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台灣做出版 專訪出版人初安民、胡金倫
台灣自由開放的民主社會，形成活力奔放的輿論環境，也造就了蓬勃的出版產業。在這樣活絡具競爭力的場域，也吸引到各地華人爭相插旗，圓一個年輕時代就醞釀的文學夢，或掙一個對外向國際發聲的管道。這一回，我們專訪來自大馬的胡金倫、韓國華僑初安民，在海外長大的他們，為何選擇來到台灣？又如何情定出版事業，終身不悔？
初安民
1957年生，祖籍山東牟平，長於韓國，年輕時來到台灣，畢業於成大中文系，曾任中學教師；是詩人、作家，也是擁有卅多年經驗的資深出版人，曾編過《聯合文學》、《短篇小說》，目前是《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編輯。
初安民是花甲少年，年過六旬的他，時間染白了髮鬢，卻淬礪出另一種神采，這種神采調合了他的文學夢、憂國憂民的文人傷感，還雜揉了夢想在現實中的衝突，以及自我解嘲的小小幽默。
莊坤儒攝
被國學滋養長大的文藝少年
身為韓國華僑第二代，初安民的父親來自山東煙台，作為一名中醫，是農業社會極少數的知識份子，1949年中國大陸政局丕變，他選擇逃亡到海外，但因船隻過小，無法到達台灣，最終只好落腳在韓國。
在南韓鄉下出生長大的初安民，父親老來得子的緣故，對他呵護備至，同時也施以極為嚴格的教養，初安民回憶，在那沒有玩具的童年，極稀有的外出時間，「父親就跟我講他的故事，也把家裡的《論語》、《左傳》，從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給我聽。」初安民回憶。
就在這樣的耳濡目染之下，他承繼了父親對於神州大陸的失落之情，以及對自由台灣的憧憬，「他沒有留下什麼遺產，他留給我的是他的情感債。他的神思、他的國度，還有他的故國之悲。」初安民說。
然而，在虛幻的去國懷鄉情緒裡，唯有文字、書本是唯一紮實的生存養分，滋養著年少的心靈。彼時，他在台灣同父異母的姊姊，偶爾會寄來各種土產，包裹在各種鳳梨乾、鳳梨罐頭外的《中央日報》，即使是廣告上的文字，也讓他讀得津津有味。
成為一名文學編輯
談初安民，人們多記得他的編輯身分，罕論其文學成就。但其實初安民提筆甚早，也交出了好成績，1977年舉家從韓國移民來台，他進入成大中文系就讀，1979年就獲得校內的鳳凰樹文學獎，還出版過多本詩集。
但比起創作，編輯更是他願意投入一生、死而後已的人生志業。對於編輯工作，他如此自述：「從喜歡到產生使命感，最後則是捨我其誰。」初安民相當自豪這一輩子只有做過兩種工作，第一份工作是教職，那是為了剛交往未久、在東海念研究所的女朋友，他到台中明道中學當了一年教師，實在與志趣不合，愛情穩固後，便毫不遲疑地辭職。
另一份就是做了35年的文學編輯。他在《聯合文學》待了20年，從基層一路做到總編輯，離開後又創辦了《印刻文學生活誌》，中間還同時接手編過《短篇小說》雜誌。從一而終的他，不曾心有旁騖，也不曾轉換跑道。
日本作家川本三郎的名言：「只有文學能夠傾聽挫折者的輕聲低語。」初安民心有戚戚：「我的信仰就是文學。只有它可以留下，記錄著一代又一代的故事，它比歷史還要真實，能在歲月的長河裡尋求正義，能夠從事這樣的行業，是幸福且需要持續投入的。」雖說，訪談過程中他總不斷以現實磨耗著夢想來自我解嘲，但每談及編輯工作，流露的，卻是不曾改易的初衷與真心。
自由的沃壤，盛放的文學花園
對於目前主理的《印刻》，初安民追求的是百花齊放的「大花園主義」，個人的出身、好惡與流派，通通都暫時擺到一邊，「文學應該是一個共和國，沒有國界之間的藩籬。」
能在涵融多元歧異，允許自由發聲的台灣從事出版，則是貫徹他理念最有力的靠山，「台灣最難能可貴的，是在華人世界裡，擁有半世紀以上，開放、自由、多元的特質與傳統。這不只是出版產業，還包括了語文教育、學術訓練以及學術評論等方面。」初安民如此評價。
