為環保人士，1993年與友人成立中國最早的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但他從一開始就希望師法西方國家的綠黨，引入政治改革，結局是在官方壓力下王力雄被「自然之友」除名。

定義王力雄，必定要與中國政治相連結，儘管終其一生他都未有一官半職。這個用了50年時間思考「層議制」（即「遞進民主」）的作者，劉曉波眼中的「政治幻想狂」，一生都專注在思考中國的未來，不在乎旁人怎麼看。

5月中旬，72歲的王力雄在上海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談他為什麼認為中國很難避免走向崩潰，以及出路在哪裡。

中國命運三部曲 如何不走向崩潰

「大典」的故事始於中共黨慶背後的內部政爭，展現出高科技極權的監控無所不在，背景還有流感疫情下高層用防疫運動整肅對手。用現在的話來說，全書滿滿的既視感。

王力雄把「大典」定為中國命運三部曲的前傳，其他兩本是「黃禍」與「轉世」。他說，現在中國就處在「大典」時代，這個時代總有自我結束的一天，屆時有兩個選擇，一邊是走向崩潰、混亂、全中國人向外逃難的「黃禍」，一邊是有可能避免崩潰的「轉世」。「現在什麼都不做的話，就是『黃禍』了。」

去年中國輿論界流行「歷史的垃圾時間」說法，認為當前就像體育比賽最後殘餘的「垃圾時間」，已經無法改變結局，只能坐等賽局結束。王力雄不認同這種說法，「因為是可以做些什麼的。必須做。」

做什麼呢？王力雄的答案，是他從1975年就開始思考的「層議制」，或稱逐層選舉、遞進民主，他認為這是讓中共體制變化的核心。

層議制和代議制最大的不同在於，代議制是超大規模的選舉，幾萬人選一個議員，但幾萬人之間無法相互了解；層議制首先是在能夠充分直接溝通的範圍內，形成基本的自治結構單元，再逐層選舉，並且是隨時選舉，確保民意能夠被真實反映。

王力雄不只是寫和想，還在可能的範圍內盡量付諸行動。他曾經在農村做村民自治，也在城市裡做業主（社區裡的屋主）自治，這些都是從底層逐層來做，但不斷地被扼殺。

他試過在鄉村成立一個老年互助協會，採用他理想的機制去組織它，結果整個縣的公安、文化、工商等部門一起到主事者處抄家，理由就是複印了70多份王力雄起草的老年互助協會章程，罪名是非法印刷。

「全部給你堵得死死的」，他說，那還是胡錦濤、溫家寶主政的時代，現在更沒法做了。

重視資訊科技發展的王力雄，更曾自掏腰包請人開發符合層議制的軟體，並在美國申請了「網路共同體自組織方式」和「電子訊息篩選系統」兩項專利，用科技手段建立民主結構。他甚至曾經前往矽谷尋求合作，想要自創公司推動層議制的網路平台，但因能力不及而作罷。

不過，且不說「層議制」容易因規模等問題變質而無法繼續，即便能落實，它也牽涉到很多具體的問題，並不是「民主了就沒事」。

王力雄舉例，譬如民族或族群問題，西藏、新疆、內蒙古、香港現在全都是離心力越來越強，「如果現在它們從高壓立刻變成民主化，情況不是可想而知嗎？」他認為先前壓抑累積的仇恨必然爆發。如果允許少數民族獨立，這幾個地方就占中國60%的領土面積，「中國怎麼可能同意一下子少了6成的面積？所以那種時候就註定會流血。」

為此，他曾經準備和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成立一個民間對話機制，至少當時民間存在友誼、溝通的可能性。結果伊力哈木2014年9月被以分裂國家罪判處無期徒刑，對話大門徹底關閉。

30多年繞大彎黃禍越來越近

王力雄認為中國未來並非沒有出路，但他以為的出路走起來總是充滿攔阻，「黃禍」的結局看來很難避免。「誰也不知道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很有可能是內部的爭鬥，也可能是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

這麼多年來，很多人對王力雄的「崩潰」說不以為然，甚至當笑話看。「黃禍」出版到現在都快35年了，中國不但沒崩潰，中間一度還越來越好。

他不以為意，因為相對於歷史的長河，30多年只是彈指一揮。「對於歷史來講，不要去猜什麼時候會發生，不是我們能夠去把握的。中國的政權機制就是崩潰，就是猛然突變，沒有別的方式。沒有它自己發現問題、總體布局、慢慢轉型和改變、脫胎換骨，沒有這種可能性和這種機制，所以崩潰就是一個宿命。」

在王力雄的新書裡，他談到了「沙堆論」。沙堆隨時可能坍塌，這時候拿個大鍬在周邊拍拍又穩固了，但這不會永無止境，「只會立得越高，最後垮得越狠，中國也是一樣」。

對他來說，崩潰的來臨就是忽然之間，如果是10年、20年間，有可能看得到變化，也可能是發生在100年後，「100年在歷史上也就是彈指一揮，根本不算什麼」。

身處在上海這樣的充滿小資風情的商業城市，即使近年經濟壓力越來越大，商場人變得較少，但街邊咖啡館和餐廳總還是有客人消費，愜意享受。很難將這種安逸景象與社會崩潰、民眾逃難爭搶食物這些「黃禍」的情節相連結。

王力雄說，關鍵不在於這些小市民怎麼生活。「中國只要有一兩千萬人開始打砸搶，在街上、在農村截斷物流，整個國家的軍隊才200萬人，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他說，假設中國社會有一大批被拋棄的人，譬如在城裡沒工作但回不去農村的，或者覺得不公平、心懷不滿的，他們本來散見各處，但說不準哪天有一件事情，會讓大家群起。1976年周恩來去世、1989年胡耀邦去世都是一種信號彈，引發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至於負責基層治理的幹部，王力雄說他們都知道自己是民憤的對象，知道自己何時該跑，這樣就立刻失控了。「中國只要有幾百個點發生這樣的事，立刻就擴散了。」

中國當局在2022年底對南京、上海、北京、成都等地「白紙運動」的緊張應對，對各種群體事件的「露頭就打」，禁止跨省串連大型活動等，都是這種避免失控的維穩努力。

「黃禍」寫於六四血腥鎮壓之後，中共的領導人很多都讀過此書，據王力雄說，當年國家主席楊尚昆也讓秘書給他做讀書報告。這些官員都想避免中國走向「黃禍」的場景，問題在於能否做到？尤其財政力不從心時，會影響當局對維穩的投入。「我認為『黃禍』到來的路徑非常地清晰。現在正在往那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