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麗都海邊飛行

結束在台北的一切──戀人、朋友和詩歌理想,我拖著喝醉了的詩人靈魂返鄉,抵達炎熱的馬來西亞。六月,鄰國印尼飄來的煙霧,遮蔽了久違的吉隆坡,城市陷入一片迷濛,暫時消失在這一座熱帶半島。每年因為印尼農民不同程度的燒芭濫墾,燒去大面積的原始森林或者已經失去經濟效益的農作物以作為下一季耕耘的堆肥,造成排山倒海的煙霧搭上了季候風的便車,從婆羅洲飄渡南中國海,大剌剌登陸附近的島國。
六月的台北和六月的吉隆坡,兩個截然不同的「氣候」:夏天的台北是晴空萬里、充滿活力的;吉隆坡則是籠罩在一片灰茫茫、燒焦味的死寂塵霧。當飛機降落在吉隆坡國際機場那一秒,彷彿進入到一個看不見自己的夢境。幾個小時前,我才在公館溫州街上的雪可屋Caf?,和老闆喝著酒,天南地北地聊著。他大概認為我不會再回到台灣來,硬是塞了一包咖啡豆給我,我也沒想過將來是否還有機會踏入寶島,臨行前跟他緊緊握手擁抱,道別,在清晨無人的新生南路上騎著相伴五年的破爛鐵馬,離開了眷戀的溫州街。
父親用他僅剩的公積金在古來購置了一間排屋,四房二廳二衛,還有前廊可泊車。左邊住的是馬來家庭,右側是印度家庭,父母週末來此「度假」,和鄰人寒暄問好。新居固然舒適,但我仍喜歡住在八哩半新村──當時英國殖民政府為了隔絕華人對馬共的援濟,將華人圍居成一個村落,交由警察看守,進出得搜身,禁糧限水,受盡委屈。馬共一直隱遁在深山裡,與政府拉鋸至一九九幾年(記得是我高中畢業後的幾年)才棄械走出森林,結束山林內的游擊戰。最後一個共產黨陳平最終領取身分證,成了馬來西亞公民。
彼時新村的圍籬早已拆卸多年,不過生鏽的門檻鐵柱,還穩穩地插在水泥地樁上。我那時候還小,根本不曉得生鏽鐵柱的存在,原來是為了隔絕冷戰時代的那股紅潮,竟變成我們童年時期玩兵捉賊遊戲的祕密基地。新村裡華人開設的雜貨店、咖啡店、早市的大排檔,使得新村擴展成鎮。幾十年的鄉芭地,隨著時代進程而逐漸繁榮,老家前方的幾十畝油棕園不知何年被剷平,附近蓋建許多花園住宅區、加油站和霸級市場。然而鎮上的景觀依然沒多大改變,還是那兩排老舊店舖,一間廟,一所學校,一間南益鳳梨廠,和幾十年歷史的工人宿舍。
家人透早去上班,父親在鐵工廠做燒焊粗活,姊姊在貿易行當會計,哥哥剛剛換了新工作,在新加坡電子公司當採購,母親老樣子,在百年歷史的鳳梨廠做了幾十年切粒的女工,從年輕切到老年,手指頭紋路也被酸性的果汁給蝕平了。全家人都忙著賺錢,自己獨坐家中,百無聊賴下,決定到新山市區走一走。
巴士順著士古來路,經過五福城、甘拔士、柔佛花園、淡杯花園、UDA等住宅區,沒有交通燈,一路暢行無阻。經過淡杯花園住宅,我習慣性望一下路口轉角的印度廟,想起外公外婆,小時候我跟他們一起住在淡杯,跟著他們四處遊玩。當巴士行駛在麗都海岸線時,對向的車輛咻咻咻從窗外飛馳而過,彼此靠得很近。麗都海邊,寬度僅如河流的柔佛海峽──靜若湖水的灰藍之海,一水相隔的便是星島。對岸,有整齊的建築,或是發電廠,或是海關大樓,或是兀蘭組屋區,坐在巴士上一覽無遺,整齊乾淨。以前就覺得新加坡發展有條理,是個美麗的國度;龍應台女士來新馬演講時卻說這座花園城市「水清無魚」,惹惱了此地的文化人。
