擱淺鯨豚告訴我們的事

環境資訊中心特約記者 潘佳修報導

3月16日週日晚間七點，「孢子囊電影院」在敦南誠品視聽室放映《鯨與象》紀錄片，並且邀請導演張弘榤以及中華鯨豚協會秘書長李宗翰一起參與映後座談。原本座談安排的是片中主角郭祥廈，卻因故無法出席。因為，人算不如天算，放映當日早上花蓮又有擱淺鯨豚，郭祥廈二話不說就急急忙忙趕往花蓮處理了……

一如紀錄片中的他，總是在放假時，接到擱淺通報電話，那時即使與朋友約在電影院正準備入場，都得中斷行程立即前往現場，而這就是鯨豚擱淺專員郭祥廈的日常。冬天是台灣海域鯨豚擱淺頻繁的季節，從2017年11月到2018年4月，就有超過50起的鯨豚擱淺。

代表中華鯨豚協會參與紀錄片座談的李宗翰，是現任秘書長同時也是鯨豚標本製作志工；正職從事保險業的他，每週都會有一個晚上，帶領一群志工在研究室進行鯨豚標本製作，如此已持續十九年之久。「鯨豚對我們來說不是研究對象，而是我們的生活。」李宗翰說著。

《鯨與象》完成於2014年，是年輕導演張弘榤剛畢業時的作品。紀錄片以鯨豚擱淺處理專員郭祥廈為主軸。張弘榤說，「通常鯨豚擱淺影片最常見的是獸醫在鏡頭前講述鯨豚死亡的狀況，但是我想拍的是這群背後這群志工，默默努力的故事。」

志工不足 欠缺經費

張弘榤想起第一次拍攝，去協會找郭祥廈，就遇到鯨豚擱淺通報，馬上就跟著出發前往拍攝。不知道該說幸、還是不幸，在此次之前協會已有兩年沒有進行活體救援，張弘榤開拍不久，就遇上小抹香鯨母子對上岸，救援復健時間長達一週。

張弘榤帶著攝影機一到救援現場，正準備拍攝，郭祥廈就過來跟他說：「我們下水的志工不夠，請你幫忙。」於是，張弘榤把攝影機交給朋友，換上青蛙裝就下水充當志工了。人力不足一直是鯨豚擱淺現場的問題。「每次去救援池拍攝遇到的差不多就固定幾位志工而已，非假日時間要能配合的志工很少。」張弘榤說。

救援現場需要很多志工，也需要高額的經費。李宗翰表示，2000年，苗栗擱淺救援的花紋海豚「阿通伯」，那時救援69天，70萬。換算下來，救援現場平均一天就需要一萬塊。「今年公部門提供了150萬，每隻鯨豚我們都很愛阿，哪些要救哪些不救？能救多少隻？」李宗翰無奈的說。

欠缺長期場地 有賴公部門配合

導演張弘榤表示，「台灣目前只有一個合格的救援池，其他大部分簡陋，欠缺經費。」李宗翰補充，協會當時已有兩年沒有進行活體救援，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沒有合適的場地。」鯨豚上岸，如果動物身體狀況太差、無法送回大海，又沒有場地，破於無奈只得進行鯨豚的安寧死。公部門曾提供一塊土地給協會使用，但是專業救援中心營運需要三億的費用，十年過去了，在欠缺實際資金下，土地使用期已過，一切又回到原點。

李宗翰接著說，公家單位面對鯨豚救援借水池的需求時，即使表示成敗協會承擔，但是可能因為怕媒體報導，背負著被檢視的壓力，大部分是不願意的，即便願意也難以長久配合。這是中華鯨豚協會成立21年，卻只有塑膠池的原因之一。之前曾在關渡國小做鯨豚救援，用的是6米池，意思是鯨豚體型就不能超過4米；於是今年協會又買了10米的塑膠水池，幸運獲得基隆市政府的支持，提供「八斗子岸置中心」，作為志工培訓的上課地點，也可以作為鯨豚擱淺救援場地。

遇上大村鯨

一直以來，中華鯨豚協會推廣海洋教育不遺餘力，讓我們把場景拉到2月16日舉辦的「擱淺志工培訓課程」；除了郭祥廈在此分享他多年的現場經驗，紀輕輕就已參與救援十年的獸醫羅婕，也到場分享國內外見聞。

這個現場即是該會透過志工訓練課程，讓民眾更認識鯨豚，並瞭解台灣鯨豚擱淺救援現狀的海洋保育教育推廣課程。

今年1月在苗栗外埔漁港發現了擱淺的大型鯨魚──大村鯨（角島鯨）。大村鯨是一種神秘的鯨魚，不常被人們看見他的真面目，直到2003年才被正式命名，目前我們對於大村鯨的瞭解還是非常有限。2017年5月，大村鯨出現在台灣花蓮海域活動，引起大家的驚嘆。

這是郭祥廈第二次遇到大村鯨了。根據他記憶，2011年夏天遇到的大村鯨，是活體擱淺，要想辦法運送到合適的救援場地；然而這隻大村鯨體長八米，重達1000公斤以上，現場40個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大村鯨從沙灘上搬上岸、抬上大貨車。遺憾的是，運送過程不久，大村鯨就死亡了。

