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雙城記 荷蘭時代的熱蘭遮與普羅民遮
台灣全台各地都有成功路，還有名之為「成功」的各級學府。尤其在台南，有「成功」的國中、小，甚至還有以其為名的大學。
難道是台南人，特別堅信「一定愛成功」？
非也。此「成功」（鄭成功），非彼「成功」（succeed）。
台南無所不在的「成功」，除了為紀念以此地作為統治中心的鄭氏政權。然，時常為人忽略的是，當時促使鄭成功來台，最後卻為鄭家軍所驅逐的荷蘭人。
這段歷史的主要舞台，就發生在熱蘭遮與普羅民遮。
鳳凰木、阿勒勃開花的季節，我們走入「成功」大學，聽學者重現這段大時代的風光。
夏季，是台南的旅遊旺季，遊人如織的赤崁樓、安平古堡，這兩座建築之所以從史蹟到成為觀光熱點，並不是偶然。歷史是延續性的，無論是否被察覺。
普羅民遮堡（又名普羅民遮城、赤崁樓）地點：台南中西區 建造時間：1653年 居住者：城內約可容納40～50人之駐軍，市鎮以漢人為主 興建目的：因1652年爆發郭懷一事件，荷人為鞏固政權而建造
城市歷史的開端
1624年，是台灣歷史激烈變動的關鍵年份。因著荷蘭政權的進入，台灣社會由零星的部落進入到有系統的政權統治，也由有待察知的謎樣島嶼躋身到交易熱絡的全球貿易體系。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黃恩宇專攻建築歷史研究，攤開古地圖，隨著他的說明，時間倒流到滄海桑田的17世紀。
彼時，台南沿海沙丘起伏，台江內海尚未淤積，現今的陸地仍是潟湖，寬闊內海尚足以行船，由水路可以連通大員沙洲與赤崁地區。
彼時荷蘭人在台江內海的西、東兩側陸續興建了兩座城，包括建造在沙洲上的「熱蘭遮堡」（Fort Zeelandia，又稱熱蘭遮城），並且在城之東側興建了「熱蘭遮市鎮」（Zeelandia City）。並在今之台南市區的赤崁發展「普羅民遮市鎮」（Provintia City），與城市的北方建造了舊稱「普羅民遮堡」（Fort Provintia，又稱普羅民遮城）的赤崁樓。
雖說隨著時日更迭，兩座城的建築、周遭地貌，均已有相當大的改變，但黃恩宇利用古今地圖套圖比對，發現城堡周遭的街廓規劃，竟仍維持著昔日格局。
以赤崁周邊為例，現今的民權路、永福路、忠義路等街道，即是當年由荷蘭人所規劃，隸屬於普羅民遮市鎮的街廓寬度仍採當年設定的300荷呎（1荷呎約31.4公分），可視為街道身世的印記。
堪稱台灣最古老街道之一的民權路，還留有名列台南水井第一的「大井」，目前被巨大半圓鐵蓋所蓋住，有人說，這是荷蘭人當時開發市鎮所留下的。學者咸認，這裡，可視為台南歷史的開端。
至於在安平，因著街區歷代以來均未經大幅度的開發，不論是安平古堡內或者如中興街、效忠街、延平街等老街，有些地方仍可看到17世紀留下的磚牆，採用荷蘭傳統的十字砌法（Dutch cross bond）。
雙城比一比
投入建築歷史研究的黃恩宇。
台灣第一個都市計畫
從地圖上可以清楚看出，荷蘭人所規劃的市鎮，呈現出規矩整飭的棋盤格規劃，與清代隨機生成的、彎曲自由的街道截然不同。
這樣的特點難免讓人心生好奇，彼時的台灣尚稱地廣人稀，荷蘭人為何格外費心規劃市鎮？
黃恩宇說明，原來，荷文國名「Nederland」即為「低地國」之意的荷蘭，國土有高達三成都在海平面以下。可以說，與水共生，是荷蘭人的日常。
