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卑的奮鬥者 香港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律師

憂國憂民之情在何俊仁身上表露無遺,正如他的著作《謙卑的奮鬥》一樣,因為謙卑,所以憐憫弱者、心存寬容、意志堅忍;因為謙卑,所以為公義奮鬥、為弱者發聲、向霸權挑戰。

香港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律師。


何俊仁小檔案

現職:
香港支聯會主席

學歷:
香港大學法律學學士
香港大學法學專業證書

經歷:
香港屯門區議員
香港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香港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
香港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前主席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
香港民主黨主席
香港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委員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成立於1989年六四民運、天安門事件之際。當年的5月21日,香港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人士發起「百萬人愛國民主大遊行」,支聯會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成立,可說是香港的民主先鋒。

支聯會的創會主席,是被喻為香港民主派元老及精神領袖的司徒華先生。司徒華於2011年1月2日離世後,李卓人接任當屆支聯會主席,2014年12月則由何俊仁律師接任至今。

何俊仁可謂香港民主與人權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四十年多年來,他致力於捍衛香港人權,更為中國政府能夠結束一黨專制,為中國人民能享有民主法治的普世價值而努力奮鬥。

棄讀醫科投身法律

談起投身香港政壇多年的緣由,何俊仁表示,其實並沒有甚麼具體事件讓他決定走入政壇,反而因為從小就喜歡看歷史有關的書籍,尤其對《三國演義》印象最深,「對那些俠義、忠肝義膽的人物充滿敬佩,從小就有一種使命感、為弱者打抱不平。」

1969年何俊仁就讀中學六年級的時候,在浸會大學講課的歷史學家許冠三先生創辦了「私塾」性質的「自由大學」,「當時是抱著想了解歷史的心情去聽課,許先生講的不止是歷史,還包括了一些研究,特別是對共產黨語言、思想的研究。列寧、毛澤東思想講的矛盾論,其實並不是哲學,而是一種純粹搞鬥爭的方法,後來的三反五反、階級鬥爭,就是不斷的鬥下去。」

何俊仁在「自由大學」的數年間,不但扎實地了解了當代中國的發展和歷史背景,更奠定了他畢生追求客觀知識、與對社會及生命關懷的熱忱。

1971年,何俊仁決定放棄與兄長一樣報考醫科,轉讀哲學或社會學,卻因表現出色意外獲得香港大學法律系錄取。當時香港大學學生會「一片紅」,校園裡不乏完全盲目對共產黨支持,覺得共產黨代表勝利、有面子,不批判、不思考的人,使經過「自由大學」教育薰陶後的何俊仁為之震驚。於是他成立了「自由派」,與校園「國粹派」及「社會派」抗衡,並展開政治辯論。當時何俊仁「以一敵眾」,打破一直與新華社關係密切的「國粹派」壟斷學生會的傳統,在學生會選舉中大勝,逐步開始了他一生為中國民主、自由、人權奮鬥的議政之路。

從反殖民到反極權

何俊仁一向反對殖民地主義,認為這是一個不公義、不公平的做法,香港不能一直接受「不平等條約」。然而70年代是一個獨特的時代,何俊仁描述:「那時香港迎來工業化,殖民地政府推行了公屋、開放大學平民化、免費醫療等政策,提升了人們往上流社會流動的機會。」

當時中國的情況則大相逕庭,「那時候香港人生活開始改善,但是大陸還是很窮,我們經常拿東西回大陸給親友,就算隨意脫下一件外套給他,他們也會很開心,其實我們看了心裡很難過。」何俊仁說:「在中國,毛澤東隻手遮天,凌駕一切法律。當想到中國法律如何朝令夕改、公器私用,我不禁慶幸自己生於香港。」

何俊仁感慨道,70年代的香港就像是在「歷史的縫隙下」,當全世界都陷入混亂時,香港人仍可以在這裡喘息。他認為香港應該致力保護在文革中被擊潰的中華傳統文化,讓這些文化能夠在這裡等待著,以後在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重生。

1982年,鄧小平提出香港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式回歸,何俊仁是第一個走出來公開支持的香港人。「那些曾高調說『愛國』的左派其實怕得要死,很多這些嘴上說『愛國』的權貴其實都是看在統戰獲得的利益分上,他們比誰都清楚共產黨,一聽到回歸就馬上辦移民去了。」何俊仁笑言。

「我那時候相信香港能以其專業知識、科技、資源等等來推進國家向前發展,也是一個打開中國視野的機會,是改變中國的機會。」愛國心切的何俊仁更率領由各領域專家組成的團隊,赴中國義務教書,「包括銀行管理、醫院管理、機場管理等領域,因為那時候大陸實在太缺乏效率,做事沒有規矩可依,也是為了他們能夠走向真正開放作準備。」

然而,1989年發生了「六四事件」,看到赤手空拳的民眾在無情的槍口前倒下,「那一刻一切都斷了!」何俊仁痛心疾首道:「從那時開始,我和中共沒有正式對話了,到現在亦然。」

「六四事件中確實學生在運動中的策略不足,是有不好的地方,但都不應該被屠殺。」何俊仁停頓良久,彷彿那一幕幕慘不忍睹的血腥畫面仍歷歷在目,「我不知道六四會否平反,但我知道,不能讓這段歷史被遺忘,一定要追究責任。所以我決定立根香港,面向祖國,利用《基本法》和香港體制內的方法,守護這段歷史,以及守住香港目前的環境。」

