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民不該再亂冒風險
世界和人生到處都有風險，我們無法完全避免所有風險，也不能因為怕風險而什麼事都不敢做。各種決策都要對風險做適當的防範，但仍接受適度的風險。而什麼是適當的防範以及適度的風險是多少，都不僅要看客觀的事實和學理，也要看相關的成本和效益，更要看有權做決策的人之主觀偏好以及對事實和學理的認知或猜測而定。
台灣人過去似乎較偏好風險或較忽視風險出現的可能性。但近年國內外的各種風險事件如肺炎和大車禍，似乎在提醒甚至逼迫我們要改變以前的偏向。
「冒高風險，賺高報酬」的時代已過
台灣人民的祖先從原住民開始都是漂洋過海，開山闢土敢冒風險的人。颱風、地震、水災、土石流等天災，也使台灣在世界上是相對天災風險較多的地方。甚至四百多年來統治權的爭奪輪替和爭取自由等的改革運動，也造成不少戰爭和政治波動的風險。所以台灣人民有可能較習慣面對或接受一些風險。但對發生風險的可能性及其成本的低估，以及急於追求利益的心理，也許是使部分台灣人忽視某些風險的更重要原因。
經濟學在討論風險問題時，若假設人們並不喜歡風險，則高風險的投資或活動就必須有較高的報酬才有人願意參與。在經過市場力量調整價格或其他條件之後，有市場交易的高風險資產或活動通常會有較高報酬。所以因為種種原因而很想得到高報酬的人，就比較會投入高風險的投資或活動。早期跨海移居台灣的人，是為得到較大的發展機會，是為錢賭生命；戰後移來的人，則是為逃避共產黨的迫害，像是為命賭命，所以都願意冒較大的風險。
而在所得和財富較低的經濟發展初期，人們急於提高所得來改善生活，貧窮或物資不足，甚至常帶來會威脅到生存的重大風險，因此人們在工作和建設上就可能願意承擔較大的風險，以換取較高的所得及較早和較多的建設。這在當時可能是無可厚非甚至不得不的選擇。但早期的做法，也可能形成後來比較接受甚至忽視風險的習性或民族性。這使我們有時候比較忽略安全、品質和標準作業程序等等可以降低風險的要求，甚至把不遵守規則所得到的效率，誇稱為我們的靈活性或彈性。
而在經濟發展之後，安全和生命的價值已經提高，社會經濟活動的複雜化也使風險更易發生，而使各種規範和標準作業程序變得更為重要。但有時有些人仍留著以前的習慣，有些依以前的偏好和技術訂定的標準仍未提升，舊時代的很多建設也仍忘了改善而繼續使用。例如火車速度大幅提高之後，我們未能讓駕駛更遠就可發現障礙物以利及早煞車，日本專家也說我們低車速時建設的隧道太窄，所以就常會發生一些超乎預期的風險或意外事件。
每次事件之後我們都說要檢討改善，但我們常在找幾個人承擔責任之後，或者在提出檢討報告之後，就漸漸忘了這件事。這種健忘和輕忽風險的態度，必須深切全面檢討。不要等下一次意外事件再說。
低估「黑天鵝」的機率
除了習性，忽視或低估風險的重要原因，還包括低估發生的機率、高估自己逃過一劫的可能性、不了解意外損失的嚴重性，以及認為損失會由別人承擔。對機率不正確的主觀估計，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買六合彩或其他彩券的人，很多人都高估了自己中獎的機率。而在酒駕和一般風險事件，很多人都低估自己出事的機率。在任期有限的工作中，人們若只在乎自己在任時的風險，「五日京兆」也將低估從社會整體來看的風險機率，從而防範風險的努力常會不夠。高雄氣爆之後，當初建設不當的人似乎不覺得自己有責任（請參閱：《看》雜誌，147期，〈「廢墟高雄」是誰的責任？〉）。