到了海權國家崛起的大航海時代，頗具生意頭腦的荷蘭人，合夥組成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來到遠東經商。他們率先取得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作為根據地，為了與日本、中國進行三角貿易，也在中國沿海尋找貿易據點。
初起，荷蘭人選中澎湖，在風櫃嘴興建了城堡，但因被明朝政府的驅逐而未果，來到鄰近澎湖，彼時喚作「福爾摩沙」的台灣。
出於對航海與海軍實力的自負，加上為控制貿易的水路運輸需求，以及素來與水共生的習性，最後讓荷蘭人擇定時喚「Taywan」（大員）的沙洲作為落腳處，並在沙洲上建造了台灣本島第一座的歐式城堡「熱蘭遮堡」。熱蘭遮堡原名為「Fort Zeelandia」，除了挪用自荷蘭的Zeeland省，「Zee」為荷文的「海」，「Land」為「陸地」，原意的「海陸堡」，就當時的地理條件來看，可謂傳神。
除了興建城堡，一如中古世紀的城市，為了稅收考量，統治者也同步興建城鎮，吸引農民離開鄉村，來到城市發展，並藉由賦稅制度為統治者帶來稅收。
而對於荷蘭人而言，商人錙銖必較的性格使然，加上荷蘭母國土地的得之不易，這使得荷蘭人早早具備土地效益和地盡其利的概念。這讓他們順理成章，興建起可將土地作最有效利用的棋盤狀市鎮。若從台灣建築發展史來看，「這是台灣史上的第一個都市計畫。」黃恩宇強調。
與城鎮之相輔相成存在的，是同樣首度出現在台灣的城市治理的概念。根據現今所留的文獻，我們可以發現，荷蘭人為當時留下了鉅細靡遺的地籍資料，包括了所有者，土地的長、寬、面積、所在之街道等資訊，甚至還有圖作為參考。
荷蘭人也在熱蘭遮市鎮內設置了交易使用的公秤所，以及負責民事案件的市政法庭。判決也會參考市民的意見，其設計近似於今日的「國民法官」，著實令人佩服觀念之先進。
雙城與古代國際市城市的比較
黃恩宇指出，自古以來都市都是自由發展而起，但有兩種例外，會產生大規模的都市計畫。其一，是既有政權意圖規劃新城市，如唐代的長安城；其二，是統治者面對新征服的殖民地，在領地上所興建新城市，如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所征服的威爾斯，或條頓騎士團征服的波羅的海地區等。
作為後者的熱蘭遮堡或普羅民遮堡，也展現出了殖民城市的特殊性。市鎮並非以同心圓的方式將城堡包圍，而是城堡與城鎮之間，間隔著一大片如廣場的空地（荷文為plein，並非荷蘭城鎮常見的市集廣場）。黃恩宇解釋，這是由於對領主來說，土地是征服而得，因此，空地是為了城堡的防守之用，從城堡到市鎮的距離，恰恰好是當時火炮的射程範圍，利於城堡的守衛。
投入考古50年的劉益昌，在熱蘭遮的考古發現有諸多斬獲。
荷蘭人的台灣生活
由於熱蘭遮堡是荷蘭時期的行政中樞，與之遙望的普羅民遮堡，則是為了監控漢人之用，兩座城堡的性質類似，卻又各自肩負著不同使命。
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劉益昌自2018年開始執行熱蘭遮堡研究，2020年又與台南市政府合作，率考古隊在熱蘭遮堡投入考古調查。調查的發現，也讓過往一貫由從文獻解讀的史實增添了不少有憑有據的「人味」細節。
「考古家的本行，就是要能看到地表以下的東西。」劉益昌說。由於安平地區地層下陷嚴重，加上日治以前，垃圾均採就地掩埋，地表除了埋藏著當時建物的地基，更留有豐富的文化遺物。
「你知道這些文化性格與我們截然不同的歐洲人，是怎麼生活的嗎？」劉益昌反問。
出土的遺物，讓我們發現了荷蘭人帶來的歐洲產陶瓷器、菸斗、藥膏罐、啤酒瓶，但他們也會就近使用中國、日本甚至東南亞生產的陶瓷器。
