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文藝青年心中，都藏著一個舒曼
「我的住所，右邊是精神病院，左邊是天主教堂，我不知道一個人是要變成瘋子或是聖徒……」
當一八二九年舒曼（Robert Alexander Schumann）寫下這段文字時，包括寫信的自己以及收信的母親，都不知道彼時弱冠的羅伯，已為他自己四十六年的人生蓋棺論定！
一位生不逢時的詩人
面對舒曼的一生，總是讓人無法準確校定比例尺與座標。不論是書商之子、重量級樂評人、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兼總主筆、還是眾所皆知的作曲家與精神病患。更複雜的是，他的身分在交叉評比時，評分表上的分數又是觀之在前忽焉在後：在世時他是個一流的作曲家、二流的鋼琴家與三流的指揮家、還兼一流的鋼琴家之夫；在作曲的分類上他有特A級的鋼琴曲、B～C級之間的交響曲以及，可有可無的歌劇（是的，他創作過歌劇）……。
舒曼自己曾說：「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自己並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位詩人（沒有人能變成詩人），命運總有一天會決定。」今天幾乎沒有人會否認，舒曼是一位音樂詩人。但這樣詩意的生命情懷，除了造就舒曼今日的特殊地位，卻也讓眾人在面對舒曼的作品時，始終無法確立一個最大公約數的定位點。或許在那個狂飆運動的年代，浪漫有餘卻缺乏鋼鐵意志，才氣縱橫卻缺乏自我紀律的舒曼，是生不逢時的。但以今日的目光來看，那個優柔寡斷，愛好藝術，興趣多樣，同時更才華洋溢的舒曼，活脫是個文藝青年的教科書！
那段年少無知的荒唐歲月
文青不輕狂，枉稱到世上。年少輕狂的舒曼也曾經歷過一段荒唐無知的青春歲月。作為一個到萊比錫念法律的大學生，舒曼的大學歲月簡直令人瞠目結舌：終日泡酒吧、雪茄不離手、跟同性的友人搞曖昧、四處觀賞藝文活動並且拜會各類文人、不定期希望出門旅遊（甚至去海德堡遊學）……。不用懷疑這些「康樂經費」的來源，此仁兄阮囊羞澀時，便老實不客氣寫信回家跟老媽要錢。而他那一心希望么兒出人頭地的母親，也總是一再屈服於舒曼的殷切哀求之下。
這些貌似今日文藝青年的種種舉動，其實只是因為他無法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的矛盾。自小浸淫在文學與音樂環境中的舒曼，進入萊比錫大學唸法律是迫於家庭與經濟的壓力。如果上大學的話，父親過世之後遺留給他龐大的遺產每年還可以多配給他各種零用金。其次，當時萊比錫大學與其他大學一樣提供三種學位：神學、法律與醫學。神學士給窮人唸的，舒曼家境富裕必不考慮；醫學又沒興趣，因此法律似乎是唯一選擇。但是枯燥的法律雖是日後謀生之計，卻與他的生命完全沒有交互作用。舒曼的童年時期，作為書商的父親定期從家中的數千冊藏書中提供孩子課外讀物，而且一直很鼓勵他自小在音樂上展現的創意與才華。因此在十六歲父親過世後，舒曼立定了要當作家的志向，同時養成每天寫日記的習慣。這樣的立志一方面可以視為對身為出版人兼作家的父親，一個克紹箕裘的自我認同，再者由於自己生性害羞，投身文學創作可以轉移自己面對群眾的焦慮。要這樣一個徹頭徹尾的文藝靈魂，妄求安身立命在法律條文中已是緣木求魚。
一個填錯志願的大學生
為何舒曼遲遲不敢跟家裡坦白自己「填錯志願」呢，除了怕一向反對自己成為音樂家的母親傷心之外，最重要更是怕母親萬一惱羞成怒切斷自己的經濟來源！果然舒曼向家中坦白想轉系念音樂之後，母親以淚洗面也只好勉強同意。幸好歷史證明，成全兒子夢想的舒曼夫人，造就了音樂史上最富詩意的作曲家。更耐人尋味的是這樣類似的事件即將再度上演，而且舒曼夫人直到去世前都不會知道，她對么兒的再次溺愛，竟然造就了一個偉大的文青俱樂部，以及一本偉大音樂雜誌的誕生。
話說一八三三年的五、六月間，舒曼就已經暗示母親計畫出版一份音樂刊物（不外乎又是伸手要錢……）。四個月後，舒曼的三哥及與舒曼最談得來的嫂嫂相繼去世。從童年時的大姐自殺、青春期的父親病故、直到現在兄嫂的死訊紛至，加上自己當時也身患瘧疾，死亡的陰影讓舒曼簡直徹底崩潰，不僅沒有回家奔喪，更幾度意圖在半夜從五樓的住家窗戶往下跳樓自殺，還被嚇呆的朋友們逼著搬到一樓。
在同儕友情的支持下，舒曼雖然漸漸好轉，但也選擇了每逢精神狀態瀕臨崩潰時所採取的對策：逃避社交、不履行自我義務、投身於大量的創作領域。他開始積極地將自己以往的詩、小說、戲劇、自傳，以及最重要的音樂評論彙集整理，並且寫信給繼承父業的二哥卡爾（Carl），詳細請託如何編輯這份即將震古鑠今的偉大刊物。當然，我們可以想見卡爾收信時的心情：家人的後事還沒料理完，么弟沒回家幫忙也就罷了，還忝不知恥寫信要錢只為了滿足自己的精神療癒，因此一家人雖然幾乎都沒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還是多少協助了這個「前途堪虞」的小弟一把。