未能仔細評估風險，也常導致低估甚至忽略機率相對微小的風險，這若又伴隨著低估風險發生時的損失，可能就會造成潛在損失極大的風險。核能發電就是這種情況。核能專家早期主張核電廠很安全，三哩島事件之後，專家說三哩島之前被忽視的問題已解決，所以未來的風險很小。然後有車諾比事件，核能專家又說以後我們的設備不會再有這問題和失誤而堅若磐石。福島事件及其重大損失再次提醒我們很多人以為的低風險，其實是不知道風險在那裡，以致未把那些未知的風險算進來的結果。福島事件後來雖導致核四廠的停建及非核家園的共識，但才過十年，台灣很多人又忘掉那可怕的災難（請參閱：《看》雜誌，85期，〈福島核災的教訓還不夠大嗎？〉），有些人為了電力可能不足的小風險及私人利益，又在鼓吹重啟核四而忘了它有可能帶來的極大傷害。
台灣人民若重視短期立即看得到的小利益，而忽視不一定會發生的重大風險或傷害，我們未來遭遇意外災害的可能性恐會提高。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顯示全球化加大了經濟波動在國際間傳播的程度和速度；921地震讓我們知道很多房屋不夠堅固甚至偷工減料；911事件讓大家見識到恐怖主義的傷害。還有氣候變遷帶來更多水旱風災，駭客攻擊和資訊竊取行為愈來愈多，而肺炎大流行更展示了疫病流行、生化攻擊以及生產鏈中斷的可能性。全球的風險現在看來比大家原來的想像大很多，有些國家在高層政策中，都用了「黑天鵝」和「灰犀牛」這類字眼來警示可能的風險。
應改掉低估風險的習性
而很多外國企業在肺炎和國際經貿爭議造成的衝擊下，也將更重視合作者帶來的生產鏈中斷或零件不足等風險。因此很多國際合作乃至貿易，都要找較可靠而少風險的伙伴。台灣很多產品已成為關鍵性產品，其風險將造成外國更大的風險，我們若不更重視風險控管，不只自己會有更多意外和損失，國際經貿合作的機會也可能減少（請參閱：《看》雜誌，217期，〈台灣應提升產業可靠性以加入全球價值鏈〉）。
在風險加大並更受重視的時代，個人和企業面對風險的心態要改變，政府除了心態之外，更要有具體的政策來引導人民的風險心態，包括資訊上提醒人民、制度上讓人民不易逃避責任且有合理降低風險之方法，而且對各種有外部性或公共性的風險問題要有長期性合適的政策。
例如缺水的問題，若政府太有能力而每次都負責解決，卻未要求企業和人民承擔責任或代價，人民就會忽視這項風險而使風險和成本加大。政府和人民若在去年沒颱風時就開始進行更大幅的節水措施，而不賭今年初的雨量是否可以彌補去年雨量之不足，人民或許會更早覺得不方便而埋怨，但現在的風險則可減少，所以未來應可及早思考怎麼做較好。在台灣雨量雖多但多變，而造成有水卻常不足的情況，儲水設施無疑是重要的公共建設，值得政府更積極推動。
其實風險和其他問題，一樣不必只靠政府花錢補貼或賠償、救濟，也不是只用頭痛醫頭的方式來解決。很多問題和對策都可用更整體的對策來做更好，以及用更沒有爭議方式來處理。以水庫為例，大型攔截河谷的水庫即使有較大的生態等爭議，我們也可發展平地水庫。但平地水庫在二十年前被提起之後又被遺忘。
台灣早年到處可見的埤塘就是小型平地水庫。現在很多河岸和湖岸都變成高質高價住宅區，也可以做為休閒旅遊區。而我們在中南部還有很多低度利用的土地、地層下陷甚至海水倒灌的土地，以及除了大豪雨之外用不著的河川地。如果我們不把平地水庫只想成蓄水池，而是更用心規劃成包括生活、生態區在內更有整體規劃的建設，顧慮和抗爭應可減少，且可產生甚大的利益來解決很多問題（請參閱：陳博志，〈吉洋人工湖應開創新典範〉，2003年6月15日，《經濟日報》社論）。旱災之外的其他風險只要用心研究，也都可能有既降低風險又成本不大的對策。所以最主要的還是要人民和政府改掉太輕忽或低估風險及其損害的習性，然後很多合理降低風險的方法就會被研究出來。