不過，即便使用的是當時相當普及的中國青花瓷器，也會因族群的生活習慣不同而產生差異。不同於漢人習慣使用飯碗、碗公，雞肉斬剁後才盛盤上桌；荷蘭人習慣用大盤盛裝全雞，上桌後再以刀叉分切。並且，飲食習慣因地制宜的荷蘭人，也有吃米的紀錄，並喜食近海捕獲的星雞魚。
見證台南400年歷史更迭的赤崁樓，至今也是觀光客絡繹的觀光景點。
海、陸思維的交換與融合
兩座城的命運，到了以漢人為主體的鄭氏時期有了很大的變化。為了治理上的方便，鄭氏治台末期，將行政中心遷到普羅民遮堡，並將城堡改名為「承天府衙門」，直到清代，赤崁樓都是台灣行政中心府城的眾多衙門之一。
至於熱蘭遮市鎮，由於清政府實行海禁政策，少了貿易帶來的繁華，城鎮繁榮不再，城堡則被轉為軍事用途。1930年，適逢熱蘭遮堡300周年（以城門額上刻字的1630年起算），故在台南舉辦「台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1935年台灣總督府指定為重要史蹟，並斥資整修。
到戰後，1970年代末期，台南市政府在安平古堡內蓋起，如今被視之為安平古堡的象徵符碼，呈現倒梯形、內部有著幾何迴旋階梯的眺望台，更讓這座歷史建築一舉成為台南熱門的觀光景點。
可以說，熱蘭遮與普羅民遮的行政中心轉移，象徵著從海權國家到陸權國家的轉變，但，因著荷蘭人而被推上國際貿易舞台的台灣，島國的海洋性格，並沒有因此消失。
台灣人為何擅長國際貿易？又為何特別喜歡出國旅遊？一如《傀儡花》作者、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陳耀昌便指出，台灣人的DNA之中，除了有作為海洋民族的原住民基因，也明確留有荷蘭人基因的證據。劉益昌提及，荷蘭時期來台的首批漢人移民，有安土重遷的農民，也有不少千年以來，頻繁在東亞海域來去，擅於航海貿易，敢於冒險犯難、勇於出走的商賈，這使得陸地思維中也融合了海洋思維，因而形塑出台灣人的「文化基因」。
這些難解卻又確實存在的現象，至少在這兩座歷史遺跡中，悄悄留下了「知其所以然」的答案。
難道是台南人，特別堅信「一定愛成功」？
非也。此「成功」（鄭成功），非彼「成功」（succeed）。
台南無所不在的「成功」，除了為紀念以此地作為統治中心的鄭氏政權。然，時常為人忽略的是，當時促使鄭成功來台，最後卻為鄭家軍所驅逐的荷蘭人。
這段歷史的主要舞台，就發生在熱蘭遮與普羅民遮。
鳳凰木、阿勒勃開花的季節，我們走入「成功」大學，聽學者重現這段大時代的風光。
夏季，是台南的旅遊旺季，遊人如織的赤崁樓、安平古堡，這兩座建築之所以從史蹟到成為觀光熱點，並不是偶然。歷史是延續性的，無論是否被察覺。
城市歷史的開端
1624年，是台灣歷史激烈變動的關鍵年份。因著荷蘭政權的進入，台灣社會由零星的部落進入到有系統的政權統治，也由有待察知的謎樣島嶼躋身到交易熱絡的全球貿易體系。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黃恩宇專攻建築歷史研究，攤開古地圖，隨著他的說明，時間倒流到滄海桑田的17世紀。
彼時，台南沿海沙丘起伏，台江內海尚未淤積，現今的陸地仍是潟湖，寬闊內海尚足以行船，由水路可以連通大員沙洲與赤崁地區。
彼時荷蘭人在台江內海的西、東兩側陸續興建了兩座城，包括建造在沙洲上的「熱蘭遮堡」（Fort Zeelandia，又稱熱蘭遮城），並且在城之東側興建了「熱蘭遮市鎮」（Zeelandia City）。並在今之台南市區的赤崁發展「普羅民遮市鎮」（Provintia City），與城市的北方建造了舊稱「普羅民遮堡」（Fort Provintia，又稱普羅民遮城）的赤崁樓。