與在海外成長的年少回憶相較起來，這樣的差異尤其顯著。小時在韓國念華僑學校的他，教學資源相當有限，不僅課堂使用的，是遠渡重洋來的台灣教科書，就連授課老師也大多從台灣畢業的。
如今移民「回」台的他，能在豐饒的土地上耕耘，直到花園中百花盛放，更是無須多言的幸福，因此直到現在屆齡退休，他仍放言宣誓，對編輯工作：「要做到筋疲力竭為止。」
胡金倫 (莊坤儒攝)
胡金倫
馬來西亞華人，1971年出生於吉隆坡，擁有台灣永久居留權。馬來西亞理科大學人文系畢業，先在《星洲日報》擔任記者工作二年，後來台就讀政治大學中文所，以張大春為研究題目。畢業後進入台灣出版業，至今累積近廿年的出版資歷，曾任職於麥田出版、聯經出版，目前是時報文化出版第一編輯部總編輯。
從一名敏銳多思、勇於追夢的文藝青年，蛻變成在異鄉歷練，享譽業界的專業出版人，廿年的悠悠歲月，胡金倫在異鄉土地，成就了夢想的一片天。
我從大馬來
「對於許多馬來西亞文青來說，台灣就是一個追尋文學、藝術的好地方。」胡金倫思忖起當年。那是1998年，他剛剛大學畢業，到《星洲日報》跑了兩年的文教線新聞，一直喜歡文藝的他，一面工作，一面寫作，甚至拿下了馬來西亞的花蹤文學獎、雲里風年度優秀作家等獎項，卻覺得心中猶有缺憾。
對於總是緊追日、美流行文化的台灣人來說，或許難以想像，就在咫尺之遙的東南亞地區，擁有同樣血緣的華人社群，對於台灣新聞時事、文藝乃至影視娛樂，是如何地親近與喜愛，「台灣的文學、電影、流行歌曲，對於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胡金倫說。從早年流行的鳳飛飛、劉文正，到瓊瑤的連續劇、新浪潮電影，以及張曼娟、劉墉、楊牧、余光中等文學名家，從台灣到馬來西亞，可說是零時差。
這不僅是文化上的親近性，對於大馬華人來說，不論作家、歌手，甚至電影導演，倘若想在華文世界被關注，來台灣出道、發展、獲獎（好比金馬獎、各種文學獎），都是一種必然。
彼時的胡金倫，眼看著僅長他二、三歲的陳大為、鍾怡雯、黃錦樹等人，到台灣求學、獲文學獎、出書，彷彿成為一種理當的命中注定，為了尋求更好的出路，也為了實現自己的文學夢，他選擇來到了台灣。
搭建一條南向之路
在台灣待了這麼長一段時間，對胡金倫來說，從來不是連根拔起的移植，馬華的身分，提供了他不一樣的專業品味與養分，還有人脈網絡的有力支援。
他前後待過麥田、聯經、時報三家出版社，喜愛文學的他，文學創作與研究評論一直都是他的出版主力，而這其中，有一大部分都緊繫馬華社群，陳大為、鍾怡雯、黃錦樹、張貴興、黎紫書、高嘉謙等作家、學者，都是他的合作對象。
來自東南亞的他，對於引介東南亞文化也懷有義不容辭的使命，「台灣的讀者，對東南亞不外乎印尼峇里島、泰國曼谷等旅遊景點，但東南亞每個國家的文化、風俗、宗教都很不一樣，」胡金倫說，「倘若藉著書，可以增進台灣讀者對這些距離最近的國家多些認識，或許社會上就不會再有這樣多的誤會與誤解。」
2014年胡金倫在聯經擔任總編輯時，推出《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是早於新南向熱潮以前，書市上開始探討東南亞議題的先驅，這本書的熱銷，也反映了市場上對於東南亞主題的缺乏；而後他也成立書系「South書房」，引介一系列東南亞人文社科書，其中頗多長銷佳作。
「今年九月，我們也將翻譯出版一本緬甸小說，這會是台灣第一本直接由緬甸文翻譯成中文的書。」胡金倫興致勃勃地說。
從世界看台灣出版
就像許多馬華歌手，先在台灣發跡，才紅回故鄉；也有許多馬華作家的書，是先在台灣出版，才被馬來西亞讀者所認識。但不僅如此，「馬來西亞以外，我們也把書賣到港澳、新加坡、中國大陸，乃至翻譯到歐美等地。」胡金倫一言以蔽之：「台灣是面向國際市場的重要樞紐。」