早年心中會把這一水之隔的兩岸,當作自己鄉土的一部分,後來一座巍峨、戒備森嚴的新加坡海關大樓改變了所有景觀,斬斷我一廂情願的懷想。原來我們和他們是不一樣的,雖然彼此的先輩都是移民,曾經有幾年同是馬來西亞聯邦一家人,但分家以後他們開始改說英語為國語,我們的國語則是馬來語(馬來語卻不是我的母語)。
在寬柔中學的六年學習生涯裡,我喜歡去海邊吹吹風,聽聽浪花的淺唱低吟,和同學拎著一把吉他,在椰影婆娑下彈唱創作的歌曲。那時,心境澎湃易感,對周圍事物常會有許多聯想以及啟發,開始書寫愛情小說,而且勤寫情書給暗戀的女生,渴望在教室走廊遇見她,一整天和朋友關在錄音室裡,就為錄製一張情歌卡帶送給人家當作生日禮物。
高三畢業後,我拿著獨中統考四科優等的成績留學台灣,那些一起瘋狂彈唱、感情豐沛的朋友各奔前程。幾年後,一名已經當上新加坡電視台的新聞主播,一名在美國矽谷發展事業,兩名才子依然走在詞曲創作的道路上。雖然少有聯繫,卻都清楚大家過得還不錯。有人這麼說過,我們這些「老新山」在地人,不管走到天涯海角,出外漂泊,總有一天會在新山某一間Kopitiam碰面。
還在聯絡的,便是從台灣返國就業的大學同窗。留學的五個年頭(包含一年僑大先修班),我們一起打工,一起翹課,一起騎單車夜遊大台北市,一起籌辦迎新送舊的活動,一起在二十四小時麥當勞準備期末考,一起被「當」,也一起見證了一九九八年台北市長選舉和二○○○年風起雲湧的總統選戰過程。那段成長的歲月佔據了重要的位置,我們時常處在思鄉與課業壓力的雙重包夾下,熬不下去的提早「畢業」,有些轉了系,有些休學。一晃眼,我們都戴上了四方帽,握住一紙文憑在椰林大道上爭相合照。
大學畢業後,大家紛紛打包回國,獨剩下我自己窩居在文山區萬盛街租賃的一間雅房,編織文學與藝術的夢。後來再和這些朋友聚首,一個個已在計畫生兒育女,未嫁娶的亦在籌備婚事。大家談起生意經,賺錢買房子、買車子,還有生孩子。我未敢領教這「三子」,當一個孝順兒子已經夠我忙的。在Kopitiam聊了兩小時,話題老在車子的款式、房子的位置和孩子的名字打轉。不知以前在台灣共譜的理想還存有多少?
其中一個朋友,政大中文系畢業,以前寫小說,得過旅台文學獎。問她,「回馬後還有在寫嗎?」她說,寫些劇本的片段,回來至今什麼也沒寫成,現在新加坡教中文,和教育部簽了五年約。諷刺的是,我們從小在馬來西亞所接受的華文教育,在新加坡卻被當作一門外語課。我問她怎麼教導這群華人子弟?她笑得尷尬,說必須用英文解釋,否則學生聽不懂,還會把「老師」說成「撈屎」。也不奇怪啊,某一次我問街上一名華人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位置,他卻以英語回答,他確實是華人,聽得懂一點中文,卻僅能以英語回答。
新加坡建國初期為與國際接軌提倡英語教育,與西方國家往來經貿,迅速躍升為亞洲四小龍。大陸崛起後的今天,政府卻要這群華人後代趕快學華文說華語,華人的根在此進行著不同時代的試鍊,徹底抽掉其民族性與傳統價值觀,鑄造因應未來局勢的新加坡人。以前是全盤的西化,如今是全盤的中國大陸化,想要他們「小孩不笨」也難。他們卻自我安慰地說:反正政府怎樣做,我們就跟著怎樣做囉……
在紗玉河站下車,經過黃亞福街賣盜版光碟的攤販,門前少年如港片裡的古惑仔,這裡叫做三聲仔,穿著阿哥哥的喇叭褲,戴著粗項鍊,梳光可鑑人的頭髮。樓梯間不時有胭脂女揮著扇子向行人招攬,老翁打開行李箱展售來自東南亞各地的壯陽藥、虎鞭藥酒與印度神油。馬來人和印度人比肩擦踵過馬路,只有我一個華人混跡其中,走向不遠處的City Square Shopping Center。
