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時代記憶 聽藍祖蔚說影視時光
撥動時針,時間倒回1980年代,藏身在台北市青島東路辦公大樓四樓的電影圖書館,外觀一點都不起眼,但只要在圖書館裡挑一部電影,窩進播放空間,就可以在黑暗中遇見楚浮、雷奈、荷索、溫德斯、法斯賓達與安東尼奧尼等國際大導演,是台灣文青必訪的聖地。
2020年,電影圖書館幾經變革,轉型為「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簡稱「影視聽中心」),資深影評人藍祖蔚受命為董事長。又一次回到這熟悉的空間,我們請他聊聊對這地方的回憶,除了是他記者時期跑電影新聞充電的寶庫之外,那時每逢金馬影展,售票兩天前就有人在電影圖書館門口排隊;因為戒嚴時期、資訊封閉的台灣,想看到國際大師的作品,唯一的管道只有金馬影展,是當時文青最瘋迷的藝術饗宴,「如果現在的瘋狂指數是80分的話,當年大概是200分。」藍祖蔚笑笑地分享那段已經少有人知的歲月。
你的、我的、大家的台灣記憶
搭乘藍祖蔚駕駛的時光機,我們一起穿越時空,聽他說著四歲時看的第一部電影,男女主角在被單下蠕動,不明就裡的他,問了母親卻挨了一聲罵。他猶記得全家半夜時分守著收音機,聆聽中廣轉播金龍少棒隊在美國爭奪世界少棒的冠軍賽,開賽後一支安打,打者直奔二壘,廣播員瘋狂喜悅的聲音。他還經歷1962年台視開播的盛況,參加錄影上過節目。他也親眼見證了1963年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上映時,台北像個瘋人城、萬人空巷的局面。記憶力極好的藍祖蔚滔滔不絕地述說這些片段,這是他的記憶,其實也是台灣社會的共同回憶。「你可以想見那個年代,大家透過電影、電視、廣播媒介跟世界建立的連結,所得到的滿足。」藍祖蔚說。
甚至早年在電影院看電影,規定播放國歌和新聞時事的影片;國歌影片有各種版本,反映不同年代的社會背景與思維;新聞時事影片則是當時的生活紀錄,是台灣成長史活生生的歷史見證,都是屬於島嶼居民共同的記憶;但這些吉光片羽卻可能因為我們急著往前衝、忘記回頭看,而斑駁、淡忘了。
「影視聽中心就該把這些歷史記憶保留下來,經過擦拭整理和解釋,讓曾經走過的那一段青春歲月,可以重新成為台灣人的共同記憶,共同的文化資產。」藍祖蔚若有所思的說。
影視聽中心成立
影視聽中心的前身幾經轉型,最早是「國家電影圖書館」(1978~1991),之後轉型為「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1991~2014),更名為「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2014~2020),肩負台灣電影資料保存、修復、推廣、教育之責;2020年5月下旬正式轉型為「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業務範圍擴及電視、廣播的文化資產。
藍祖蔚受命擔任影視聽中心首任董事長。在西門町長大,電影伴隨他的成長,他也是台灣第一位五年內跑遍坎城、威尼斯、柏林、東京、聖莎巴斯提恩影展和奧斯卡獎現場的記者。擔任過電視台新聞製作人、中影公司製片部經理,更長年透過廣播,與社會大眾在空中相會,分享他喜愛的電影音樂,藍祖蔚的一輩子可說是跟電影泡在一起了,如今就任影視聽中心首任董事長,是適才適所。
