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曾是四小龍之首？
台灣近幾十年有很多方面表現不如韓國。這種現象若要改善，我們應該針對各項不如或勝過韓國的地方檢討其原因及改善之道，例如思考韓劇為何打敗台劇、現代為何遠勝裕隆、台積電為何可成為世界第一。但我們有很多人不做這種具體的檢討，而把責任推給一、兩個因素，因此我們也一直未能真正解決問題。
前幾年有些人把台灣輸給韓國，歸罪政府限制對中國的經貿往來，忽視台灣不管在貿易和投資上都比韓國更大量利用中國，以及台灣產業大量被紅色供應鏈取代的事實（請參閱：陳博志，〈別因輸贏而錯怪南韓〉，《看》雜誌，81期，2011年3月；〈紅色供應鏈與兩岸產業合作〉，《看》雜誌，161期，2015年11月）。另外也一直有人用思古情懷認為我們以前是四小龍之首，所以現在會輸韓國是因為現在的人不如以前，是因為政黨輪替人事更換頻繁。但這也和事實不符。
台灣從來不是四小龍之首
幾個月前這種緬懷過去的風氣再度風行之前，我恰曾用具體的資料指出，依「每人平均美元GDP」來看，香港和新加坡一直高於台灣，韓國和台灣則互有高下，但大部分時候韓國高於台灣。而依IMF調整各國物價差異而算出的「購買力平價每人平均所得」來看，則幾十年來新、港都高於台灣，而台灣高於韓國，各國間的相對比例變化也不大。這表示台灣從來不是四小龍之首，我們自大地以為我們曾是四小龍之首的結果，只是讓我們忽視了該做的改革和努力（陳博志，〈自大讓台灣由四小龍之首變之末〉，《台經月刊》，41卷11期，2018年11月）。
最近有人又提起台灣曾是四小龍之首的說法，也有媒體為了支持這種說法，依據台灣在1970年代「平均經濟成長率」略高於韓、港、新，而堅持說我們確曾是四小龍之首當之無愧。這就像小明月考後回去告訴爸爸說，這次月考我由上次的50分，進步到70分，而其他人都沒進步這麼多，隔壁的阿嬌兩次都是95而沒進步，所以我是全班第一名，是全班之首一樣好笑。
經濟成長率雖然很重要，但不是比誰第一時的主要考慮，水準值才是國家排名的重要因素，否則現在世界之首絕非美國，亞洲之首也非中國，印度、越南、菲律賓都有更高的成長率。某些強調成長率的人可能是要藉此主張以前的執政者較有能力。然而這種比較也很危險，因為成長率的比較會因使用之基期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結果，而且GDP的成長率也可能和每人實質所得或福利的成長有很大的差異（陳博志，〈2010年的紙上富貴與虛構繁榮〉，《看》雜誌，79期，2014年1月）。
就算用成長率來看，其實台灣也早就輸給韓國。由1972年到1988年，也就是蔣經國先生執政的17年期間，台灣只有7年經濟成長率高於南韓，這期間南韓實質GDP成長為4.45倍，台灣只成長為4.00倍。再用更能代表人民經濟福利的購買力平價每人平均所得來看，依MIF之資料，1980年時南韓只有台灣的63.1%，到1988年已追到我國的73%，1997追到78.6%，而2017仍只有78.4%。換言之，蔣經國時期，這每人所得的成長相對較韓國慢，所以被追上較多，近20年則成長速度和韓國相當所以相對所得倍數大致不變。由此看來，想「以古非今」的人，也許已「非」到他們認為是楷模的蔣經國及李國鼎和孫運璿等人。
輸給韓國的責任到底誰該扛？
除了不知道前述事實，不少以古非今的人甚至包括一些知名學者都人云亦云說：台灣經濟現在不好「癥結在政治」，國人過於熱衷政治而使經濟表現不好，經濟不如前是「因為自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內閣一直在改組，朝野一直在內耗」。這樣把問題推給政治，經濟學者、經濟媒體、乃至所有從事經濟事業的人都可鬆好幾口氣，因為責任都在政治人物，特別是和自己立場不同的政治人物和政黨。
不過儘管政治紛擾和惡鬥確實不好，也確實造成一些傷害，但把輸給韓國的責任都推給政治，恐怕是很不負責任甚至無知的說法。沒錯，台灣從2000年5月之後18年間有兩次政黨輪替及三位總統，更有14個行政院長。不過同期間南韓則換了四次共五位總統，總理則有17個，韓國的變換比我們更頻繁。而韓國歷任的總統幾乎都出重大問題甚至判刑下獄。可說是南韓蔣中正的首任總統李承晚不只流亡國外，在國內歷史地位和銅像也被廢棄。南韓的群眾運動也比台灣大而激烈。和南韓相比，台灣政治實在很安定，把經濟輸給韓國全部或大部分歸罪於政治甚至政治民主化，乃是對其他經濟因素未下工夫研究或無知的結果。