這次的經驗顯示，遇上大型鯨豚，人力與經驗不足都是問題；搬運鯨豚的運送池只有360公分，對於這麼大型的鯨豚來說明顯不足；甚至動物狀況很不好，當時想要將動物安樂死，藥劑也不足夠。

需要有規模的據點 專業分工吸引更多資源

有十多年處理鯨豚擱淺經驗的郭祥廈表示，如能廣設救援場地，車程不超過兩小時，北、中、南、東皆有設置。然後，設置大型醫療復健中心，甚至需要野外的訓練中心，協助鯨豚在野放前逐漸適應大海，這樣是最理想的狀態。

羅婕是中華鯨豚協會獸醫，台大獸醫專業學院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所博士生，經常參與擱淺現場以及鯨豚解剖病理分析。羅婕認為，台灣缺乏完善、有規模的據點執行救援。有非常多人參與，無論是海豚或海龜，但都是身兼數職，甚至是不支薪的幫忙去完成很多計畫和協助。

但是，救援任務和教育推廣這些事情若要做到好，不可能只由一兩個協會或NGO聘雇少量專員或研究助理達成，「國外隨便一個組織，可能都是十個聘僱專員以上。」有規模的據點，才能有規模的執行救援任務，由各種專業部門去執行「行銷、研究、工程、教推、醫療救援」等活動，並可獲得相對應的成果。所謂的資源，絕對不只是政府給的資源，更應該包括那些我們目前不具備足夠能力去挖出的資源。

一定的規模可以吸引當地志工聚集，能讓政府、企業，或是捐款的一般民眾認知到他們給予的資源並非毫無意義，並且吸引更多資源。羅婕在TMMC的時候，發覺他們都有專業負責網路行銷的部門，也有專門接洽企業或公眾人物捐款部門，即使每個部門的人可能只有1-2位，但是大家可以專注的執行組織所交付的任務。羅婕看到一個成功案例是，大聯盟的明星投手，認養了一隻小海獅，小海獅以他命名，野放前也會邀請他來做宣傳，跟小海獅互動等等，「像這樣的模式絕對是雙贏。」

海洋公園 應肩負海洋教育責任

台灣不論在北、南、東部都有海洋主題樂園，分別是基隆國立海洋科學博物館、屏東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花蓮遠雄海洋公園，中部也即將有台中海洋生態館開幕。羅婕表示，圈養生物的海洋公園，也要扛起一部份的責任；因為會去這些地方的親子很多，若他們能分擔部分的教育推廣，並使用高規格的醫療設備做救援，對於自己募款來源的組織絕對有利無害。

羅婕說，「我一直相信，你唯有喜歡上這些動物和環境，你才會想保護他們，就像我個人小時候也是從香港海洋公園才開始認識鯨豚一樣。」我認為海洋公園必須要帶給民眾除了愉快之外的感受：你除了喜歡他們，野外的他們也是需要保護的對象。「若海洋公園只做到讓遊客愉悅，卻不教育，是絕對不合格的。」

鯨豚救援的意義

羅婕認為，救援這件事的成就感來源，絕對不只是成功野放，能有持續的照護，持續對於保育的付出，以及成員們持續的交流，都是能夠支持所有結構一起走下去的方式。

李宗翰表示，鯨豚是生命一部分，邊做邊學，是我們的能力與責任；更重要的是，「有一天人會不在，但這些標本還在；標本是國家寶藏！」李宗翰表示，這10年來，擱淺鯨豚體內有塑膠的比例增加了，大約10%都會發現塑膠。每年擱淺上百隻的鯨豚，他認為實際超過上千隻，我們看到擱淺的鯨豚只是冰山一角。我們可以做的是：塑膠重複使用、減少數量、少消費幾次。物種救援的層面廣泛，可以告訴我們海洋高階消費者面臨了什麼，那陸地上的我們又會面臨什麼呢？拯救物種，同時也是為了保護我們。

郭祥廈認為台灣民眾普遍對鯨豚瞭解太少，也期許新設立的海洋保育署能協助推廣海洋教育，鼓勵青年學子參與鯨豚鯨豚救援。郭祥廈在紀錄片中說：「我沒辦法做拯救地球的事情，但是我可以爭取給有本事拯救地球的那些人，多爭取時間給他。我努力去做，是不是可以把某一種物種鯨豚，他滅絕的時間向後推一點點，環境惡化的時間再向後推一點點？我要求不多，一分鐘、兩分鐘就好。如果說全世界都這樣做的話，我相信地球不就有救了嗎？」

來自大海的鯨豚，讓我們看見台灣擁有的豐富海洋資源以及我們還可以努力的方向。期望更多社會資源挹注，公部門長久配合，早日成立專業具規模的救援中心及據點，讓台灣的鯨豚擱淺救援逐日走上軌道。

這篇文章 擱淺鯨豚告訴我們的事 最早出現於 台灣地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