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風車基金會執行長李永豐 在小孩純真眼裡 發現另一種觀看的方式

做完了「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休息沒多久,李永豐又啟動了「368 鄉鎮市區兒童藝術工程」,雖然要卯勁募款有時又得賠錢演出,但李永豐仍堅持做下去。這個來自嘉義鄉下庄腳囝仔,到現在還是滿嘴髒話草根味十足,但卻是道地的文青,難忘藝術給他的感動,他自知做不成藝術創作的「大咖」,那就把那些關於藝術的大大小小感動帶進每個生活的時刻吧!


李永豐(許斌 攝)

人物小檔案
◎ 畢業於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文化資產與文化政策組。
◎ 1992年成立紙風車劇團,現任紙風車基金會執行長、紙風車劇團創意總監。
◎ 劇場編導:紙風車劇團「12生肖」系列、「巫婆」系列。
◎ 演出作品:綠光劇團《領帶與高跟鞋》、《結婚?結昏!辦桌》、「人間條件」系列。另曾參與《多桑》、《一一》、《練習曲》、《帶我去遠方》、《艋舺》等多部電影演出。
◎ 2007年起推動「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5年時間走完全台319鄉鎮。去年底起啟動「368 鄉鎮市區兒童藝術工程」。

李永豐個性五湖四海,連神明都是他的好朋友。

他的辦公室有一尊土地公,原是紅樓戲院裡廢棄神像,他曾經營紅樓劇場五年,合作期滿離開時,請師父執笅,土地公說要跟他走。「我問祂要坐哪裡?祂說要坐我辦公室,我說,可是我很會罵髒話耶,祂說沒關係。」你因此少罵嗎?「也沒有。」土地公主財,坐鎮後有財源滾滾嗎?他嘖了一聲:「我跟神明不是這種關係。」那是什麼關係?「是朋友。」
五十歲的他是紙風車基金會執行長,五年前發動「三一九鄉村兒童藝術工程」表演,最近打算再重來一次「三六八鄉鎮市區兒童藝術工程」:「XX娘,每個人都說李美國(小時候因長相被取的綽號)賺很多,你看,他五年後又搞一次,賺飽飽了,XX娘,我三一九倒貼好幾千萬,他們知道嗎?」賠這麼多錢怎麼撐下去?「幹,媽祖都有在處理,每次快沒錢了,就會自動有案子跳出來可以接,錢又來了。」言下之意,媽祖也是他朋友。

不拿政府部門一毛錢的「囂掰」計畫

既然三一九掏這麼多錢了,何以現在還願意再賠一次?「林杯有錢,要拿出來賠,甘袜賽?」他說起他這個計畫有多「囂掰」,不拿政府部門一毛錢,「藍綠鬥得這麼厲害,我若拿錢,到時又要雞雞歪歪被說東說西,林杯是要拿錢出來做事,不是要出來讓人嫌的。」他拒絕大額捐款,一場表演四十五萬,他規定捐款個人單場捐款只能四十萬,「每個人都有故鄉,今天拿出個幾百替故鄉捐一場兒童劇,那種心意很難得,這是一個文化行動,讓每個人都有參與的可能。我不要你捐大筆金額,我寧願你來現場幫忙排椅子就好。每個人都說,李美國你腦袋壞掉才這樣。」

他五年前開始的下鄉行動,便是到台灣各角落演出兒童劇,落實了「文化近用權」,「人生要快樂很不容易,日子很辛苦,我只是想讓小孩有一個開心的晚上。」到偏遠地區演出,不光是演出,例如到南澳鄉、山地部落,還得花錢請遊覽車到山上把小朋友載出來看戲,看完再送回去,來回就得花上兩小時。有些是離島地區,「三一九行動」募款單場募滿卅五萬便演出(這次因物價波動單場需四十五萬),但光包船運道具就得花七十萬,「根本是賠錢在做啦,我們光搭那個舞台就不只卅五萬了」