【本文摘自《看》雜誌第222期，更多內容請見http://www.watchinese.com】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註明來源：《看》雜誌 第222期）謝謝！
台灣人過去似乎較偏好風險或較忽視風險出現的可能性。但近年國內外的各種風險事件如肺炎和大車禍，似乎在提醒甚至逼迫我們要改變以前的偏向。
「冒高風險，賺高報酬」的時代已過
台灣人民的祖先從原住民開始都是漂洋過海，開山闢土敢冒風險的人。颱風、地震、水災、土石流等天災，也使台灣在世界上是相對天災風險較多的地方。甚至四百多年來統治權的爭奪輪替和爭取自由等的改革運動，也造成不少戰爭和政治波動的風險。所以台灣人民有可能較習慣面對或接受一些風險。但對發生風險的可能性及其成本的低估，以及急於追求利益的心理，也許是使部分台灣人忽視某些風險的更重要原因。
經濟學在討論風險問題時，若假設人們並不喜歡風險，則高風險的投資或活動就必須有較高的報酬才有人願意參與。在經過市場力量調整價格或其他條件之後，有市場交易的高風險資產或活動通常會有較高報酬。所以因為種種原因而很想得到高報酬的人，就比較會投入高風險的投資或活動。早期跨海移居台灣的人，是為得到較大的發展機會，是為錢賭生命；戰後移來的人，則是為逃避共產黨的迫害，像是為命賭命，所以都願意冒較大的風險。
而在所得和財富較低的經濟發展初期，人們急於提高所得來改善生活，貧窮或物資不足，甚至常帶來會威脅到生存的重大風險，因此人們在工作和建設上就可能願意承擔較大的風險，以換取較高的所得及較早和較多的建設。這在當時可能是無可厚非甚至不得不的選擇。但早期的做法，也可能形成後來比較接受甚至忽視風險的習性或民族性。這使我們有時候比較忽略安全、品質和標準作業程序等等可以降低風險的要求，甚至把不遵守規則所得到的效率，誇稱為我們的靈活性或彈性。
而在經濟發展之後，安全和生命的價值已經提高，社會經濟活動的複雜化也使風險更易發生，而使各種規範和標準作業程序變得更為重要。但有時有些人仍留著以前的習慣，有些依以前的偏好和技術訂定的標準仍未提升，舊時代的很多建設也仍忘了改善而繼續使用。例如火車速度大幅提高之後，我們未能讓駕駛更遠就可發現障礙物以利及早煞車，日本專家也說我們低車速時建設的隧道太窄，所以就常會發生一些超乎預期的風險或意外事件。
每次事件之後我們都說要檢討改善，但我們常在找幾個人承擔責任之後，或者在提出檢討報告之後，就漸漸忘了這件事。這種健忘和輕忽風險的態度，必須深切全面檢討。不要等下一次意外事件再說。
低估「黑天鵝」的機率
除了習性，忽視或低估風險的重要原因，還包括低估發生的機率、高估自己逃過一劫的可能性、不了解意外損失的嚴重性，以及認為損失會由別人承擔。對機率不正確的主觀估計，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買六合彩或其他彩券的人，很多人都高估了自己中獎的機率。而在酒駕和一般風險事件，很多人都低估自己出事的機率。在任期有限的工作中，人們若只在乎自己在任時的風險，「五日京兆」也將低估從社會整體來看的風險機率，從而防範風險的努力常會不夠。高雄氣爆之後，當初建設不當的人似乎不覺得自己有責任（請參閱：《看》雜誌，147期，〈「廢墟高雄」是誰的責任？〉）。
未能仔細評估風險，也常導致低估甚至忽略機率相對微小的風險，這若又伴隨著低估風險發生時的損失，可能就會造成潛在損失極大的風險。核能發電就是這種情況。核能專家早期主張核電廠很安全，三哩島事件之後，專家說三哩島之前被忽視的問題已解決，所以未來的風險很小。然後有車諾比事件，核能專家又說以後我們的設備不會再有這問題和失誤而堅若磐石。福島事件及其重大損失再次提醒我們很多人以為的低風險，其實是不知道風險在那裡，以致未把那些未知的風險算進來的結果。福島事件後來雖導致核四廠的停建及非核家園的共識，但才過十年，台灣很多人又忘掉那可怕的災難（請參閱：《看》雜誌，85期，〈福島核災的教訓還不夠大嗎？〉），有些人為了電力可能不足的小風險及私人利益，又在鼓吹重啟核四而忘了它有可能帶來的極大傷害。