「我們希望從1895年之後,建立台灣的視聽史。」藍祖蔚說。這1895年並非日本殖民台灣的緣由,而是世界第一部電影誕生的年代。台灣第一次進入膠捲的框格中是1907年日本人高松豐次郎拍攝的《台灣實況紹介》,該片在全島北中南一百多處取景。1906年,無線電廣播發明,1925 年,臺灣總督府在始政(開始施政) 30 周年紀念展覽會上首次公開播放廣播,1928年,台北放送局(現址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成立,台灣人開始透過小小的方盒知曉世界大事,電影《KANO》中,重現了家家戶戶透過廣播,收聽遠在日本的甲子園球賽盛況。這些影像、聲音成為庶民生活的一環,記錄大眾日常的點點滴滴,共築全民的記憶。
典藏今昔的分分秒秒
「影視聽中心」的業務擴展到電視、廣播,要找回散逸各處的片段記憶,藍祖蔚說:「不好找,可是現在不做未來更沒有機會,所以有多少就算多少。」
「從1950年代開始,台灣是在風雨飄搖中艱難地邁出影視創作的步伐,在1989年之前,台灣影像保存的概念是minus(負的)。很多珍貴的文化資產、社會記憶就這樣流失了。流失就代表消失,即使你曾經看過那種美麗,可是也無緣再見了。」藍祖蔚感概的說。
影視聽中心現在已積極與漢聲、警廣、台灣電視公司洽談,希望未來能將這些文化資產授權提供給全民使用,史明老先生生前也把自己廣播電台的磁帶捐給了影視聽中心,綠色和平電台也有相關的資料。「台灣是怎麼走過來的,我們不做過份的解釋,只是保存其原貌,還原其舊觀,這就是影視聽中心將來要做的事情。」藍祖蔚再補充:「從今日看來,可能嫌過去的資料節奏緩慢,甚至有點老土,但是前輩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你唯有知道昨天的爸媽長成什麼模樣,今天再回頭看看自己、看未來。」
留下「當下」的資料,還包括諸多從業人員的口述資料,才有機會為後世勾勒那曾經的榮景。「我們將來會有更大的比例訪談尚健在的影視從業人員,做成口述歷史,我們很希望他們能幫我們重建台灣的視聽史。」
許多電影舉辦的影後座談,導演與觀眾對話,這些資訊都應該被記錄下來。藍祖蔚又舉了自己與王童導演對談的書《王童七日談──導演與影評人的對談手記》。王童是從美術設計出身,再一路進階到執導演筒,書中藍祖蔚的提問,從美術搭景、鏡頭運動、符號意涵、角色選擇、音樂安排、使用語言等等,追根究柢地問明導演的意圖,留下的這些raw material,可供後世參考研究。
「我一直把自己的角色當作一座橋,當年我在橋的那一頭,我看過1960~1980年代這麼多精彩的風景,現在來到2020年,這邊的人都不知道橋那頭的風景,我的工作是把那頭帶到這邊來,讓大家知道橋那頭曾經如此輝煌燦爛。」藍祖蔚感性的說。
修復影格,國際亮相
看過由影視聽中心自製的紀錄片《數電影的人》,才能知道電影修復工作有多繁瑣細碎。所謂修復是一個個影格的救援,修整損破的膠片齒孔、除抹老化的影格接合膠,再進行數位掃描,一秒只能掃三個影格,數位修復師接續為每一格畫面掃除刮痕、清除髒汙,調光師再替影像找回褪逝的色澤,而音效修復師盡力還原影片舊有的聲色。影片中的數位修復師提到,一個月修復十分鐘算是理想狀態,就知道其工程之浩大繁瑣。
從2013年,影視聽中心投入台灣經典影片高階數位修復工作,其成果如《龍門客棧》、《俠女》、《空山靈雨》等片,都獲得坎城國際影展重視,重新讓全球看見,甚至陸續賣出修復版版權。
日前,《紐約時報》刊載了一篇美國影評人Ben Kenigsberg撰寫的專文,標題稱侯孝賢為「台灣最偉大電影人」。才好奇在多年後為何突然蹦出這則新聞,藍祖蔚解釋其中的關鍵,是中影公司重新修復了《戀戀風塵》與《童年往事》兩部作品,並賣出數位修復版權給線上串聯平台,讓影片在美國得以被看見,這顯示經典永遠有市場,而修復是香火傳承的重要工程。
