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覓西班牙人在台足跡 鮑曉鷗的基隆和平島考古夢
比起枯燥的文獻史料，以故事的角度重新詮釋的歷史，往往更讓人著迷。近來當紅的電視劇《斯卡羅》、《茶金》，即從歷史取材，如果你曾經為這些故事所感動，那麼必然也會為歷史學家鮑曉鷗眼中的基隆所折服。因為，這不是單純的歷史探查行動，更是一段「西班牙裔新移民」與「歷史上的西班牙人」，相隔300多年後，在台灣重新交會的奇妙遇見……。
長年在大學執教的歷史學家鮑曉鷗，因個性幽默，被學生私下稱作「爆笑歐」。會來到台灣，乃因1989年參與西班牙納瓦拉大學（Universidad de Navarra）與淡江大學的教師交流計畫，當時恰好在百科全書裡讀到，西班牙人在17世紀曾經來到台灣，這話讓一向重視歷史與生活連結的他有了研究靈感，欣然來台，豈料一來就超過了30年。
面向大海的基隆，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就是匯集各方人馬的重要歷史舞台。
不復存在的聖薩爾瓦多城
來到台灣後，鮑曉鷗首先鎖定的調查目標，即是當年西班牙在台留下的遺跡，地點主要集中在基隆和平島上，這座位於基隆北端的迷你小島，因著地理位置的特殊，在大航海時代，成為了各方人馬紛沓湧入之地，在歷史上譽為「台灣北部的門戶之一」，如今則可視為基隆這座「歷史城市的縮影」。
當年西班牙人為了牽制荷蘭人在遠東地區的發展，並力求鞏固自身在全球貿易優勢，因而來到台灣，他們率先在北台灣的和平島（昔日稱社寮島）上建造了聖薩爾瓦多城，與南台灣的荷蘭人所建立的熱蘭遮城遙相呼應，古諺「北雞籠，南大員」，即指兩座歷史古城。
「我每到一個地方，不論是台灣或者歐洲，都會先取得一份地圖。」鮑曉鷗說。身為歷史學者的他，對於史料文獻的蒐集與整理有所講究，抵台以前，還先到菲律賓蒐集文獻，來到台灣以後，憑著手上的資料，第一趟遠行即是到基隆尋找西班牙人留下來的古堡遺跡。他興致勃勃地出發，以為會看到雄偉高聳的歷史建築，最後卻一無所獲，就連當地人也無人曉得關於古堡的過往。
原來，聖薩瓦爾多城以及四周的稜堡，因經歷多次戰役，早已逐步頹圮，僅存的地上遺跡在二戰的時候被盟軍炸毀，象徵著基隆曾參與大航海時代的重要歷史證據早已飛灰湮滅。但鮑曉鷗並不灰心，不放過蛛絲馬跡的他，一度向基隆市政府詢問歷史照片等相關事宜，遺憾的是，當時沒有任何收穫。至多僅留下了如「三貂角」（源於西班牙文「Santiago」）、「野柳」（諧音西文的「Punta Diablos」）等地名，提供了西班牙人曾在北台灣活動的隱晦線索。
龐家姍攝
推動和平島考古行動
然而，始終堅信基隆與台南相比也毫不遜色的鮑曉鷗，藉由對比歷史圖像作了初步定位。2002年，他終於邀請到成功大學土木系教授李德河，利用「透地雷達」技術，探測到昔日堡壘的確切位置，正在「台灣國際造船公司」（CSBC Corporation, Taiwan）一號船塢西側舾裝工廠的下方。
2011年，他藉由國科會（今科技部）「從文藝復興到新石器時代：西班牙在台灣基隆的堡壘及台灣南島民族的史前環境」計畫，媒合西班牙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CSIC）來台，並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國際合作。鮑曉鷗解讀歷史文獻，實際考古發掘則由西班牙考古學家María Cruz Berrocal與中研院院士臧振華來負責，他等待已久的和平島考古終於啟動。
但，原先被設為首要目標的聖薩爾瓦多城，礙於現今所在位置，遲遲無法取得台船的開挖取可，在台船允許的工作範圍內，團隊只好將目標轉移到同樣也可能有遺跡存在的台船停車場。次年，鮑曉鷗重新解讀1654年大台北地區古地圖，他建議考古團隊：「從停車場裡的那棵大樹開始，沿著牆走25公尺，從那邊開始開挖。」