此間大型購物中心於一九九五年底開始興建,九七金融風暴時短暫停工,於一九九八年竣工。不過附近的好世界和水上浮城購物中心就沒那麼走運,生意慘淡,建商跑路,堪用的建材都被拆去賤賣,留下幾根插在海床上的鋼骨基柱,反而形成了另類的藝術裝置,許多越堤來此投資的新加坡人一夕之間負債累累,欲哭無淚。這些都是後來聽父親說的,以前返鄉他總說過一陣子哪裡又要蓋大樓,景物迅速變化,新山正在進步,然而擺在眼前的一幢幢「鬼屋」,卻成了一塊移除不去的瘡疤。
在City Square的四樓,有間半賣文具半賣書的大眾書局。店內劃分成文具、雜誌、學生作業簿、馬來文書籍、英文書籍、大陸簡體字書、大馬本地中文著作和台灣書等區。我翻看少得可憐的中文書,繁簡摻半,有時迫於無奈翻看馬來文小說和香港八卦雜誌。因為這裡的中文書籍乏善可陳,不是張曼娟,就是吳淡如和吳若權。暢銷書排行榜,幾乎是藤井樹的天下,看來王文華的《蛋白質女孩》已經退位讓賢。既然沒有像台灣誠品書店這樣書種繁多且富有格調的二十四小時書店,總該有一家像樣的咖啡館吧。我心想,一邊惴惴不安,真怕找不到安靜又典雅的義式咖啡館,那麼我可真待不住家鄉了。幸好,我在一家服飾店內,找到了種子咖啡館(Seed Caf?),寬敞的空間,餐桌與餐桌之間絕佳的距離,配合窗明几淨的落地玻璃,可以一整個下午待在這裡頭寫作讀書。雖然咖啡的口味改變了,但服務和環境已令人滿足。
我一連去了好幾次,初時馬來侍應生會遞來menu,我還是習慣點熱卡布奇諾。我上咖啡館也只喝熱卡布,幾次下來,侍應生未等我開口,即知道我想要照舊。咖啡端上桌,搭配兩片奶油餅乾,用茶匙先將泡沫稍稍推往杯沿,趁熱酌飲一口,在溫州街泡雪可屋的那種熟悉感覺湧上心頭,感覺有了,我便拿出筆記本書寫起來。也許是一種習慣吧,我在家裡就是寫不出東西,咖啡館反而成為創作的場所,詩意的所在了。
南方白晝較長,傍晚七點天還明亮,下班人潮擠滿了車站,巴士一輛接一輛排得老遠,司機沒等到載滿全車的人是不會開走的。我挑了一輛比較不擁擠的巴士,坐在靠窗的位子,一個華人婦女跟上來,用馬來語問我旁邊有人坐嗎?我搖一搖頭,她坐下。我已不奇怪被人家當成是馬來人,因為我出生在馬來西亞。
太陽緩緩降下,照在柔佛海峽的海面上就像一片藍玻璃。車內每一個乘客的臉龐顯得蠟黃,是疲累還是舊時代的幸福時光重披臉上,讓我分不清今夕是何夕──我回到南洋老家還是人在異鄉?巴士駛出市區,開在海岸線,經過蘇丹皇宮、動物園、「飛機樓」中央醫院,童年的記憶不斷迎面而來,粼光閃閃的就在前方追逐奔跑,畫面延伸到沙洲上,一隻海鷗正在捕掠牠的影子,我也是在捕掠過去的影子嗎?
家中,母親手捧一碟飯菜,細咬慢嚼,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視在看。某齣八點檔就在今晚大結局,演到女主角經歷種種波折,終於知曉男主角是深愛著她,彼此卻不能生活在一起,就在他們曾經相遇的地方分離了,「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母親看得入神,眼角都泛起淚光,我打斷了她,說:「媽,我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