雖說隨著時日更迭，兩座城的建築、周遭地貌，均已有相當大的改變，但黃恩宇利用古今地圖套圖比對，發現城堡周遭的街廓規劃，竟仍維持著昔日格局。
以赤崁周邊為例，現今的民權路、永福路、忠義路等街道，即是當年由荷蘭人所規劃，隸屬於普羅民遮市鎮的街廓寬度仍採當年設定的300荷呎（1荷呎約31.4公分），可視為街道身世的印記。
堪稱台灣最古老街道之一的民權路，還留有名列台南水井第一的「大井」，目前被巨大半圓鐵蓋所蓋住，有人說，這是荷蘭人當時開發市鎮所留下的。學者咸認，這裡，可視為台南歷史的開端。
至於在安平，因著街區歷代以來均未經大幅度的開發，不論是安平古堡內或者如中興街、效忠街、延平街等老街，有些地方仍可看到17世紀留下的磚牆，採用荷蘭傳統的十字砌法（Dutch cross bond）。
雙城比一比
台灣第一個都市計畫
從地圖上可以清楚看出，荷蘭人所規劃的市鎮，呈現出規矩整飭的棋盤格規劃，與清代隨機生成的、彎曲自由的街道截然不同。
這樣的特點難免讓人心生好奇，彼時的台灣尚稱地廣人稀，荷蘭人為何格外費心規劃市鎮？
黃恩宇說明，原來，荷文國名「Nederland」即為「低地國」之意的荷蘭，國土有高達三成都在海平面以下。可以說，與水共生，是荷蘭人的日常。
到了海權國家崛起的大航海時代，頗具生意頭腦的荷蘭人，合夥組成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來到遠東經商。他們率先取得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作為根據地，為了與日本、中國進行三角貿易，也在中國沿海尋找貿易據點。
初起，荷蘭人選中澎湖，在風櫃嘴興建了城堡，但因被明朝政府的驅逐而未果，來到鄰近澎湖，彼時喚作「福爾摩沙」的台灣。
出於對航海與海軍實力的自負，加上為控制貿易的水路運輸需求，以及素來與水共生的習性，最後讓荷蘭人擇定時喚「Taywan」（大員）的沙洲作為落腳處，並在沙洲上建造了台灣本島第一座的歐式城堡「熱蘭遮堡」。熱蘭遮堡原名為「Fort Zeelandia」，除了挪用自荷蘭的Zeeland省，「Zee」為荷文的「海」，「Land」為「陸地」，原意的「海陸堡」，就當時的地理條件來看，可謂傳神。
除了興建城堡，一如中古世紀的城市，為了稅收考量，統治者也同步興建城鎮，吸引農民離開鄉村，來到城市發展，並藉由賦稅制度為統治者帶來稅收。
而對於荷蘭人而言，商人錙銖必較的性格使然，加上荷蘭母國土地的得之不易，這使得荷蘭人早早具備土地效益和地盡其利的概念。這讓他們順理成章，興建起可將土地作最有效利用的棋盤狀市鎮。若從台灣建築發展史來看，「這是台灣史上的第一個都市計畫。」黃恩宇強調。
與城鎮之相輔相成存在的，是同樣首度出現在台灣的城市治理的概念。根據現今所留的文獻，我們可以發現，荷蘭人為當時留下了鉅細靡遺的地籍資料，包括了所有者，土地的長、寬、面積、所在之街道等資訊，甚至還有圖作為參考。
荷蘭人也在熱蘭遮市鎮內設置了交易使用的公秤所，以及負責民事案件的市政法庭。判決也會參考市民的意見，其設計近似於今日的「國民法官」，著實令人佩服觀念之先進。
雙城與古代國際市城市的比較
黃恩宇指出，自古以來都市都是自由發展而起，但有兩種例外，會產生大規模的都市計畫。其一，是既有政權意圖規劃新城市，如唐代的長安城；其二，是統治者面對新征服的殖民地，在領地上所興建新城市，如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所征服的威爾斯，或條頓騎士團征服的波羅的海地區等。