他們終於發現過去由道明會修士所建造的諸聖教堂，以María Cruz為首的西班牙考古團隊甚至發現了附屬於教堂的天主教墓園，「這座教堂的意義在於，它是這個多元文化社會中重要的宗教中心，不同的人在這裡彼此互動，這些不同文化的人，包括漢人、Quimaurri（大雞籠社）、Taparri（金包里社）的平埔族原住民、日本人，陪同西班牙人來的菲律賓人與墨西哥人，甚至還有非洲人，最後則是荷蘭人。」鮑曉鷗細細敘述著。
考古挖掘的出土成果，展現出和平島從新石器時代、鐵器時代、大航海時代等不同年代的歷史層次，鮑曉鷗與他的學生、考古學家洪曉純合作，將這些成果集結出版成專書《尋找消逝的基隆：台灣北部和平島的考古新發現》。
在和平島台船停車場所挖掘到的諸聖教堂遺跡，為當年西班牙傳教士所建造。
和平島歷史的現代意涵
2013年，因理念不同，鮑曉鷗退出考古團隊，但作為歷史學家，他對基隆和平島依舊懷抱著無比的熱忱，「這些年來，我開始認識到和平島在17世紀上半葉的重要性。雖然這段時期西班牙人在台的重要遺跡，什麼也沒能留下，但我希望能在將來建立起相關的論述。」鮑曉鷗說。
他也引述自己的老師、歷史學家Enric Ucelay-Da Cal的話：「只要你所處理的是具有普遍性的課題，那麼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一整個國家跟只有600位居民的小鎮相較，兩者並無不同。」
換言之，從當代回眸17世紀的和平島，以面向大海的國度為背景，處理居民僅有600人的原住民聚落，議題仍深具價值，「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歷史舞台相遇、互動，有的甚至包含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但想要真正地認識『他者』，需要仰賴雙方的努力，以及持續地對雙方文化進行評估，並肯定彼此是有東西可以提供給對方、相互學習的，」鮑曉鷗如此說，「即便在現代，這樣的議題也以不同的方式重現。」
除了研究工作，鮑曉鷗對於歷史教育推廣也有著捨我其誰的熱忱。
這座城市，在等待一個歷史學家
鮑曉鷗曾語出驚人地說：「基隆，是一座沒有歷史的城市。」再仔細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他並不是說，基隆沒有歷史根底，反倒是因深諳此地文史來龍去脈，才感到惋惜：市面上罕有以基隆歷史為題的史普書籍，民眾對於基隆歷史的認識也不夠充分。
過去在蒐集史料時的磕磕碰碰，讓他深有感慨，他表示，西班牙的每個城市，都有官方或私人的歷史檔案館，可以找到所有相關的圖片收藏，「許多人以台灣為榮，台灣也有國家級的歷史博物館等，但對於自己成長的都市卻沒有以同等的眼光來看待。」在他眼中，基隆是一座絕不遜於台南的偉大城市，這座城市仍在等待當地人的「歷史自覺」。
他以西班牙的老城畢爾包（Bilbao）做為類比，因著古根漢美術館的進駐，讓這座日暮黃昏的老城市注入新血，畢爾包就此華麗轉身，成為了文藝復興的基地，一直稟信基隆潛力的他，也曾與基隆的文史工作者合作倡議，希望政府能將西岸倉庫保留下來，為這座城市建造一座歷史博物館。
同時他也撰寫了英、西雙語的巨著《Spaniards in Taiwan: 1582-1641》（西班牙人在台灣史料彙編）以及《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1626-1642》等書，同樣具有重要的教育意涵。
近年，他的學生胡雅涵，也以大航海時代的基隆和平島為題材，與插畫家黃子彥合作，創作繪本《佩德羅的項鍊》，故事描述了巴賽族、西班牙人等不同族群之間的互動，該書由他擔綱顧問，算是間接呼應了「為基隆撰寫一本書」的期盼。
「像這樣的地方，值得這樣的一本書。」鮑曉鷗眼中的基隆，仍在等待著一位歷史學家，能從古至今，將各方文獻疏絡、整理，成為一本深入淺出，有著紮實歷史考據知識，並可供大眾閱讀的專書，「就我的個人意見，以『港城』的角度來理解基隆是很不錯的，就像以『島國』來理解台灣一樣。」鮑曉鷗若有所思地說。
