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國生 vs. 死即榮耀：筧橋與神風的戰爭倫理分野／魯云湘

魯云湘（戰略智庫研究員）

戰爭年代，死亡與榮耀往往被放在同一個句子裡。中國抗戰時期的「筧橋精神」，與日本太平洋戰爭末期的「神風精神」，都是以犧牲為象徵的軍人精神。然而，兩者背後的文化底蘊、戰術邏輯與價值導向卻存在顯著差異。若僅以「捨身殉國」加以籠統歸類，恐怕無法看出其中的深層分野。

《筧橋精神：「我死國生」》

筧橋精神的核心口號是：「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這句話流傳於中央航空學校（杭州筧橋）及其畢業飛行員之間，成為抗日戰爭空軍犧牲意志的象徵。

其語感明顯承襲中國文化「捨生取義」的思想。《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這種價值觀在「我死國生」的句式裡，得到現代化的展現：個人死亡是為了國家延續，犧牲是不得已的代價，而不是追求本身。

同時，筧橋精神也帶有「一種以國家民族存亡，為最高準則的文化擔當」的俠義氣質。許多抗戰空軍的回憶錄都提到，他們明知以寡敵眾，但仍選擇迎戰，理由是「不戰即國亡」。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氣，不僅是軍人專業的展現，更體現了以擊落敵機、達成戰術目標為優先，而「同歸於盡」、「捨身成仁」，僅是戰鬥到最後一刻的決絕選項。這符合儒俠合一的文化底色。

《神風精神：「死即榮耀」》

相較之下，日本的「神風特攻」，出現於 1944 年戰局逆轉之際。日本武士道雖發源於追求忠誠、榮譽與堅韌等自我完善的傳統，但其精神在戰爭末期，卻被帝國軍方極端利用，將武士道的「切腹殉君」與軍國主義結合，塑造成「以死為勝」、「神州不滅」、「天皇萬歲」的戰術文化。對特攻隊員而言，駕駛戰機衝撞敵艦是其既定且唯一的使命。在軍國主義的操作下，死亡本身被賦予最高榮譽，使其戰術價值甚至凌駕於實質戰果。

這種思維延續了武士道「名譽重於生命」的傳統，但在軍國主義操縱下被極端化，成為制度化的自殺戰術。歷史統計顯示，神風特攻雖在短期內造成盟軍艦隊一定損失，但並未改變戰局，反而折射出日本戰略資源的枯竭，以及對死亡的過度浪漫化。

綜上，若從價值邏輯來看，筧橋精神與神風精神的分野在於「死亡的意義」。對前者而言，死亡僅僅只是手段，目的是「國家生存」。它強調的是「活著戰鬥，必要時犧牲」；反觀後者，死亡既是種手段，也是目的。它將「殉國」神聖化，把死亡本身視為榮耀。

這正是「我死國生」與「我死即榮」的差別。筧橋精神，延續的是儒家「捨生取義」的俠義之道；神風精神，則是武士道「切腹殉君」在軍國主義下的極端化現象。

「筧橋精神」與「神風精神」同樣展現出軍人不畏犧牲的一面，但其文化來源與戰略含義截然不同。筧橋精神背後是中國「大義」的文化傳統，犧牲自己是為了延續國家，是基於民族大義的自覺抉擇；神風精神則是日本「武士道」的極端浪漫化，在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氛圍下，極難抗拒。

因此，若用一句話總結：筧橋精神是「我死，國家得以生存」；神風精神則是「我死，才算榮耀」。這不僅是語言上的差異，更是兩種文明對於「個人之死」與「國家存續」關係的根本不同理解，也形塑了各自軍事文化的走向。（照片翻攝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