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保協議拖二十年簽不成的祕密
六月三十日的周末下午，位於北市大直新落成的海基會大樓有些忙碌。這裡原本應該舉辦第八次「江陳會」，但是所有人員仍進進出出，有的飛往北京，有的接見台商，繼續為二十年還簽不下來的「兩岸投資保護協議」而努力。
第八次江陳會確定延期，雙方歧見就卡在「兩岸投資保障協議」，逼得中國國台辦主任王毅不得不出面喊話：包括限制台商自由須二十四小時內通報，願意給台灣人民「超國民待遇」，迫切簽訂的心情溢於言表。
但是一位我方參與決策部會主祕級幕僚就指出，「原來兩岸投資糾紛有這麼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我們當然要先弄清楚！」
兩岸投保協議影響有多大？包括在中國投資、工作的台灣人都脫不了干係，說百萬人權利所繫並不誇張。兩岸投保協議有多難簽？從一九九三年海基、海協台北會談時就提出投資保障，到二○一二年近二十年，政經環境已發生重大變化，這次投保協議內容的攻防，甚至可說是牽動兩岸產業反轉的轉捩點。只要了解三個不為人知的現象，就不難理解投保協議一直簽不成的原因。
根據國台辦公布的資料，從二○○○年到一○年十年間，總共接到二萬八二一五件投訴案，平均每年就有二千八百多件，每一天約八件，說明了國台辦這十年間「業務」之繁忙。
祕密一：國台辦協調局「兩岸大肥缺」
於是國台辦「投訴協調局」在○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成立，是國台辦的「第十局」。投訴協調局由原來台商投訴協調中心升格，有鑑於台商活動頻繁、保障台商利益而成立，先由中國經濟局副局長唐怡任局長，後來由劉建中擔任第二任局長（一二年二月卸任），這位在許多台商眼中「貪杯」的局長，許多台商都不敢抱太大期望。一名台商就私下指出，「調解案金額的五％，是局裡的基本行情。」
據了解，這個「五％」的基本行情是早期劉建中還是中心主任時出現，有一次一名官員陪一名台商到福建打官司，結果官員順口問了台商，你要付多少律師費？台商回答：「五％」，沒想到官員順口回了一句：「那還不如給我呢！」
於是這個「五％」馬上在受害漸多的台商圈傳了出來。一件百萬元人民幣的糾紛，如果是五％，就是五萬元人民幣，如果一天三件，就是十五萬元人民幣，更不用說台商許多案子都動輒千萬元人民幣，包括土地糾紛等。以協調局數十人編制，每人每天分得上萬元人民幣不是問題，一年分得三、 四百萬元人民幣，等於是千萬元新台幣年薪的行業，算是兩岸台商糾紛創造出來的大肥缺。
對許多台商來說，如果付出投資的五％，就能解決問題還好，許多人還先付了「訂金」表示誠意；可悲的是，許多案子開始進入漫長旅程，對岸官員甚至兩邊都拿好處，一名曾和官員一起「協調」的台商指出，有一次約好下午兩邊開會協調，沒想到中午該官員就和對方喝得爛醉，「這還需要協調嗎？」台商氣憤地說。
這也難怪在簽定兩岸投保協議的過程之中，曾一度提及未來兩岸台商的糾紛要用「協調」，而不是「仲裁」方式解決，遭到台商極大的反對。曾被「協調」過的受害台商黃錫聰就解釋，所謂「協調」，就是原本你求償損失一千萬元，但是最後協調對方只賠償五十萬元，不滿意？那麼我們繼續「協調」！
往往就在「協調」的過程中，對方跑了，主其事者也換人了，先讓台商損失時間，更重要的是，雙方對於協調的賠償金額認知差距極大。
像台積電控告中國中芯半導體偷取商業機密一案，因為中芯是美國上市公司，所以雙方在美國打官司，美國判中芯賠給台積電十億美元，新竹科學園區眾勤德久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楊明勳就指出，「要是在不注重智慧財產權的中國，不知判不判得到十萬美元！」
祕密二：地方主義阻礙司法判決
一二年台灣總統大選之前，國台辦以「紅頭文件」（各級政府機關發出帶有紅字標題和紅色印章文件的俗稱）下令限期解決台商五十八件投資糾紛舊案，這讓許多台商「懷念不已」，也說明了積壓舊案本來就是常態，才需要不同階段的清倉。