作為後者的熱蘭遮堡或普羅民遮堡，也展現出了殖民城市的特殊性。市鎮並非以同心圓的方式將城堡包圍，而是城堡與城鎮之間，間隔著一大片如廣場的空地（荷文為plein，並非荷蘭城鎮常見的市集廣場）。黃恩宇解釋，這是由於對領主來說，土地是征服而得，因此，空地是為了城堡的防守之用，從城堡到市鎮的距離，恰恰好是當時火炮的射程範圍，利於城堡的守衛。
荷蘭人的台灣生活
由於熱蘭遮堡是荷蘭時期的行政中樞，與之遙望的普羅民遮堡，則是為了監控漢人之用，兩座城堡的性質類似，卻又各自肩負著不同使命。
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劉益昌自2018年開始執行熱蘭遮堡研究，2020年又與台南市政府合作，率考古隊在熱蘭遮堡投入考古調查。調查的發現，也讓過往一貫由從文獻解讀的史實增添了不少有憑有據的「人味」細節。
「考古家的本行，就是要能看到地表以下的東西。」劉益昌說。由於安平地區地層下陷嚴重，加上日治以前，垃圾均採就地掩埋，地表除了埋藏著當時建物的地基，更留有豐富的文化遺物。
「你知道這些文化性格與我們截然不同的歐洲人，是怎麼生活的嗎？」劉益昌反問。
出土的遺物，讓我們發現了荷蘭人帶來的歐洲產陶瓷器、菸斗、藥膏罐、啤酒瓶，但他們也會就近使用中國、日本甚至東南亞生產的陶瓷器。
不過，即便使用的是當時相當普及的中國青花瓷器，也會因族群的生活習慣不同而產生差異。不同於漢人習慣使用飯碗、碗公，雞肉斬剁後才盛盤上桌；荷蘭人習慣用大盤盛裝全雞，上桌後再以刀叉分切。並且，飲食習慣因地制宜的荷蘭人，也有吃米的紀錄，並喜食近海捕獲的星雞魚。
海、陸思維的交換與融合
兩座城的命運，到了以漢人為主體的鄭氏時期有了很大的變化。為了治理上的方便，鄭氏治台末期，將行政中心遷到普羅民遮堡，並將城堡改名為「承天府衙門」，直到清代，赤崁樓都是台灣行政中心府城的眾多衙門之一。
至於熱蘭遮市鎮，由於清政府實行海禁政策，少了貿易帶來的繁華，城鎮繁榮不再，城堡則被轉為軍事用途。1930年，適逢熱蘭遮堡300周年（以城門額上刻字的1630年起算），故在台南舉辦「台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1935年台灣總督府指定為重要史蹟，並斥資整修。
到戰後，1970年代末期，台南市政府在安平古堡內蓋起，如今被視之為安平古堡的象徵符碼，呈現倒梯形、內部有著幾何迴旋階梯的眺望台，更讓這座歷史建築一舉成為台南熱門的觀光景點。
可以說，熱蘭遮與普羅民遮的行政中心轉移，象徵著從海權國家到陸權國家的轉變，但，因著荷蘭人而被推上國際貿易舞台的台灣，島國的海洋性格，並沒有因此消失。
台灣人為何擅長國際貿易？又為何特別喜歡出國旅遊？一如《傀儡花》作者、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陳耀昌便指出，台灣人的DNA之中，除了有作為海洋民族的原住民基因，也明確留有荷蘭人基因的證據。劉益昌提及，荷蘭時期來台的首批漢人移民，有安土重遷的農民，也有不少千年以來，頻繁在東亞海域來去，擅於航海貿易，敢於冒險犯難、勇於出走的商賈，這使得陸地思維中也融合了海洋思維，因而形塑出台灣人的「文化基因」。
這些難解卻又確實存在的現象，至少在這兩座歷史遺跡中，悄悄留下了「知其所以然」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