也誠如他的一席話，台灣百無禁忌的出版環境，以及在華文世界的代表性地位，一直都是許多海外華人前仆後繼，爭奪話語權的前線。出版界中，除了他以外，也有不少海外出版人長期在台灣市場耕耘，而到了網路時代，這樣的國際交流更是有增無減，近年更有甚者直接投資創辦出版媒體，此現象也再次印證，台灣在華文世界的關鍵性地位。
初安民
1957年生，祖籍山東牟平，長於韓國，年輕時來到台灣，畢業於成大中文系，曾任中學教師；是詩人、作家，也是擁有卅多年經驗的資深出版人，曾編過《聯合文學》、《短篇小說》，目前是《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編輯。
初安民是花甲少年，年過六旬的他，時間染白了髮鬢，卻淬礪出另一種神采，這種神采調合了他的文學夢、憂國憂民的文人傷感，還雜揉了夢想在現實中的衝突，以及自我解嘲的小小幽默。
被國學滋養長大的文藝少年
身為韓國華僑第二代，初安民的父親來自山東煙台，作為一名中醫，是農業社會極少數的知識份子，1949年中國大陸政局丕變，他選擇逃亡到海外，但因船隻過小，無法到達台灣，最終只好落腳在韓國。
在南韓鄉下出生長大的初安民，父親老來得子的緣故，對他呵護備至，同時也施以極為嚴格的教養，初安民回憶，在那沒有玩具的童年，極稀有的外出時間，「父親就跟我講他的故事，也把家裡的《論語》、《左傳》，從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給我聽。」初安民回憶。
就在這樣的耳濡目染之下，他承繼了父親對於神州大陸的失落之情，以及對自由台灣的憧憬，「他沒有留下什麼遺產，他留給我的是他的情感債。他的神思、他的國度，還有他的故國之悲。」初安民說。
然而，在虛幻的去國懷鄉情緒裡，唯有文字、書本是唯一紮實的生存養分，滋養著年少的心靈。彼時，他在台灣同父異母的姊姊，偶爾會寄來各種土產，包裹在各種鳳梨乾、鳳梨罐頭外的《中央日報》，即使是廣告上的文字，也讓他讀得津津有味。
成為一名文學編輯
談初安民，人們多記得他的編輯身分，罕論其文學成就。但其實初安民提筆甚早，也交出了好成績，1977年舉家從韓國移民來台，他進入成大中文系就讀，1979年就獲得校內的鳳凰樹文學獎，還出版過多本詩集。
但比起創作，編輯更是他願意投入一生、死而後已的人生志業。對於編輯工作，他如此自述：「從喜歡到產生使命感，最後則是捨我其誰。」初安民相當自豪這一輩子只有做過兩種工作，第一份工作是教職，那是為了剛交往未久、在東海念研究所的女朋友，他到台中明道中學當了一年教師，實在與志趣不合，愛情穩固後，便毫不遲疑地辭職。
另一份就是做了35年的文學編輯。他在《聯合文學》待了20年，從基層一路做到總編輯，離開後又創辦了《印刻文學生活誌》，中間還同時接手編過《短篇小說》雜誌。從一而終的他，不曾心有旁騖，也不曾轉換跑道。
日本作家川本三郎的名言：「只有文學能夠傾聽挫折者的輕聲低語。」初安民心有戚戚：「我的信仰就是文學。只有它可以留下，記錄著一代又一代的故事，它比歷史還要真實，能在歲月的長河裡尋求正義，能夠從事這樣的行業，是幸福且需要持續投入的。」雖說，訪談過程中他總不斷以現實磨耗著夢想來自我解嘲，但每談及編輯工作，流露的，卻是不曾改易的初衷與真心。
自由的沃壤，盛放的文學花園
對於目前主理的《印刻》，初安民追求的是百花齊放的「大花園主義」，個人的出身、好惡與流派，通通都暫時擺到一邊，「文學應該是一個共和國，沒有國界之間的藩籬。」
能在涵融多元歧異，允許自由發聲的台灣從事出版，則是貫徹他理念最有力的靠山，「台灣最難能可貴的，是在華人世界裡，擁有半世紀以上，開放、自由、多元的特質與傳統。這不只是出版產業，還包括了語文教育、學術訓練以及學術評論等方面。」初安民如此評價。
與在海外成長的年少回憶相較起來，這樣的差異尤其顯著。小時在韓國念華僑學校的他，教學資源相當有限，不僅課堂使用的，是遠渡重洋來的台灣教科書，就連授課老師也大多從台灣畢業的。
如今移民「回」台的他，能在豐饒的土地上耕耘，直到花園中百花盛放，更是無須多言的幸福，因此直到現在屆齡退休，他仍放言宣誓，對編輯工作：「要做到筋疲力竭為止。」