(全文詳見《PAR表演藝術》雜誌第209期)
當一八二九年舒曼（Robert Alexander Schumann）寫下這段文字時，包括寫信的自己以及收信的母親，都不知道彼時弱冠的羅伯，已為他自己四十六年的人生蓋棺論定！
一位生不逢時的詩人
面對舒曼的一生，總是讓人無法準確校定比例尺與座標。不論是書商之子、重量級樂評人、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兼總主筆、還是眾所皆知的作曲家與精神病患。更複雜的是，他的身分在交叉評比時，評分表上的分數又是觀之在前忽焉在後：在世時他是個一流的作曲家、二流的鋼琴家與三流的指揮家、還兼一流的鋼琴家之夫；在作曲的分類上他有特A級的鋼琴曲、B～C級之間的交響曲以及，可有可無的歌劇（是的，他創作過歌劇）……。
舒曼自己曾說：「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自己並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位詩人（沒有人能變成詩人），命運總有一天會決定。」今天幾乎沒有人會否認，舒曼是一位音樂詩人。但這樣詩意的生命情懷，除了造就舒曼今日的特殊地位，卻也讓眾人在面對舒曼的作品時，始終無法確立一個最大公約數的定位點。或許在那個狂飆運動的年代，浪漫有餘卻缺乏鋼鐵意志，才氣縱橫卻缺乏自我紀律的舒曼，是生不逢時的。但以今日的目光來看，那個優柔寡斷，愛好藝術，興趣多樣，同時更才華洋溢的舒曼，活脫是個文藝青年的教科書！
那段年少無知的荒唐歲月
文青不輕狂，枉稱到世上。年少輕狂的舒曼也曾經歷過一段荒唐無知的青春歲月。作為一個到萊比錫念法律的大學生，舒曼的大學歲月簡直令人瞠目結舌：終日泡酒吧、雪茄不離手、跟同性的友人搞曖昧、四處觀賞藝文活動並且拜會各類文人、不定期希望出門旅遊（甚至去海德堡遊學）……。不用懷疑這些「康樂經費」的來源，此仁兄阮囊羞澀時，便老實不客氣寫信回家跟老媽要錢。而他那一心希望么兒出人頭地的母親，也總是一再屈服於舒曼的殷切哀求之下。
這些貌似今日文藝青年的種種舉動，其實只是因為他無法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的矛盾。自小浸淫在文學與音樂環境中的舒曼，進入萊比錫大學唸法律是迫於家庭與經濟的壓力。如果上大學的話，父親過世之後遺留給他龐大的遺產每年還可以多配給他各種零用金。其次，當時萊比錫大學與其他大學一樣提供三種學位：神學、法律與醫學。神學士給窮人唸的，舒曼家境富裕必不考慮；醫學又沒興趣，因此法律似乎是唯一選擇。但是枯燥的法律雖是日後謀生之計，卻與他的生命完全沒有交互作用。舒曼的童年時期，作為書商的父親定期從家中的數千冊藏書中提供孩子課外讀物，而且一直很鼓勵他自小在音樂上展現的創意與才華。因此在十六歲父親過世後，舒曼立定了要當作家的志向，同時養成每天寫日記的習慣。這樣的立志一方面可以視為對身為出版人兼作家的父親，一個克紹箕裘的自我認同，再者由於自己生性害羞，投身文學創作可以轉移自己面對群眾的焦慮。要這樣一個徹頭徹尾的文藝靈魂，妄求安身立命在法律條文中已是緣木求魚。
一個填錯志願的大學生
為何舒曼遲遲不敢跟家裡坦白自己「填錯志願」呢，除了怕一向反對自己成為音樂家的母親傷心之外，最重要更是怕母親萬一惱羞成怒切斷自己的經濟來源！果然舒曼向家中坦白想轉系念音樂之後，母親以淚洗面也只好勉強同意。幸好歷史證明，成全兒子夢想的舒曼夫人，造就了音樂史上最富詩意的作曲家。更耐人尋味的是這樣類似的事件即將再度上演，而且舒曼夫人直到去世前都不會知道，她對么兒的再次溺愛，竟然造就了一個偉大的文青俱樂部，以及一本偉大音樂雜誌的誕生。
話說一八三三年的五、六月間，舒曼就已經暗示母親計畫出版一份音樂刊物（不外乎又是伸手要錢……）。四個月後，舒曼的三哥及與舒曼最談得來的嫂嫂相繼去世。從童年時的大姐自殺、青春期的父親病故、直到現在兄嫂的死訊紛至，加上自己當時也身患瘧疾，死亡的陰影讓舒曼簡直徹底崩潰，不僅沒有回家奔喪，更幾度意圖在半夜從五樓的住家窗戶往下跳樓自殺，還被嚇呆的朋友們逼著搬到一樓。
在同儕友情的支持下，舒曼雖然漸漸好轉，但也選擇了每逢精神狀態瀕臨崩潰時所採取的對策：逃避社交、不履行自我義務、投身於大量的創作領域。他開始積極地將自己以往的詩、小說、戲劇、自傳，以及最重要的音樂評論彙集整理，並且寫信給繼承父業的二哥卡爾（Carl），詳細請託如何編輯這份即將震古鑠今的偉大刊物。當然，我們可以想見卡爾收信時的心情：家人的後事還沒料理完，么弟沒回家幫忙也就罷了，還忝不知恥寫信要錢只為了滿足自己的精神療癒，因此一家人雖然幾乎都沒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還是多少協助了這個「前途堪虞」的小弟一把。
(全文詳見《PAR表演藝術》雜誌第2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