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父子扮推手，將星國寫入兩岸談判史
從「辜汪會談」到「馬習會」， 22年前後，地點從新加坡亞歷山大路的海皇大廈，到烏節路的香格里拉，星國總理也由李光耀改為其子李顯龍。
登台人物與時空氛圍都劇烈變遷，唯有新加坡作為「兩岸調人」的角色，始終不變。
海皇大廈位於新加坡島西岸亞歷山大路，緊鄰「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海基會前副董事長兼祕書長邱進益曾在《我和新加坡的情緣》書中提到，22年前，「辜汪會談」也曾考慮過香格里拉，但他覺得公共場所並不適宜，後來星方才建議改到海皇大廈。
但事隔22年，如今海皇大廈已經易主，且正在整修，不可能再作為馬習會舞台。加上這次馬習會極力強調非正式性，所以香格里拉反成為理想場所。其實更多新加坡人關心的是，習近平此行名義上的主要目的是為中星建交25週年到新加坡做國是訪問。
為兩岸領導人傳話遞信
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與中國建交，是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東南亞國家。
當年，中、星建交談判的星國首席代表、現任新加坡巡迴大使許通美，近日受訪時透露，當時中、星雙方在一個月內很快順利簽署建交，但實際上兩國談判團經過一番拔河，角力點就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台灣。
許通美透露，新加坡政府當時給了他三條關於台灣的底線，第一是協議上不能出現任何羞辱台灣的語言；第二是不能破壞當時星國和台灣的既有協議；第三，堅持新加坡領導人應有權以個人和私人身分訪問台灣。
後來，中新關係確實也曾在2004年，因時任新加坡副總理的李顯龍以私人身份出訪台灣，而陷入低潮。這證明新加坡始終堅持扮演著「台灣友人」的角色。
「台星兩國的特殊關係可以回溯到上個世紀70、80年代，在那個台灣被國際孤立的時代，李光耀為台灣提供一個了解世界的窗口，也常為兩岸領導人之間傳話遞信，」新加坡新躍大學（SIM University）新躍中華學術中心主任郭振羽說，李光耀自1973年第一次訪台後，幾乎年年都到台灣訪問，與蔣經國建立深厚私誼。
居中牽線促成辜汪會談
尤其是當年台海斷絕往來，若非新加坡居間積極協調傳話，恐怕未必會有1993年的「辜汪會談」。當時，李光耀的牽線確實有著關鍵影響力。
「李光耀是用一種很低調、很勤勞的方式，建立起兩岸對他的信任，這樣有需要的時候人家就會來找你，」曾長期近距離採訪李光耀的新加坡資深報人陳加昌觀察，即便蔣經國去世，後來許多台灣各級官員到新加坡，李光耀都不厭其煩地親自接待，就是著眼將來有一天這些人若坐上高位，可以對新加坡有益。馬英九就是一個例子。
正因為新加坡無論兩岸關係如何起伏跌宕，始終堅持與雙方維持一定程度交往，沒有完全倒向其中一方，所以才能在22年後，仍舊成為馬習會最佳舞台。
「但近10年來兩岸關係互動的強化、透明化程度，已遠遠超越新加坡可以做的。使得新加坡幾乎沒角色了，」長期觀察兩岸事務的新加坡報業控股華文媒體集團營運總編輯蔡深江認為，新加坡的兩岸調人角色今非昔比，若將馬習會與辜汪會談時相比，新加坡已幾乎沒角色或微乎其微。
辜汪會談時，由於國、共兩黨彼此互信很低，李光耀成為唯一兩岸雙方都可以信任的角色，因此有從中斡旋的能耐與空間。蔡深江說，但兩岸發展到現在這種地步，已經不是新加坡能夠發揮關鍵影響力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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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台人物與時空氛圍都劇烈變遷，唯有新加坡作為「兩岸調人」的角色，始終不變。
海皇大廈位於新加坡島西岸亞歷山大路，緊鄰「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海基會前副董事長兼祕書長邱進益曾在《我和新加坡的情緣》書中提到，22年前，「辜汪會談」也曾考慮過香格里拉，但他覺得公共場所並不適宜，後來星方才建議改到海皇大廈。
但事隔22年，如今海皇大廈已經易主，且正在整修，不可能再作為馬習會舞台。加上這次馬習會極力強調非正式性，所以香格里拉反成為理想場所。其實更多新加坡人關心的是，習近平此行名義上的主要目的是為中星建交25週年到新加坡做國是訪問。
為兩岸領導人傳話遞信
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與中國建交，是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東南亞國家。
當年，中、星建交談判的星國首席代表、現任新加坡巡迴大使許通美，近日受訪時透露，當時中、星雙方在一個月內很快順利簽署建交，但實際上兩國談判團經過一番拔河，角力點就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台灣。
許通美透露，新加坡政府當時給了他三條關於台灣的底線，第一是協議上不能出現任何羞辱台灣的語言；第二是不能破壞當時星國和台灣的既有協議；第三，堅持新加坡領導人應有權以個人和私人身分訪問台灣。
後來，中新關係確實也曾在2004年，因時任新加坡副總理的李顯龍以私人身份出訪台灣，而陷入低潮。這證明新加坡始終堅持扮演著「台灣友人」的角色。
「台星兩國的特殊關係可以回溯到上個世紀70、80年代，在那個台灣被國際孤立的時代，李光耀為台灣提供一個了解世界的窗口，也常為兩岸領導人之間傳話遞信，」新加坡新躍大學（SIM University）新躍中華學術中心主任郭振羽說，李光耀自1973年第一次訪台後，幾乎年年都到台灣訪問，與蔣經國建立深厚私誼。
居中牽線促成辜汪會談
尤其是當年台海斷絕往來，若非新加坡居間積極協調傳話，恐怕未必會有1993年的「辜汪會談」。當時，李光耀的牽線確實有著關鍵影響力。
「李光耀是用一種很低調、很勤勞的方式，建立起兩岸對他的信任，這樣有需要的時候人家就會來找你，」曾長期近距離採訪李光耀的新加坡資深報人陳加昌觀察，即便蔣經國去世，後來許多台灣各級官員到新加坡，李光耀都不厭其煩地親自接待，就是著眼將來有一天這些人若坐上高位，可以對新加坡有益。馬英九就是一個例子。
正因為新加坡無論兩岸關係如何起伏跌宕，始終堅持與雙方維持一定程度交往，沒有完全倒向其中一方，所以才能在22年後，仍舊成為馬習會最佳舞台。
「但近10年來兩岸關係互動的強化、透明化程度，已遠遠超越新加坡可以做的。使得新加坡幾乎沒角色了，」長期觀察兩岸事務的新加坡報業控股華文媒體集團營運總編輯蔡深江認為，新加坡的兩岸調人角色今非昔比，若將馬習會與辜汪會談時相比，新加坡已幾乎沒角色或微乎其微。
辜汪會談時，由於國、共兩黨彼此互信很低，李光耀成為唯一兩岸雙方都可以信任的角色，因此有從中斡旋的能耐與空間。蔡深江說，但兩岸發展到現在這種地步，已經不是新加坡能夠發揮關鍵影響力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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