胡金倫
馬來西亞華人，1971年出生於吉隆坡，擁有台灣永久居留權。馬來西亞理科大學人文系畢業，先在《星洲日報》擔任記者工作二年，後來台就讀政治大學中文所，以張大春為研究題目。畢業後進入台灣出版業，至今累積近廿年的出版資歷，曾任職於麥田出版、聯經出版，目前是時報文化出版第一編輯部總編輯。
從一名敏銳多思、勇於追夢的文藝青年，蛻變成在異鄉歷練，享譽業界的專業出版人，廿年的悠悠歲月，胡金倫在異鄉土地，成就了夢想的一片天。
我從大馬來
「對於許多馬來西亞文青來說，台灣就是一個追尋文學、藝術的好地方。」胡金倫思忖起當年。那是1998年，他剛剛大學畢業，到《星洲日報》跑了兩年的文教線新聞，一直喜歡文藝的他，一面工作，一面寫作，甚至拿下了馬來西亞的花蹤文學獎、雲里風年度優秀作家等獎項，卻覺得心中猶有缺憾。
對於總是緊追日、美流行文化的台灣人來說，或許難以想像，就在咫尺之遙的東南亞地區，擁有同樣血緣的華人社群，對於台灣新聞時事、文藝乃至影視娛樂，是如何地親近與喜愛，「台灣的文學、電影、流行歌曲，對於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胡金倫說。從早年流行的鳳飛飛、劉文正，到瓊瑤的連續劇、新浪潮電影，以及張曼娟、劉墉、楊牧、余光中等文學名家，從台灣到馬來西亞，可說是零時差。
這不僅是文化上的親近性，對於大馬華人來說，不論作家、歌手，甚至電影導演，倘若想在華文世界被關注，來台灣出道、發展、獲獎（好比金馬獎、各種文學獎），都是一種必然。
彼時的胡金倫，眼看著僅長他二、三歲的陳大為、鍾怡雯、黃錦樹等人，到台灣求學、獲文學獎、出書，彷彿成為一種理當的命中注定，為了尋求更好的出路，也為了實現自己的文學夢，他選擇來到了台灣。
搭建一條南向之路
在台灣待了這麼長一段時間，對胡金倫來說，從來不是連根拔起的移植，馬華的身分，提供了他不一樣的專業品味與養分，還有人脈網絡的有力支援。
他前後待過麥田、聯經、時報三家出版社，喜愛文學的他，文學創作與研究評論一直都是他的出版主力，而這其中，有一大部分都緊繫馬華社群，陳大為、鍾怡雯、黃錦樹、張貴興、黎紫書、高嘉謙等作家、學者，都是他的合作對象。
來自東南亞的他，對於引介東南亞文化也懷有義不容辭的使命，「台灣的讀者，對東南亞不外乎印尼峇里島、泰國曼谷等旅遊景點，但東南亞每個國家的文化、風俗、宗教都很不一樣，」胡金倫說，「倘若藉著書，可以增進台灣讀者對這些距離最近的國家多些認識，或許社會上就不會再有這樣多的誤會與誤解。」
2014年胡金倫在聯經擔任總編輯時，推出《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是早於新南向熱潮以前，書市上開始探討東南亞議題的先驅，這本書的熱銷，也反映了市場上對於東南亞主題的缺乏；而後他也成立書系「South書房」，引介一系列東南亞人文社科書，其中頗多長銷佳作。
「今年九月，我們也將翻譯出版一本緬甸小說，這會是台灣第一本直接由緬甸文翻譯成中文的書。」胡金倫興致勃勃地說。
從世界看台灣出版
就像許多馬華歌手，先在台灣發跡，才紅回故鄉；也有許多馬華作家的書，是先在台灣出版，才被馬來西亞讀者所認識。但不僅如此，「馬來西亞以外，我們也把書賣到港澳、新加坡、中國大陸，乃至翻譯到歐美等地。」胡金倫一言以蔽之：「台灣是面向國際市場的重要樞紐。」
也誠如他的一席話，台灣百無禁忌的出版環境，以及在華文世界的代表性地位，一直都是許多海外華人前仆後繼，爭奪話語權的前線。出版界中，除了他以外，也有不少海外出版人長期在台灣市場耕耘，而到了網路時代，這樣的國際交流更是有增無減，近年更有甚者直接投資創辦出版媒體，此現象也再次印證，台灣在華文世界的關鍵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