未來,培育電影的修復人才更將是影視聽中心的重點工作,讓世界看到台灣有這樣的能力,讓電影修復可以成為台灣另一個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國寶「近用」,呈現美麗多元的台灣
典藏全民的記憶應無區分,那些屬於庶民的文化情貌,也該被重視。「希望將來影視聽中心能兵分兩路,學術的深化有其必要性,但是更為大眾接受的開闊性與廣度,也需要被重視。」藍祖蔚說。
例如鮮少人討論許不了、豬哥亮舞台表演的價值,與默劇泰斗卓別林的表演風格有何相似相異之處,分析他們的表演如何符合大眾文化娛樂的心情;或是介紹當年如陶大偉、孫越、許不了的賣座電影音樂,那些樂音都深植在人們心中,那是聞樂就能起舞,觀影就能知曉當時文化情境,這些都不該偏廢。台灣不是只有新電影的大師,台灣電影有更多可能的排列組合,藍祖蔚表示。
話題一轉,保存、修復了這些公共財之後,「但擺在庫房,『養在深閨人未識』,那還有什麼意思呢?」善用古典詩詞的藍祖蔚,說那些被鎖在庫房中不見天日的影片像深宮怨婦一般,此一形容超有既視感,「別人是『一朝選在君王側』,那我們是希望一朝能夠出現在大眾的手上。」讓這些影視的文化資產讓大家能夠方便近用,授權取得容易(近用權利),台灣曾有的「那時此刻」,曾有百花齊放的燦爛時光,才能不斷被記憶,被創新、被發揚。
熟悉英美文學的藍祖蔚,做了個比喻,在羅馬神話中,有位神祇Janus,他也是January一月字源的由來,他有兩個臉各朝向一方,看向過去和未來。藍祖蔚以此為喻,「影視聽中心要有Janus的精神,把過去的東西帶到現在給大家了解,對於現代的情事,我們也沒有忽略,典藏本該從當下開始。」藍祖蔚的這番話,界定影視聽中心獨特的文化使命,現在的每一天為未來的每一天做典藏,是影視聽中心最貼切的註腳。
2020年,電影圖書館幾經變革,轉型為「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簡稱「影視聽中心」),資深影評人藍祖蔚受命為董事長。又一次回到這熟悉的空間,我們請他聊聊對這地方的回憶,除了是他記者時期跑電影新聞充電的寶庫之外,那時每逢金馬影展,售票兩天前就有人在電影圖書館門口排隊;因為戒嚴時期、資訊封閉的台灣,想看到國際大師的作品,唯一的管道只有金馬影展,是當時文青最瘋迷的藝術饗宴,「如果現在的瘋狂指數是80分的話,當年大概是200分。」藍祖蔚笑笑地分享那段已經少有人知的歲月。
影視聽中心將業務範圍擴及電視、廣播的文化資產。圖為1972年中華電視公司電視劇「七世夫妻」拍攝情景,右一為亞洲影后凌波。(外交部提供)
你的、我的、大家的台灣記憶
搭乘藍祖蔚駕駛的時光機,我們一起穿越時空,聽他說著四歲時看的第一部電影,男女主角在被單下蠕動,不明就裡的他,問了母親卻挨了一聲罵。他猶記得全家半夜時分守著收音機,聆聽中廣轉播金龍少棒隊在美國爭奪世界少棒的冠軍賽,開賽後一支安打,打者直奔二壘,廣播員瘋狂喜悅的聲音。他還經歷1962年台視開播的盛況,參加錄影上過節目。他也親眼見證了1963年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上映時,台北像個瘋人城、萬人空巷的局面。記憶力極好的藍祖蔚滔滔不絕地述說這些片段,這是他的記憶,其實也是台灣社會的共同回憶。「你可以想見那個年代,大家透過電影、電視、廣播媒介跟世界建立的連結,所得到的滿足。」藍祖蔚說。
甚至早年在電影院看電影,規定播放國歌和新聞時事的影片;國歌影片有各種版本,反映不同年代的社會背景與思維;新聞時事影片則是當時的生活紀錄,是台灣成長史活生生的歷史見證,都是屬於島嶼居民共同的記憶;但這些吉光片羽卻可能因為我們急著往前衝、忘記回頭看,而斑駁、淡忘了。
「影視聽中心就該把這些歷史記憶保留下來,經過擦拭整理和解釋,讓曾經走過的那一段青春歲月,可以重新成為台灣人的共同記憶,共同的文化資產。」藍祖蔚若有所思的說。