近來，他投入撰寫虛構性的歷史小說，他幽默地說：「有些人說，西班牙人不讀書，是因為他正在撰寫自己的書。」對於這本書，就如當年夢想著開挖聖薩爾瓦多城一般，不論結局如何，這一場「唐吉訶德式的冒險」，同樣讓他滿懷雄心盼望。
鮑曉鷗眼中的基隆充滿了歷史層次的魅力，他盼望更多在地人能認識這座城市背後的故事。
長年在大學執教的歷史學家鮑曉鷗，因個性幽默，被學生私下稱作「爆笑歐」。會來到台灣，乃因1989年參與西班牙納瓦拉大學（Universidad de Navarra）與淡江大學的教師交流計畫，當時恰好在百科全書裡讀到，西班牙人在17世紀曾經來到台灣，這話讓一向重視歷史與生活連結的他有了研究靈感，欣然來台，豈料一來就超過了30年。
不復存在的聖薩爾瓦多城
來到台灣後，鮑曉鷗首先鎖定的調查目標，即是當年西班牙在台留下的遺跡，地點主要集中在基隆和平島上，這座位於基隆北端的迷你小島，因著地理位置的特殊，在大航海時代，成為了各方人馬紛沓湧入之地，在歷史上譽為「台灣北部的門戶之一」，如今則可視為基隆這座「歷史城市的縮影」。
當年西班牙人為了牽制荷蘭人在遠東地區的發展，並力求鞏固自身在全球貿易優勢，因而來到台灣，他們率先在北台灣的和平島（昔日稱社寮島）上建造了聖薩爾瓦多城，與南台灣的荷蘭人所建立的熱蘭遮城遙相呼應，古諺「北雞籠，南大員」，即指兩座歷史古城。
「我每到一個地方，不論是台灣或者歐洲，都會先取得一份地圖。」鮑曉鷗說。身為歷史學者的他，對於史料文獻的蒐集與整理有所講究，抵台以前，還先到菲律賓蒐集文獻，來到台灣以後，憑著手上的資料，第一趟遠行即是到基隆尋找西班牙人留下來的古堡遺跡。他興致勃勃地出發，以為會看到雄偉高聳的歷史建築，最後卻一無所獲，就連當地人也無人曉得關於古堡的過往。
原來，聖薩瓦爾多城以及四周的稜堡，因經歷多次戰役，早已逐步頹圮，僅存的地上遺跡在二戰的時候被盟軍炸毀，象徵著基隆曾參與大航海時代的重要歷史證據早已飛灰湮滅。但鮑曉鷗並不灰心，不放過蛛絲馬跡的他，一度向基隆市政府詢問歷史照片等相關事宜，遺憾的是，當時沒有任何收穫。至多僅留下了如「三貂角」（源於西班牙文「Santiago」）、「野柳」（諧音西文的「Punta Diablos」）等地名，提供了西班牙人曾在北台灣活動的隱晦線索。
推動和平島考古行動
然而，始終堅信基隆與台南相比也毫不遜色的鮑曉鷗，藉由對比歷史圖像作了初步定位。2002年，他終於邀請到成功大學土木系教授李德河，利用「透地雷達」技術，探測到昔日堡壘的確切位置，正在「台灣國際造船公司」（CSBC Corporation, Taiwan）一號船塢西側舾裝工廠的下方。
2011年，他藉由國科會（今科技部）「從文藝復興到新石器時代：西班牙在台灣基隆的堡壘及台灣南島民族的史前環境」計畫，媒合西班牙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CSIC）來台，並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國際合作。鮑曉鷗解讀歷史文獻，實際考古發掘則由西班牙考古學家María Cruz Berrocal與中研院院士臧振華來負責，他等待已久的和平島考古終於啟動。
但，原先被設為首要目標的聖薩爾瓦多城，礙於現今所在位置，遲遲無法取得台船的開挖取可，在台船允許的工作範圍內，團隊只好將目標轉移到同樣也可能有遺跡存在的台船停車場。次年，鮑曉鷗重新解讀1654年大台北地區古地圖，他建議考古團隊：「從停車場裡的那棵大樹開始，沿著牆走25公尺，從那邊開始開挖。」
他們終於發現過去由道明會修士所建造的諸聖教堂，以María Cruz為首的西班牙考古團隊甚至發現了附屬於教堂的天主教墓園，「這座教堂的意義在於，它是這個多元文化社會中重要的宗教中心，不同的人在這裡彼此互動，這些不同文化的人，包括漢人、Quimaurri（大雞籠社）、Taparri（金包里社）的平埔族原住民、日本人，陪同西班牙人來的菲律賓人與墨西哥人，甚至還有非洲人，最後則是荷蘭人。」鮑曉鷗細細敘述著。