「但是你看香港是否真的得到民主?不是的,香港其實方方面面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北京一天不結束一黨專政,香港以及中國一天都不會得到真正的民主。」何俊仁道,這也是他於1989年成立支聯會的理念: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並堅持每年舉辦六四燭光晚會,以銘記這段歷史。

八九民運發生後,民主派在危機感下促成了香港民主同盟誕生,當時何俊仁擔任副主席。1995年港同盟在立法局選舉中大勝,取得過半的31席,後來演變成今天的民主黨。回歸後有新生政黨加入立法會選舉,雖然隨著時間過去,曾經占多數的民主派在政治環境變化下,慢慢被建制派後來居上。

面對壓力,何俊仁認為:「民主派政黨雖然戰術上分歧,但戰略上要有所配合;雖然屬於不同組織,但在運動目標上要一致;雖然有競爭,但是是同一股推動實現民主制度和維護社會核心價值的力量。」

何俊仁也從2003年開始關注中國維權運動,2006年成立維權律師關注組,「當我看到這批內地律師頂著這麼大的壓力走出來,我就覺得,他們是中國的希望!」何俊仁慨嘆:「中國離真正的法治還很遙遠,這些維權律師敢於向一個不講法治的社會挑戰,真是……你應該知道高智晟律師,他受盡酷刑折磨仍然不屈不饒,實在令人敬佩,因為他知道中國需要突破,他要用自己的犧牲來喚醒其他人。」

守住香港 改變中國

「中國大陸一天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法治,香港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何俊仁說。

他認為,香港面對的最大問題,其實是有一群既得利益者,包括中聯辦和一些權貴,由中聯辦帶頭虛報軍情,在香港搞矛盾、搞鬥爭。而權貴、政府就像牆頭草,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破壞香港法治、自治。「目前情況是嚴峻的,民主派的律師也在竭盡所能維護各團體的利益,為他們發聲。這是一場時間競賽,看究竟香港先退化還是中國那個極權先倒下。」

過去幾年香港社會矛盾直逼臨界點,爆發多次大型群眾示威運動,也有激進思潮湧現,對此,何俊仁則有另一番獨到見解:「其實中共已經滲透到每一個角落了,它完全可以一下收回香港,但它沒有這麼做,是因為其實中共需要香港的存在,一來香港民間社會的堅定,它是知道的;二來香港的金融、法治制度十分重要,是人民幣走向世界的通道,是人民幣競爭力的催化劑。你看中共多少官員在香港投資、在香港安頓家人?而且,香港有很多他們的眼中釘、鬥爭的對象,他們不會輕易就完全收回香港。」

「其實中共現在是很沒自信的,處處都在提防『政變』,甚至要提防金融『政變』,還發生『公安救市』這種事,」何俊仁笑言,「這個政權正如它自己所講,『已經在風口浪尖』上了。」

何俊仁嚴肅道:「但我認為,香港前景的確是幽暗的。我們現在能夠做的,就是守住香港,然後在香港促進中國民眾思維上的改變,包括理性思考、以及遠大的目光。這些在香港人身上已經體現成熟了。」

「過去幾年香港發生的民主運動群眾性很強,比較激進,現在政府秋後算帳,很多人坐牢,付出很大代價,我也在處理這些訴訟,幫他們打官司。」何俊仁表示,很多年輕人已經開始反思,究竟群眾運動是否適合香港,「你選擇用武力對抗,中共有的是武力;你用群眾對抗,中共也用群眾、用黑幫,這方面它比你更『專業』。」

何俊仁表示,大規模運動或許不適合現在的香港,如果時機成熟的話,他也毫不猶豫會參與,「但目前情況而言,香港人不能衝動,民主派一直遵循理性、和平、非暴力原則,因為我們知道,要用激進暴力與極權抗衡必定會失敗。」他認為應該用道理、用文明方式使人心靠攏。

「雖然香港可見的前景幽暗,但中共雖然表面繁華,其實也在高度恐懼下,它就是一個封建極權的共生體,它的所謂『民望』都是脆弱的,我認為中共也不會長久了。但我們的能力也有限,可以做的,也只有為以後中國真正走向民主國家做各種準備,記載真實歷史,用香港人這麼多年的經驗給他們做參考,以及堅持到底、守住香港。」何俊仁堅定地說。

憂國憂民之情在何俊仁身上表露無遺,正如他的著作《謙卑的奮鬥》一樣,因為謙卑,所以憐憫弱者、心存寬容、意志堅忍;因為謙卑,所以為公義奮鬥、為弱者發聲、向霸權挑戰。四十餘年歲月中,香港制衡中共的社會力量,都可看見何俊仁奮鬥的身影;年輕的民主派議員眼神中,也都流露著同樣的堅毅。正如何俊仁所說,在這場香港與中共的時間競賽中,他們不會退縮,定會堅持到底。

今年初,何俊仁在偶然機會下決定以磁力共振檢查身體,意外發現肺部有癌化組織。所幸手術順利切除組織且無須化療電療。採訪當日,何俊仁雖偶有咳嗽,說話鏗鏘有力,精神奕奕。在此祝願何俊仁早日完全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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