前幾年有些人把台灣輸給韓國，歸罪政府限制對中國的經貿往來，忽視台灣不管在貿易和投資上都比韓國更大量利用中國，以及台灣產業大量被紅色供應鏈取代的事實（請參閱：陳博志，〈別因輸贏而錯怪南韓〉，《看》雜誌，81期，2011年3月；〈紅色供應鏈與兩岸產業合作〉，《看》雜誌，161期，2015年11月）。另外也一直有人用思古情懷認為我們以前是四小龍之首，所以現在會輸韓國是因為現在的人不如以前，是因為政黨輪替人事更換頻繁。但這也和事實不符。
台灣從來不是四小龍之首
幾個月前這種緬懷過去的風氣再度風行之前，我恰曾用具體的資料指出，依「每人平均美元GDP」來看，香港和新加坡一直高於台灣，韓國和台灣則互有高下，但大部分時候韓國高於台灣。而依IMF調整各國物價差異而算出的「購買力平價每人平均所得」來看，則幾十年來新、港都高於台灣，而台灣高於韓國，各國間的相對比例變化也不大。這表示台灣從來不是四小龍之首，我們自大地以為我們曾是四小龍之首的結果，只是讓我們忽視了該做的改革和努力（陳博志，〈自大讓台灣由四小龍之首變之末〉，《台經月刊》，41卷11期，2018年11月）。
最近有人又提起台灣曾是四小龍之首的說法，也有媒體為了支持這種說法，依據台灣在1970年代「平均經濟成長率」略高於韓、港、新，而堅持說我們確曾是四小龍之首當之無愧。這就像小明月考後回去告訴爸爸說，這次月考我由上次的50分，進步到70分，而其他人都沒進步這麼多，隔壁的阿嬌兩次都是95而沒進步，所以我是全班第一名，是全班之首一樣好笑。
經濟成長率雖然很重要，但不是比誰第一時的主要考慮，水準值才是國家排名的重要因素，否則現在世界之首絕非美國，亞洲之首也非中國，印度、越南、菲律賓都有更高的成長率。某些強調成長率的人可能是要藉此主張以前的執政者較有能力。然而這種比較也很危險，因為成長率的比較會因使用之基期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結果，而且GDP的成長率也可能和每人實質所得或福利的成長有很大的差異（陳博志，〈2010年的紙上富貴與虛構繁榮〉，《看》雜誌，79期，2014年1月）。
就算用成長率來看，其實台灣也早就輸給韓國。由1972年到1988年，也就是蔣經國先生執政的17年期間，台灣只有7年經濟成長率高於南韓，這期間南韓實質GDP成長為4.45倍，台灣只成長為4.00倍。再用更能代表人民經濟福利的購買力平價每人平均所得來看，依MIF之資料，1980年時南韓只有台灣的63.1%，到1988年已追到我國的73%，1997追到78.6%，而2017仍只有78.4%。換言之，蔣經國時期，這每人所得的成長相對較韓國慢，所以被追上較多，近20年則成長速度和韓國相當所以相對所得倍數大致不變。由此看來，想「以古非今」的人，也許已「非」到他們認為是楷模的蔣經國及李國鼎和孫運璿等人。
輸給韓國的責任到底誰該扛？
除了不知道前述事實，不少以古非今的人甚至包括一些知名學者都人云亦云說：台灣經濟現在不好「癥結在政治」，國人過於熱衷政治而使經濟表現不好，經濟不如前是「因為自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內閣一直在改組，朝野一直在內耗」。這樣把問題推給政治，經濟學者、經濟媒體、乃至所有從事經濟事業的人都可鬆好幾口氣，因為責任都在政治人物，特別是和自己立場不同的政治人物和政黨。
不過儘管政治紛擾和惡鬥確實不好，也確實造成一些傷害，但把輸給韓國的責任都推給政治，恐怕是很不負責任甚至無知的說法。沒錯，台灣從2000年5月之後18年間有兩次政黨輪替及三位總統，更有14個行政院長。不過同期間南韓則換了四次共五位總統，總理則有17個，韓國的變換比我們更頻繁。而韓國歷任的總統幾乎都出重大問題甚至判刑下獄。可說是南韓蔣中正的首任總統李承晚不只流亡國外，在國內歷史地位和銅像也被廢棄。南韓的群眾運動也比台灣大而激烈。和南韓相比，台灣政治實在很安定，把經濟輸給韓國全部或大部分歸罪於政治甚至政治民主化，乃是對其他經濟因素未下工夫研究或無知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