考古挖掘的出土成果，展現出和平島從新石器時代、鐵器時代、大航海時代等不同年代的歷史層次，鮑曉鷗與他的學生、考古學家洪曉純合作，將這些成果集結出版成專書《尋找消逝的基隆：台灣北部和平島的考古新發現》。
和平島歷史的現代意涵
2013年，因理念不同，鮑曉鷗退出考古團隊，但作為歷史學家，他對基隆和平島依舊懷抱著無比的熱忱，「這些年來，我開始認識到和平島在17世紀上半葉的重要性。雖然這段時期西班牙人在台的重要遺跡，什麼也沒能留下，但我希望能在將來建立起相關的論述。」鮑曉鷗說。
他也引述自己的老師、歷史學家Enric Ucelay-Da Cal的話：「只要你所處理的是具有普遍性的課題，那麼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一整個國家跟只有600位居民的小鎮相較，兩者並無不同。」
換言之，從當代回眸17世紀的和平島，以面向大海的國度為背景，處理居民僅有600人的原住民聚落，議題仍深具價值，「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歷史舞台相遇、互動，有的甚至包含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但想要真正地認識『他者』，需要仰賴雙方的努力，以及持續地對雙方文化進行評估，並肯定彼此是有東西可以提供給對方、相互學習的，」鮑曉鷗如此說，「即便在現代，這樣的議題也以不同的方式重現。」
這座城市，在等待一個歷史學家
鮑曉鷗曾語出驚人地說：「基隆，是一座沒有歷史的城市。」再仔細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他並不是說，基隆沒有歷史根底，反倒是因深諳此地文史來龍去脈，才感到惋惜：市面上罕有以基隆歷史為題的史普書籍，民眾對於基隆歷史的認識也不夠充分。
過去在蒐集史料時的磕磕碰碰，讓他深有感慨，他表示，西班牙的每個城市，都有官方或私人的歷史檔案館，可以找到所有相關的圖片收藏，「許多人以台灣為榮，台灣也有國家級的歷史博物館等，但對於自己成長的都市卻沒有以同等的眼光來看待。」在他眼中，基隆是一座絕不遜於台南的偉大城市，這座城市仍在等待當地人的「歷史自覺」。
他以西班牙的老城畢爾包（Bilbao）做為類比，因著古根漢美術館的進駐，讓這座日暮黃昏的老城市注入新血，畢爾包就此華麗轉身，成為了文藝復興的基地，一直稟信基隆潛力的他，也曾與基隆的文史工作者合作倡議，希望政府能將西岸倉庫保留下來，為這座城市建造一座歷史博物館。
同時他也撰寫了英、西雙語的巨著《Spaniards in Taiwan: 1582-1641》（西班牙人在台灣史料彙編）以及《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1626-1642》等書，同樣具有重要的教育意涵。
近年，他的學生胡雅涵，也以大航海時代的基隆和平島為題材，與插畫家黃子彥合作，創作繪本《佩德羅的項鍊》，故事描述了巴賽族、西班牙人等不同族群之間的互動，該書由他擔綱顧問，算是間接呼應了「為基隆撰寫一本書」的期盼。
「像這樣的地方，值得這樣的一本書。」鮑曉鷗眼中的基隆，仍在等待著一位歷史學家，能從古至今，將各方文獻疏絡、整理，成為一本深入淺出，有著紮實歷史考據知識，並可供大眾閱讀的專書，「就我的個人意見，以『港城』的角度來理解基隆是很不錯的，就像以『島國』來理解台灣一樣。」鮑曉鷗若有所思地說。
近來，他投入撰寫虛構性的歷史小說，他幽默地說：「有些人說，西班牙人不讀書，是因為他正在撰寫自己的書。」對於這本書，就如當年夢想著開挖聖薩爾瓦多城一般，不論結局如何，這一場「唐吉訶德式的冒險」，同樣讓他滿懷雄心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