台灣人民若重視短期立即看得到的小利益，而忽視不一定會發生的重大風險或傷害，我們未來遭遇意外災害的可能性恐會提高。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顯示全球化加大了經濟波動在國際間傳播的程度和速度；921地震讓我們知道很多房屋不夠堅固甚至偷工減料；911事件讓大家見識到恐怖主義的傷害。還有氣候變遷帶來更多水旱風災，駭客攻擊和資訊竊取行為愈來愈多，而肺炎大流行更展示了疫病流行、生化攻擊以及生產鏈中斷的可能性。全球的風險現在看來比大家原來的想像大很多，有些國家在高層政策中，都用了「黑天鵝」和「灰犀牛」這類字眼來警示可能的風險。
應改掉低估風險的習性
而很多外國企業在肺炎和國際經貿爭議造成的衝擊下，也將更重視合作者帶來的生產鏈中斷或零件不足等風險。因此很多國際合作乃至貿易，都要找較可靠而少風險的伙伴。台灣很多產品已成為關鍵性產品，其風險將造成外國更大的風險，我們若不更重視風險控管，不只自己會有更多意外和損失，國際經貿合作的機會也可能減少（請參閱：《看》雜誌，217期，〈台灣應提升產業可靠性以加入全球價值鏈〉）。
在風險加大並更受重視的時代，個人和企業面對風險的心態要改變，政府除了心態之外，更要有具體的政策來引導人民的風險心態，包括資訊上提醒人民、制度上讓人民不易逃避責任且有合理降低風險之方法，而且對各種有外部性或公共性的風險問題要有長期性合適的政策。
例如缺水的問題，若政府太有能力而每次都負責解決，卻未要求企業和人民承擔責任或代價，人民就會忽視這項風險而使風險和成本加大。政府和人民若在去年沒颱風時就開始進行更大幅的節水措施，而不賭今年初的雨量是否可以彌補去年雨量之不足，人民或許會更早覺得不方便而埋怨，但現在的風險則可減少，所以未來應可及早思考怎麼做較好。在台灣雨量雖多但多變，而造成有水卻常不足的情況，儲水設施無疑是重要的公共建設，值得政府更積極推動。
其實風險和其他問題，一樣不必只靠政府花錢補貼或賠償、救濟，也不是只用頭痛醫頭的方式來解決。很多問題和對策都可用更整體的對策來做更好，以及用更沒有爭議方式來處理。以水庫為例，大型攔截河谷的水庫即使有較大的生態等爭議，我們也可發展平地水庫。但平地水庫在二十年前被提起之後又被遺忘。
台灣早年到處可見的埤塘就是小型平地水庫。現在很多河岸和湖岸都變成高質高價住宅區，也可以做為休閒旅遊區。而我們在中南部還有很多低度利用的土地、地層下陷甚至海水倒灌的土地，以及除了大豪雨之外用不著的河川地。如果我們不把平地水庫只想成蓄水池，而是更用心規劃成包括生活、生態區在內更有整體規劃的建設，顧慮和抗爭應可減少，且可產生甚大的利益來解決很多問題（請參閱：陳博志，〈吉洋人工湖應開創新典範〉，2003年6月15日，《經濟日報》社論）。旱災之外的其他風險只要用心研究，也都可能有既降低風險又成本不大的對策。所以最主要的還是要人民和政府改掉太輕忽或低估風險及其損害的習性，然後很多合理降低風險的方法就會被研究出來。
【本文摘自《看》雜誌第222期，更多內容請見http://www.wa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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