「問題是許多案子沒有真正解決，只是台商放棄了自己的權利！」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指出，中國用轉移焦點的方式拖延，其實一件都沒解決，中國台辦竟宣稱受理台商投訴、求助案件二萬八二一五件中，協調解決達二萬四○八四件，結案率達到八五．四％！
像有名的新光新天地案，最後新光集團完全退出北京，表面上轉戰四川和蘇州，繼續未完的投資，事實上也別無選擇，「沒有新光模式，只有妥協模式！」高為邦進一步指出，兩岸投保協議如果一件舊案都不能保證解決，又如何能防止舊案重演，更不用說解決新案了。
另一個最有名的案子，就是轟動一時的「富比案」。比亞迪向富士康挖角四百人，偷資料、搶訂單，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大怒，一狀告進中國法院，又在香港立案。但是比亞迪經營者王傳福是深圳人大委員長，擁有法院任命權，背後等於有深圳市政府撐腰，讓北京法院判決也對比亞迪無可奈何，也難怪外界會用「地方主義」來形容中國的法律真空地帶。
祕密三：台灣對等機構配合演出
台商在中國遇到糾紛，一般可以先到海基會申訴，再由海基會將案子轉到對口單位海協會，再由海協會轉到國台辦。
但根據海基會自己的數字，這十年來只有三千多件，「業務」數量與對岸相差極大，台商對「海基會」的信任指數可見一斑。一名台商就指出，受害台商通常直接找國台辦，只有沒有能力的台商才找海基會。
而台灣許多機構已在配合對岸政策演出，例如許多台灣企業公開支持「盡快簽定投保協議」，但許多敏感的台商卻發現，過去海基會的機構刊物《兩岸經貿》，每一期都有一個受害台商案例，提醒其他台商不要重蹈覆輒，但是三年前這個欄目就被「成功案例」取代了。
影響百萬在中國工作台灣人的投保協議，比美牛法案對台灣的產業發展更重要，沒有台商敢公開反對，但各地台商會希望快快簽定投保協議，也是不得不「配合演出」；事實上他們清楚，過去的法令沒有落實執行，但台灣單位還是配合中國演出。「這個投保協議可能會讓馬英九成為歷史罪人，他自己卻還不知道！」一位台商憂心地說。...【本文未完，更多內容請見今周刊812期】
第八次江陳會確定延期，雙方歧見就卡在「兩岸投資保障協議」，逼得中國國台辦主任王毅不得不出面喊話：包括限制台商自由須二十四小時內通報，願意給台灣人民「超國民待遇」，迫切簽訂的心情溢於言表。
但是一位我方參與決策部會主祕級幕僚就指出，「原來兩岸投資糾紛有這麼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我們當然要先弄清楚！」
兩岸投保協議影響有多大？包括在中國投資、工作的台灣人都脫不了干係，說百萬人權利所繫並不誇張。兩岸投保協議有多難簽？從一九九三年海基、海協台北會談時就提出投資保障，到二○一二年近二十年，政經環境已發生重大變化，這次投保協議內容的攻防，甚至可說是牽動兩岸產業反轉的轉捩點。只要了解三個不為人知的現象，就不難理解投保協議一直簽不成的原因。
根據國台辦公布的資料，從二○○○年到一○年十年間，總共接到二萬八二一五件投訴案，平均每年就有二千八百多件，每一天約八件，說明了國台辦這十年間「業務」之繁忙。
祕密一：國台辦協調局「兩岸大肥缺」
於是國台辦「投訴協調局」在○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成立，是國台辦的「第十局」。投訴協調局由原來台商投訴協調中心升格，有鑑於台商活動頻繁、保障台商利益而成立，先由中國經濟局副局長唐怡任局長，後來由劉建中擔任第二任局長（一二年二月卸任），這位在許多台商眼中「貪杯」的局長，許多台商都不敢抱太大期望。一名台商就私下指出，「調解案金額的五％，是局裡的基本行情。」
據了解，這個「五％」的基本行情是早期劉建中還是中心主任時出現，有一次一名官員陪一名台商到福建打官司，結果官員順口問了台商，你要付多少律師費？台商回答：「五％」，沒想到官員順口回了一句：「那還不如給我呢！」
