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10問李崗

1957年出生,曾任作家、電視節目主持人,也是電影導演、編劇、監製,1996年以作品《上岸》獲得年度優良劇本,拍成電影《今天不回家》後,獲得亞太影展最佳編劇獎;1999年首次以導演身分執導《條子阿不拉》,成為第44屆亞太影展參賽片。2002年成立雷公電影,現為安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2006年與哥哥李安合辦「推手計畫」,培育臺灣導演新秀。2014年與蕭力修合作執導電影《想飛》,2015年監製《阿罩霧風雲》

電影工作最讓人快樂的是什麼?最辛苦的又是什麼?
電影就是個做夢的行業。夢分兩種,一種是美夢,一種是惡夢。觀眾看電影是「作夢」,Have a Dream;製作電影的人是「做夢」,Make a Dream。電影是個聲光的假象,用假象敘述真相,觸動人的喜怒哀樂,操控人的記憶情感,所以從事這一行其實要戒慎恐懼,要記得自己其實是在玩火。過程中絕大部分是痛苦的,痛苦的地方在於:電影有它的江湖,有它的封閉。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是事後回想起來,又覺得自己其實去樂園走了一遭。
最快樂的還是剪接的時候。前置、拍攝時都像是在種菜、收割,只有剪接的時候像在做菜,製造一個假象的夢境。進了戲院,我最喜歡看觀眾的反應,看著觀眾因為你製造的夢境哭了、笑了。

早期你曾擔任船員、經商、作家、電視節目主持人,這些經驗對日後的電影工作有助益嗎?
我小時候最崇拜戰鬥機飛行員,我覺得人就是會想要突破限制住自己的框框,嚮往自由飛翔。我一輩子都有這種浪漫情懷。前年我執導的電影《想飛》,最後有位教官的臺詞是:「人都是孤獨地被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裏。我知道你能飛,也想飛。那就盡情地飛吧。」考大學填志願時還沒開放觀光,我就選了唯一可以在當兵前出國的航海系。
我在海上實習一年,又在海軍待了兩年,整整三年都在海上,後來我真的受夠船了。退伍後我開始做生意,做外銷、內銷,跑世界各國,歷經股票大起大落的時代,算是嘗遍各種人生滋味。我本質上還是文人底子,開始寫小說,也試著寫劇本。有線電視漸漸取代老三臺的時期,我主持談話性節目,不過,比起訪問人家,我比較喜歡做東西給別人訪問。
以我做生意的經驗,我覺得:沒有發行能力,就沒資格製造。於是,我二○○一年開始進口、發行外國電影,到處跑影展,把一些獨立製片的電影引進臺灣,像是《放牛班的春天》、《送行者》。

你認為臺灣電影大環境最缺乏什麼?
我身為電影監製,要找題材、錢財、人才,卻發現我對臺灣雖然有情感,卻缺乏題材。並不是說臺灣的軟實力不夠,臺灣是一座文化寶礦,深藏著珍貴的原石,但是並沒有被妥善挖掘、琢磨。而且臺灣的電影現在沒有廠房、沒有技術傳承。先不提美國好萊塢,日本、韓國、中國大陸、香港都有屬於自己的影城,握有優良工具,當自己的故事出土時,才能深耕。

二○○六年,你與李安合辦「推手計畫」,過程遇到最大的挫折與困難是什麼?此計畫會持續下去嗎?
「推手計畫」的目的就是:一、分工,讓製片、導演、發行各司其職,把電影製作清楚分為上游的企畫前置作業、中游的拍攝與剪輯作業、下游的發行和行銷作業,打造一個分工完善的電影產業環境;二、分級,讓電影依據規模分成大、中、小,不同等級的電影有不同的戰略,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才能找到適合的市場,恰當運用手上的籌碼;三、臺灣在打入西方市場前,要做自己會做的事情,建構臺灣的市場和票房。
做監製扶植臺灣新秀導演,這整件事非常困難,因為二○○五、二○○六年是環境最慘烈的時候。工業產品需要具體的財務、法務報告和估計,但是要怎麼評估一部電影可以賣多少票房、有多大的影響力?這真的很難預測。我只能盡力去做,監製拍了三部電影,也用電視電影的規格製作微電影。「推手計畫」持續到二○○八年,已經畫下句點,我現在正在執行新的電影人培訓計畫。

近年來,你的作品題材緊扣臺灣歷史,尤其以許明淳導演、你所監製的《阿罩霧風雲》。你希望藉由作品傳達些什麼?
當時,我看到林家古厝,我急著想把這個故事做出來。只留一個硬體在那裏沒有太大意義,地震一來隨時會倒,要有背後故事,才能變成活生生的東西。文創產業一定脫離不了地域性和共同情感。《阿罩霧風雲》是集結學界、紀錄片、電影界的跨界合作,只憑單一的力量拍不出這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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