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溫之城：一場攸關文明存續的抉擇

淡水河水系有望成為城市降溫主幹。圖／PEXELS

文／主筆室

城市越來越熱，也更加危險。試問，當氣溫突破37度，人們還能放心讓孩子上學、長者外出，或讓勞動者曝曬於戶外嗎？

人體核心溫度約為攝氏37度，一旦過熱，便可能引發器官衰竭。但在全球暖化與都市熱島效應雙重夾擊下，這樣的高溫天氣對城市居民來說，已從偶發變為常態，且致命風險正不斷升高。

尤其像台北這類地形封閉的盆地城市，更易在熱島效應與空氣污染交互作用下累積懸浮微粒（PM2.5）等空氣污染物，而空污正是導致國人死亡排行榜上眾多疾病的形成要因，對人體健康威脅極大。

若「致命的高溫」與「致病的空污」持續惡化，台北等城市恐將逐步失去宜居條件。根據外電報導，南韓今年上半年熱傷害人數激增2.5倍，首爾弱勢族群聚集區由於缺乏冷氣設備，建築表面溫度竟高達42度，已嚴重危及老幼健康；就連中國極北區域居民，也開始出現大量安裝冷氣的現象。

連緯度比台北更高的首爾都難以招架酷熱，則台北等亞熱帶城市若無對策，勢必將步入「全天候室內生活」的窘境，居民只能困在空調下勉強度日。令人不禁想問：這樣的未來，難道就是當代都市文明的最終樣貌嗎？

高溫將成常態空調絕非萬靈丹

在極端高溫愈發頻繁的情況下，冷氣銷量自然暴增，但空調非但非萬靈丹，反而因戶外熱氣排放使都市溫度進一步升高。冷氣只是局部降溫的手段，卻助長了整體熱島現象的擴張。

每座城市因地理條件與都市規劃不同，面對高溫的策略亦應因地制宜。以台北都會區為例，近年溫度上升幅度與速度全台最高，若未及早處置，一旦居民因健康風險考量而外移，城市與房地產市場將首當其衝。

目前已有部分研究與倡議針對台北高溫提出應對方向，但大多難以短期落地。本刊主張，應重新審視台北盆地的三大主要河流——大漢溪、新店溪與基隆河所組成的淡水河水系，作為通風降溫與城市調節的核心起點。

淡水河系長年肩負台北盆地的水運與治水任務，雖曾多次釀災，但歷經近百年的整治工程，防洪成效已大幅提升（詳見本刊〈首都全滅、港都半沉：治水即治國挑戰〉專文）。如今面對熱島與空污挑戰，這些河道理應被重新定位，轉化為具通風與降溫功能的「自然氣流通廊」。

然而，沿岸高堤防雖有效防洪，卻同時阻隔河風進入都市，與通風需求相牴觸，成為當前結構性調整的最大障礙。

首爾、鹿特丹等城市經驗顯示，經完善規劃後開放河岸綠帶，結合植栽與濕地系統，可有效導引河風入城、降低熱負荷。此類自然氣流機制無需耗能，具長效與永續性，遠勝冷氣這類短期降溫手段。

此外，亦可同步推動都市更新與建築策略。可透過風場模擬與科學分析，標定通風廊道區域，限制高密度開發，同時鼓勵綠建築、綠屋頂與遮陽設計；若想避免開發過密，則可透過容積獎勵可轉移至非熱區。最終，整合自然河道、綠帶與建築設計，建構具降溫效益與氣候韌性的城市系統。

本刊之所以主張優先從河系與堤防切入，而非單靠民間更新建築的緩慢流程，原因在於河川資源的使用權掌握於公部門，決策權集中，啟動速度相對可控，較可能在氣候災難臨門前搶得先機。

然而，水患風險絕不可輕忽。若真有條件於淡水河某段開口設計通風廊道，勢必須同步評估破堤地點、洪水因應、防線備援等完整配套。

以迪化街周邊為例，若經科學驗證為適合破堤導風之地，則可在設計時結合多重功能導入，包括降低堤防高度但保有洪峰溢堤緊急防線、規劃可迅速阻水的臨時閘門系統，並於其周邊設置綠廊與更新指導區，引導未來都市更新與建築開發共同形成城市「綠肺」。

此外，迪化街段水岸具有歷史脈絡：昔日曾為全台最繁華的碼頭商業區，歐風洋樓與布商、米行交錯，為北台灣最早的國際貿易門戶。若可結合通風廊道與人文景觀復興，不僅實現氣候調適，亦有望再現台北歷史文化魅力與公共空間活力。

本刊認為，淡水河水系應重新定位為城市降溫主幹，其整體規劃應納入都市治理與氣候調適的核心戰略，而非邊陲配角。此一構想並非僅為設計建議，更是對既有都市決策視野的嚴正提醒——這已非單一居住品質問題，而是城市能否持續存活的結構性抉擇。

這是一場決定城市文明未來走向的超級對決：「氣候異常 × 都市熱島 × 空氣污染」，是否將迫使人們出走、房價崩解、城市失溫？抑或仍有機會，透過智慧規劃與自然治理，重塑一座真正可持續的文明綠洲。

台北、首爾與全球高密度都市，此刻已站在命運抉擇的臨界線上──問題的答案，不能交給氣候，也不能再被落後的制度拖慢腳步；城市的轉機，必須從當權者改變治理邏輯與都市思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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