於是這個「五％」馬上在受害漸多的台商圈傳了出來。一件百萬元人民幣的糾紛，如果是五％，就是五萬元人民幣，如果一天三件，就是十五萬元人民幣，更不用說台商許多案子都動輒千萬元人民幣，包括土地糾紛等。以協調局數十人編制，每人每天分得上萬元人民幣不是問題，一年分得三、 四百萬元人民幣，等於是千萬元新台幣年薪的行業，算是兩岸台商糾紛創造出來的大肥缺。
對許多台商來說，如果付出投資的五％，就能解決問題還好，許多人還先付了「訂金」表示誠意；可悲的是，許多案子開始進入漫長旅程，對岸官員甚至兩邊都拿好處，一名曾和官員一起「協調」的台商指出，有一次約好下午兩邊開會協調，沒想到中午該官員就和對方喝得爛醉，「這還需要協調嗎？」台商氣憤地說。
這也難怪在簽定兩岸投保協議的過程之中，曾一度提及未來兩岸台商的糾紛要用「協調」，而不是「仲裁」方式解決，遭到台商極大的反對。曾被「協調」過的受害台商黃錫聰就解釋，所謂「協調」，就是原本你求償損失一千萬元，但是最後協調對方只賠償五十萬元，不滿意？那麼我們繼續「協調」！
往往就在「協調」的過程中，對方跑了，主其事者也換人了，先讓台商損失時間，更重要的是，雙方對於協調的賠償金額認知差距極大。
像台積電控告中國中芯半導體偷取商業機密一案，因為中芯是美國上市公司，所以雙方在美國打官司，美國判中芯賠給台積電十億美元，新竹科學園區眾勤德久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楊明勳就指出，「要是在不注重智慧財產權的中國，不知判不判得到十萬美元！」
祕密二：地方主義阻礙司法判決
一二年台灣總統大選之前，國台辦以「紅頭文件」（各級政府機關發出帶有紅字標題和紅色印章文件的俗稱）下令限期解決台商五十八件投資糾紛舊案，這讓許多台商「懷念不已」，也說明了積壓舊案本來就是常態，才需要不同階段的清倉。
「問題是許多案子沒有真正解決，只是台商放棄了自己的權利！」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指出，中國用轉移焦點的方式拖延，其實一件都沒解決，中國台辦竟宣稱受理台商投訴、求助案件二萬八二一五件中，協調解決達二萬四○八四件，結案率達到八五．四％！
像有名的新光新天地案，最後新光集團完全退出北京，表面上轉戰四川和蘇州，繼續未完的投資，事實上也別無選擇，「沒有新光模式，只有妥協模式！」高為邦進一步指出，兩岸投保協議如果一件舊案都不能保證解決，又如何能防止舊案重演，更不用說解決新案了。
另一個最有名的案子，就是轟動一時的「富比案」。比亞迪向富士康挖角四百人，偷資料、搶訂單，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大怒，一狀告進中國法院，又在香港立案。但是比亞迪經營者王傳福是深圳人大委員長，擁有法院任命權，背後等於有深圳市政府撐腰，讓北京法院判決也對比亞迪無可奈何，也難怪外界會用「地方主義」來形容中國的法律真空地帶。
祕密三：台灣對等機構配合演出
台商在中國遇到糾紛，一般可以先到海基會申訴，再由海基會將案子轉到對口單位海協會，再由海協會轉到國台辦。
但根據海基會自己的數字，這十年來只有三千多件，「業務」數量與對岸相差極大，台商對「海基會」的信任指數可見一斑。一名台商就指出，受害台商通常直接找國台辦，只有沒有能力的台商才找海基會。
而台灣許多機構已在配合對岸政策演出，例如許多台灣企業公開支持「盡快簽定投保協議」，但許多敏感的台商卻發現，過去海基會的機構刊物《兩岸經貿》，每一期都有一個受害台商案例，提醒其他台商不要重蹈覆輒，但是三年前這個欄目就被「成功案例」取代了。
影響百萬在中國工作台灣人的投保協議，比美牛法案對台灣的產業發展更重要，沒有台商敢公開反對，但各地台商會希望快快簽定投保協議，也是不得不「配合演出」；事實上他們清楚，過去的法令沒有落實執行，但台灣單位還是配合中國演出。「這個投保協議可能會讓馬英九成為歷史罪人，他自己卻還不知道！」一位台商憂心地說。...【本文未完，更多內容請見今周刊8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