藍祖蔚受命擔任影視聽中心首任董事長,他希望建立台灣自1895年以來的視聽史。(林格立攝)
影視聽中心成立
影視聽中心的前身幾經轉型,最早是「國家電影圖書館」(1978~1991),之後轉型為「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1991~2014),更名為「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2014~2020),肩負台灣電影資料保存、修復、推廣、教育之責;2020年5月下旬正式轉型為「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業務範圍擴及電視、廣播的文化資產。
藍祖蔚受命擔任影視聽中心首任董事長。在西門町長大,電影伴隨他的成長,他也是台灣第一位五年內跑遍坎城、威尼斯、柏林、東京、聖莎巴斯提恩影展和奧斯卡獎現場的記者。擔任過電視台新聞製作人、中影公司製片部經理,更長年透過廣播,與社會大眾在空中相會,分享他喜愛的電影音樂,藍祖蔚的一輩子可說是跟電影泡在一起了,如今就任影視聽中心首任董事長,是適才適所。
「我們希望從1895年之後,建立台灣的視聽史。」藍祖蔚說。這1895年並非日本殖民台灣的緣由,而是世界第一部電影誕生的年代。台灣第一次進入膠捲的框格中是1907年日本人高松豐次郎拍攝的《台灣實況紹介》,該片在全島北中南一百多處取景。1906年,無線電廣播發明,1925 年,臺灣總督府在始政(開始施政) 30 周年紀念展覽會上首次公開播放廣播,1928年,台北放送局(現址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成立,台灣人開始透過小小的方盒知曉世界大事,電影《KANO》中,重現了家家戶戶透過廣播,收聽遠在日本的甲子園球賽盛況。這些影像、聲音成為庶民生活的一環,記錄大眾日常的點點滴滴,共築全民的記憶。
到西門町看場電影,是許多台灣民眾青春歲月裡不可抹去的一章。(外交部提供)
典藏今昔的分分秒秒
「影視聽中心」的業務擴展到電視、廣播,要找回散逸各處的片段記憶,藍祖蔚說:「不好找,可是現在不做未來更沒有機會,所以有多少就算多少。」
「從1950年代開始,台灣是在風雨飄搖中艱難地邁出影視創作的步伐,在1989年之前,台灣影像保存的概念是minus(負的)。很多珍貴的文化資產、社會記憶就這樣流失了。流失就代表消失,即使你曾經看過那種美麗,可是也無緣再見了。」藍祖蔚感概的說。
影視聽中心現在已積極與漢聲、警廣、台灣電視公司洽談,希望未來能將這些文化資產授權提供給全民使用,史明老先生生前也把自己廣播電台的磁帶捐給了影視聽中心,綠色和平電台也有相關的資料。「台灣是怎麼走過來的,我們不做過份的解釋,只是保存其原貌,還原其舊觀,這就是影視聽中心將來要做的事情。」藍祖蔚再補充:「從今日看來,可能嫌過去的資料節奏緩慢,甚至有點老土,但是前輩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你唯有知道昨天的爸媽長成什麼模樣,今天再回頭看看自己、看未來。」
留下「當下」的資料,還包括諸多從業人員的口述資料,才有機會為後世勾勒那曾經的榮景。「我們將來會有更大的比例訪談尚健在的影視從業人員,做成口述歷史,我們很希望他們能幫我們重建台灣的視聽史。」
許多電影舉辦的影後座談,導演與觀眾對話,這些資訊都應該被記錄下來。藍祖蔚又舉了自己與王童導演對談的書《王童七日談──導演與影評人的對談手記》。王童是從美術設計出身,再一路進階到執導演筒,書中藍祖蔚的提問,從美術搭景、鏡頭運動、符號意涵、角色選擇、音樂安排、使用語言等等,追根究柢地問明導演的意圖,留下的這些raw material,可供後世參考研究。