讓外配媽媽也上場演自己的歌舞

若遇到颱風,變數更大,紙風車曾有一年被困在小琉球七天,一整團人在島上開銷的成本都得自行吸收。有時,舞台搭好了,人也到了,颱風卻來了,演出取消,但錢都捐了,能不演嗎?當然是擇期再演,但搭了拆,拆了再搭也是成本,「有一年取消了十場,五百萬就不見了。」

紙風車甚至在還會依據地方特色,挑選特別的劇目。像是某次演出,事先調查該地有不少外籍配偶,於是便連絡地方上的越南籍外配,特別在劇中穿插一段,由越南媽媽們穿著越南傳統服裝上台表演越南歌舞,「我在台下看到那些外配的小孩盯著媽媽看,有些還會說他的媽媽很漂亮,這是他們第一次看到媽媽的文化被放在舞台上,這可以讓他們更有文化自信心。」

走遍各村莊小鎮,李永豐也看了不同小朋友的反應,像是綠島的小孩從沒看過表演,「當我們結束時,小孩很高興,但他們不知道結束要鼓掌,因為沒有看表演的經驗。」也有澎湖七美的小孩,來到城市後盯著斑馬線和紅綠燈看,因為從沒見過,李永豐在這些小孩純真的視線裡,發現另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

滿嘴髒話像流氓卻是道地文青

來自嘉義過溝村的李永豐,從小除了布袋戲、歌仔戲之外,沒看過任何一場藝術表演,母親不識字,父親國小畢業,當過村子裡的密醫、汽水中盤商,後來開雜貨店養活一家五個小孩。但這個庄腳囝仔卻喜歡畫畫、聽古典樂,「我哥畫,我也跟著他的老師學素描水彩,古典樂是我表哥在聽,我也跟著聽,家裡沒唱盤機器,就到附近一個老師家裡聽。」滿嘴髒話像流氓的他,卻徹徹底底是個「文青」。

他的第一場看表演經驗是中學時,在嘉義市區的戶外展演空間的「台灣省交響樂團」的演奏會:「演得實在有夠爛,但我還是記得當時奏了什麼樂曲,也還記得看表演的那分感動。」這樣的成長經驗,也許正是促成他從三一九到三六八這些「賠錢行動」背後最大的動機。

「我小時候接觸藝術都是周遭的人,一個拉一個的關係,重要是那個環境,讓孩子有機會接觸藝術,並不是每個人要當藝術家,但每個人都要懂得欣賞藝術,那是一種心靈的深層對話。」他說起看到美國芭蕾舞團表演的時候如何感動,又說牆上那幅費里尼的小丑海報如何打動他,描繪這些感受時依舊不時以三字經作為句子的逗號、句號或驚嘆號。

他一路走來並不是那麼順利,光大學就考了七次,上了大學參加話劇社,「以前同樂會我就常表演,很愛演。」社團幹部一起到蘭陵劇坊受訓,開啟他對戲劇的熱愛,原本立志念美術系的他,轉向戲劇。「我很喜歡一群人聚在一起工作的感覺,每個人都是孤單寂寞的……」

「三一九是我面對生命的結果。」

創作也是寂寞的,他四十歲時,在亞維儂看表演,突然領悟:「在創作的領域,我真的不是個咖,比我厲害的太多太多了,我一輩子也到不了那樣的成就,但我能因為這樣就去死嗎?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價值,不可取代的地方,我做《人間條件》這樣的戲,也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他說:「當你知道你不是世上的唯一的時候,是開心的開始。我到四十幾歲時發現,你要面對的不是工作問題,而是生命問題,你到底還能做什麼。生命遠比工作重要。三一九是我面對生命的結果。」事實上,在這之前,他早已是成功的劇場工作者,「我出入有司機,秘書、助理好幾位,你看台灣有哪個做劇場的可以像我這麼囂掰的?」

(全文詳見《PAR表演藝術》雜誌第2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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