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襲擊和「法國病」
這樣的法國歷史（法國病），這樣的法國總統（可與美國歐巴馬比賽「無能之最」），《查理》週刊悲劇，既不是偶然，也很可能不是結束。
＊ ＊ ＊
巴黎《查理》週刊最近被恐怖襲擊事件並非孤立，它是恐怖主義在全球存在、仍威脅人類安全的證明。同時，它也折射出法國自身的問題，讓人再次看到「法國病」的癥狀。
清末中國曾一度被稱為東亞病夫，但法國在二百多年前就是「歐洲病夫」。法國的病不是國力問題，而是知識分子左傾狂熱導致的「理性殘疾」問題。這種病灶不僅重創法國自身，也曾殃及世界。
斷頭台，這個血腥殘忍、被托爾斯泰斥為「人類最醜陋、最令人厭惡、嘔吐、憤怒的」東西，就是法國人發明的。以斷頭台為標誌的法國大革命，給後來的列寧斯大林的蘇聯暴政（古拉格），以及毛澤東、波爾布特的暴力革命（勞改營）開了先河。列寧就曾自豪地說，蘇維埃是法國大革命的繼續和理想化。
盧梭們的「理性殘疾」
法國所以有那樣一場斷頭台革命，主要理論來源是盧梭訴諸感性、情感（非理性）的哲學。法國大革命的三位主要領袖，無論左拉、丹東還是羅伯斯庇爾，都把盧梭奉為精神導師。絕對點說，沒有盧梭，就沒有法國大革命。所以，所謂法國傳統，就是盧梭傳統，就是激情大於理性的慣性思維。法國知識分子，除了伏爾泰、雨果，以及現代的阿隆（Raymond Aron）等少數理性者之外，絕大多數都多少沾染盧梭的左翼激情色彩。或者說，有些「理性殘疾」，缺乏正常的理性思考能力。
例如2002年那次法國大選，初選時法國老牌社會黨被淘汰出局，勒龐（Jean-Marie Le Pen）的右翼政黨成為第二大黨，跟保守派的席哈克競爭。結果法國的左派們竟然組織全國130萬人的大遊行，群情激昂地呼籲，不管左右，都要支持席哈克，以阻止勒龐。選舉，本應用選票，而不是街頭運動。但這就是法國盧梭的後代們，動不動就展示法國大革命那種街頭激情，傾向用一種群體激情，甚至喜歡用群體威懾力來解決問題。
這種「盧梭病」波及久遠，至今很多法國知識分子仍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例如不久前法國一家公司推出新一套電腦遊戲集，有一個是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其中對革命的血腥沒有迴避，結果遭到法國左翼媒體和知識分子的一片撻伐，認為歪曲了法國大革命的偉大性等等。
正是這種歷史文化背景，營造出了法國的左傾慣性：不從現實出發，不按理性思維，唱道德高調，為「政治正確」而不顧事實和真實。這種「病」的本質是群體主義，而不是英美立國之本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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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查理》週刊最近被恐怖襲擊事件並非孤立，它是恐怖主義在全球存在、仍威脅人類安全的證明。同時，它也折射出法國自身的問題，讓人再次看到「法國病」的癥狀。
清末中國曾一度被稱為東亞病夫，但法國在二百多年前就是「歐洲病夫」。法國的病不是國力問題，而是知識分子左傾狂熱導致的「理性殘疾」問題。這種病灶不僅重創法國自身，也曾殃及世界。
斷頭台，這個血腥殘忍、被托爾斯泰斥為「人類最醜陋、最令人厭惡、嘔吐、憤怒的」東西，就是法國人發明的。以斷頭台為標誌的法國大革命，給後來的列寧斯大林的蘇聯暴政（古拉格），以及毛澤東、波爾布特的暴力革命（勞改營）開了先河。列寧就曾自豪地說，蘇維埃是法國大革命的繼續和理想化。
盧梭們的「理性殘疾」
法國所以有那樣一場斷頭台革命，主要理論來源是盧梭訴諸感性、情感（非理性）的哲學。法國大革命的三位主要領袖，無論左拉、丹東還是羅伯斯庇爾，都把盧梭奉為精神導師。絕對點說，沒有盧梭，就沒有法國大革命。所以，所謂法國傳統，就是盧梭傳統，就是激情大於理性的慣性思維。法國知識分子，除了伏爾泰、雨果，以及現代的阿隆（Raymond Aron）等少數理性者之外，絕大多數都多少沾染盧梭的左翼激情色彩。或者說，有些「理性殘疾」，缺乏正常的理性思考能力。
例如2002年那次法國大選，初選時法國老牌社會黨被淘汰出局，勒龐（Jean-Marie Le Pen）的右翼政黨成為第二大黨，跟保守派的席哈克競爭。結果法國的左派們竟然組織全國130萬人的大遊行，群情激昂地呼籲，不管左右，都要支持席哈克，以阻止勒龐。選舉，本應用選票，而不是街頭運動。但這就是法國盧梭的後代們，動不動就展示法國大革命那種街頭激情，傾向用一種群體激情，甚至喜歡用群體威懾力來解決問題。
這種「盧梭病」波及久遠，至今很多法國知識分子仍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例如不久前法國一家公司推出新一套電腦遊戲集，有一個是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其中對革命的血腥沒有迴避，結果遭到法國左翼媒體和知識分子的一片撻伐，認為歪曲了法國大革命的偉大性等等。
正是這種歷史文化背景，營造出了法國的左傾慣性：不從現實出發，不按理性思維，唱道德高調，為「政治正確」而不顧事實和真實。這種「病」的本質是群體主義，而不是英美立國之本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