「我一直把自己的角色當作一座橋,當年我在橋的那一頭,我看過1960~1980年代這麼多精彩的風景,現在來到2020年,這邊的人都不知道橋那頭的風景,我的工作是把那頭帶到這邊來,讓大家知道橋那頭曾經如此輝煌燦爛。」藍祖蔚感性的說。
1971年,台南巨人少棒隊獲第25屆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錦標賽冠軍,回國後遊行車隊經中華商場,萬人空巷。(外交部提供)
修復影格,國際亮相
看過由影視聽中心自製的紀錄片《數電影的人》,才能知道電影修復工作有多繁瑣細碎。所謂修復是一個個影格的救援,修整損破的膠片齒孔、除抹老化的影格接合膠,再進行數位掃描,一秒只能掃三個影格,數位修復師接續為每一格畫面掃除刮痕、清除髒汙,調光師再替影像找回褪逝的色澤,而音效修復師盡力還原影片舊有的聲色。影片中的數位修復師提到,一個月修復十分鐘算是理想狀態,就知道其工程之浩大繁瑣。
從2013年,影視聽中心投入台灣經典影片高階數位修復工作,其成果如《龍門客棧》、《俠女》、《空山靈雨》等片,都獲得坎城國際影展重視,重新讓全球看見,甚至陸續賣出修復版版權。
日前,《紐約時報》刊載了一篇美國影評人Ben Kenigsberg撰寫的專文,標題稱侯孝賢為「台灣最偉大電影人」。才好奇在多年後為何突然蹦出這則新聞,藍祖蔚解釋其中的關鍵,是中影公司重新修復了《戀戀風塵》與《童年往事》兩部作品,並賣出數位修復版權給線上串聯平台,讓影片在美國得以被看見,這顯示經典永遠有市場,而修復是香火傳承的重要工程。
未來,培育電影的修復人才更將是影視聽中心的重點工作,讓世界看到台灣有這樣的能力,讓電影修復可以成為台灣另一個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電影、電視、廣播這些聲與影,構築了台灣人共同的記憶。(林格立攝)
國寶「近用」,呈現美麗多元的台灣
典藏全民的記憶應無區分,那些屬於庶民的文化情貌,也該被重視。「希望將來影視聽中心能兵分兩路,學術的深化有其必要性,但是更為大眾接受的開闊性與廣度,也需要被重視。」藍祖蔚說。
例如鮮少人討論許不了、豬哥亮舞台表演的價值,與默劇泰斗卓別林的表演風格有何相似相異之處,分析他們的表演如何符合大眾文化娛樂的心情;或是介紹當年如陶大偉、孫越、許不了的賣座電影音樂,那些樂音都深植在人們心中,那是聞樂就能起舞,觀影就能知曉當時文化情境,這些都不該偏廢。台灣不是只有新電影的大師,台灣電影有更多可能的排列組合,藍祖蔚表示。
話題一轉,保存、修復了這些公共財之後,「但擺在庫房,『養在深閨人未識』,那還有什麼意思呢?」善用古典詩詞的藍祖蔚,說那些被鎖在庫房中不見天日的影片像深宮怨婦一般,此一形容超有既視感,「別人是『一朝選在君王側』,那我們是希望一朝能夠出現在大眾的手上。」讓這些影視的文化資產讓大家能夠方便近用,授權取得容易(近用權利),台灣曾有的「那時此刻」,曾有百花齊放的燦爛時光,才能不斷被記憶,被創新、被發揚。
熟悉英美文學的藍祖蔚,做了個比喻,在羅馬神話中,有位神祇Janus,他也是January一月字源的由來,他有兩個臉各朝向一方,看向過去和未來。藍祖蔚以此為喻,「影視聽中心要有Janus的精神,把過去的東西帶到現在給大家了解,對於現代的情事,我們也沒有忽略,典藏本該從當下開始。」藍祖蔚的這番話,界定影視聽中心獨特的文化使命,現在的每一天為未來的每一天做典藏,是影視聽中心最貼切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