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園 行動主義與當代藝術
現任栗憲庭電影基金藝術總監，身兼策展、製作人等多重身分的董冰峰，上月於立方計劃空間引入其於去年在曼徹斯特華人藝術中心（Chinese Arts Centre）策畫的展覽「60分鐘影院：人民公園」，以1949年後為凝聚國家意識而廣設於中國各地的「人民公園」為題，展出曹斐、楊福東、楊俊、趙亮的錄像作品。展覽之餘，董冰峰亦分別舉辦「時間的形狀：百年中國美術的幾組議題」與「行動主義與當代中國影像藝術」等兩場講談。前者整理從「抗戰美學」到「85新潮」間，在政府治理下的藝術與美學發展；後者爬梳1988年至今中國獨立製片、紀錄片與錄像藝術間的錯綜脈絡，並以吳文光、楊福東、稻電影等個案，引介當代中國藝術創作與政治實踐間的發展狀態，兩場談話座無虛席，現場引發的回應與討論亦屬熱烈。藝術與社會行動的濫觴有著漫長的歷史，從妝點粉飾政治手段、宣揚烏托邦想像，乃至直接以社會行動進行創作；即便此脈絡在台灣的歷史仍有待研究者們持續挖掘與建構，但透過頓挫藝術、喃喃自語等爭論，乃至於「藝術介入社會」的響亮口號，台灣當代藝術對社會行動的關切可見一斑。而在此熱切的背後，藝術家們卻也總面臨著一普遍非難—如何在介入社會的同時界分藝術與非藝術？換言之，藝術創作與社會行動的差異為何？如果沒有差異，那是否在這樣的實踐中「藝術」其實並不存在？而幾年下來此爭論的格局卻也逐漸穩固化為三種藝術家的典型態度：1.藝術與社會運動不必相關，可以被分開處理。2.我只是做我想做的，藝術不藝術根本不重要。3.若我以藝術家身分介入社會，就必須採取與社會行動不同的方式；在2009年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美學被引入後，「選項三」如今似乎成了相對穩固的主流見解。
人民公園 行動主義與當代藝術
趙亮│城市場景 Betacam 18mins 2004 立方計劃空間提供
「行動主義與當代中國影像藝術」座談現場，眾人順著行動主義（activism）一詞展開討論，此複雜濫觴在交互提問間不斷浮現，其中亦不乏西方理論的幽靈繚繞。對此，董冰峰卻苦笑道：「栗憲庭電影基金或草場地的檔案收藏工作過去幾年一直與當代藝術有較明顯的鏈接。而其實最簡單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工作越貼近當代藝術就越是安全。若做的是社會運動與地下電影，可能馬上就有幾千部電影會消失。比方說去年『上海雙年展』也有安排吳文光的劇場，但短短兩天就被查禁了」。這抹苦笑讓我驚覺「選項三」的成立，實須以政治表達自由基本上已被保證為前提。正因台灣不乏表達途徑，故人們在乎的不是「如何表達」而是「如何有效」；問題也因此才跨度到期望藝術填補社會行動的不足，乃至拉出不同於社會行動的視點與角度。而在此我們多少已把藝術與社會行動區分開來，將前者指派為美學目的、後者推脫給社會倫理。而董冰峰的回應之所以引起我的反思，在於假使現實明確指出政治表達的不可能，那麼藝術是否可能創造使一種政治表達的機會？在此即便藝術將再次回歸為政治的美化手段，卻仍具有與邪惡無涉的積極意義。當然此反思在台灣社會情境中恐怕不太適用，因為我們確實不乏表達，只是這些表達總不見成效。而我又想起另一則說法：當藝術家被允許以藝術表達政治訴求時，是否也已經讓此訴求僅成為一個觀看對象，而捨棄了改變現實的可能？
人民公園 行動主義與當代藝術
「行動主義與當代中國影像藝術」座談現場，眾人順著行動主義（activism）一詞展開討論，此複雜濫觴在交互提問間不斷浮現，其中亦不乏西方理論的幽靈繚繞。對此，董冰峰卻苦笑道：「栗憲庭電影基金或草場地的檔案收藏工作過去幾年一直與當代藝術有較明顯的鏈接。而其實最簡單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工作越貼近當代藝術就越是安全。若做的是社會運動與地下電影，可能馬上就有幾千部電影會消失。比方說去年『上海雙年展』也有安排吳文光的劇場，但短短兩天就被查禁了」。這抹苦笑讓我驚覺「選項三」的成立，實須以政治表達自由基本上已被保證為前提。正因台灣不乏表達途徑，故人們在乎的不是「如何表達」而是「如何有效」；問題也因此才跨度到期望藝術填補社會行動的不足，乃至拉出不同於社會行動的視點與角度。而在此我們多少已把藝術與社會行動區分開來，將前者指派為美學目的、後者推脫給社會倫理。而董冰峰的回應之所以引起我的反思，在於假使現實明確指出政治表達的不可能，那麼藝術是否可能創造使一種政治表達的機會？在此即便藝術將再次回歸為政治的美化手段，卻仍具有與邪惡無涉的積極意義。當然此反思在台灣社會情境中恐怕不太適用，因為我們確實不乏表達，只是這些表達總不見成效。而我又想起另一則說法：當藝術家被允許以藝術表達政治訴求時，是否也已經讓此訴求僅成為一個觀看對象，而捨棄了改變現實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