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平米的家 ─ 在城市邊緣長大
在中國，流動人口是灰色的。當城市一圈圈向外擴張、一片片自體更新，每一次拆遷都伴隨大量租戶流徙。從一個角落，到另一個角落，他們其實一直努力生存，不曾遠離。
隨遷女孩在城市漂泊
56-106、56-107、56-203、……牆上四處可見相似的長串編號，乍看有些神祕，轉了一圈之後，大致不難推想：那是門牌號碼。56-106，也就是56號、1樓、第6戶。
雖然沒有老北京正牌大雜院那種四合院的格局，但以粗糙的磚造平房為主體，圍出一個院落，再多一些簡易搭建的板房，上上下下住得下十來戶人家。看上去，每戶大約就是只有一個房間，做飯、盥洗的空間則是共用。出入口一旁牆上漆著「出租房」字樣，另外還多了個大大的「拆」字，不過居民的生活貌似沒什麼異狀，打量我這個「外人」的眼光也算友善；倒是巷弄外的馬路兩旁，磚垣處處、塵土揚揚，不是剛拆遷，就是正要開始建新房。
什麼樣的人住在這裡？不消說，基本上全都是外來的務工家庭。
這裡是上海楊浦區江灣鎮的一處「雜院」，而我並非獨自一人就能熟門熟路地來此探訪，身邊其實有個嚮導──她是一位青春正茂的十九歲女孩，叫做曉眉（化名）。
我們是透過中介安排，先以電話聯絡，約定好時間地點。見面之前，我一直以為她八成是個年輕的NGO工作者，要不就是大學生志願者；見面之後才知道，生在上海，長在江灣鎮，但老家卻在外地的曉眉，其實正是所謂農民工家庭的「隨遷子女」。她的父母很早就離婚，跟著爸爸在上海相依為命，家鄉雖有個已成家的哥哥，但平常很少聯繫。
曉眉從小到大的生活範圍差不多都在同一地區，但問起搬家的經驗，她淡淡地笑說：「多得數不清了！」她告訴我，這裡的農民工家庭每個月住房支出約在五百到八百元人民幣（含水電）之間。這個價錢能租到的房，比我想像的要多樣化一些，但居住品質好壞是一回事，對外來人口來說，這座城市變化太快，從工作到生活沒有什麼能保障長久：即使看似已在一個地區安定下來，搬家──不論原因是拆遷、漲租或其他──仍是稀鬆平常的事。
然而，在數不清的搬家經驗中，有一個地方對曉眉來說別具意義，那也是我們這場午後約會主要想走訪的地點──江灣機場。
「機場」曾是她的家園
江灣機場最初是日本在侵華戰爭占領上海期間所興建的軍用機場；戰後，它轉由中共解放軍管理使用，直到1994年正式停飛關閉，才逐漸廢棄。一大片空曠的閒置土地，自然發展出了外來務工人口的聚居區。在小學五年級到初中二年級這段期間，曉眉就住在這個人們仍慣稱「機場」的違建社區裡。
然而，像機場這樣的地方是政府亟欲「清理」的目標。機場舊址另有大片區域長成了草澤溼地，長年以來呼籲設置保護區的聲音一直沒斷過。後來，上海市政府做出相當積極的介入：以興闢生態公園為基礎，完成了全區開發計畫，除了讓復旦大學在這裡建了一個新校區，更在2010年舉辦世界博覽會之際借力使力，大舉引進國內外開發商，啟動了名為「新江灣城」的豪宅造鎮計畫。在這樣的進程下，從2006年開始，被納入開發範圍的機場聚居區便陸續遭到拆遷，如今已不復見，數千家庭、近萬居民，也因此四散。
曉眉帶我走到了原本聚居區的邊緣，放眼所及，雖然明顯連道路建設都還沒到位，當初騰出的土地上已錯落地長出許多地產開發的新建案──那地景，完全看不出曾有許多家庭在此蝸居，倒是像極了台灣炒房最熱烈的都市重劃區。
人助自助，學習不斷
我們沿著人車川流的國權北路步行，左邊是空曠待開發的土地，右邊則是整齊的公寓式住宅小區。據說，當初這條路就形同是「外地人」和「本地人」的領域分界線──兩邊居民儘管距離這麼近，卻會上不同的菜市場買菜、不同的館子吃飯──筆直一刀，切出了兩個世界。走了一小段路，右邊出現一所校舍看起來很漂亮的學校，叫做高境三中，曉眉轉過頭對我說：「那就是我讀初中的地方。」
十多年前，沒有上海戶口的流動兒童只能就讀體制外的民辦中小學，也就是俗稱的「打工子弟學校」。像機場這等規模的外來人口聚居區，學齡兒童動輒有數千人，「市場」不小，社區裡通常會有好幾所學校，但它們當時完全無法獲得政府補助，因此不論環境、設備或師資往往都很差。
2001年，一位復旦大學的研究生張軼超發動身邊的同學好友，不僅募集物資捐贈給機場裡的學校，還義務擔任支援教師；畢業之後，張軼超持續組織這支取名「久牽」的支教隊伍，為機場的孩子提供課業輔導、才藝課程與團體活動；到後來，他甚至辭掉了令人稱羨的私校教職，全心投入農民工子女的陪伴工作。
當年還只是小學生的曉眉，就是張軼超最早接觸到的隨遷子女之一。2006年，有二十多位支教隊服務的孩子即將從小學畢業，但機場裡的民辦學校卻因拆遷和取締面臨關閉的危機；為了讓這些孩子能在上海繼續就學，張軼超努力奔走，終於與高境三中談妥：只要能通過學力考試，這些學生就可以入學從預備年（相當於公立小學的六年級）讀起。
就這樣，人助加上自助，曉眉成為當年極少數成功轉入公校就讀的學生之一。「以前只能從外面望著它，我從來沒想過能進這個學校讀書……」站在高境三中的校門口，曉眉對我說：「久牽，改變了我的人生。」
這麼說並不誇張。初中還沒讀完，曉眉家就因為拆遷不得不搬離機場；當時如果沒有久牽，她很可能還盼不到政策開放，就會面臨失學的危機。如今當我們踏行在過去聚居區的土地上，曉眉已無法辨識曾經住過的家大致在什麼方位，不過那段幸運的際遇，卻還深深烙印在她的腦海。......(全文未完)
閱讀全文：http://www.erenlai.com/index.php/tw/-/5412-2013-10-03-03-07-43
隨遷女孩在城市漂泊
56-106、56-107、56-203、……牆上四處可見相似的長串編號，乍看有些神祕，轉了一圈之後，大致不難推想：那是門牌號碼。56-106，也就是56號、1樓、第6戶。
雖然沒有老北京正牌大雜院那種四合院的格局，但以粗糙的磚造平房為主體，圍出一個院落，再多一些簡易搭建的板房，上上下下住得下十來戶人家。看上去，每戶大約就是只有一個房間，做飯、盥洗的空間則是共用。出入口一旁牆上漆著「出租房」字樣，另外還多了個大大的「拆」字，不過居民的生活貌似沒什麼異狀，打量我這個「外人」的眼光也算友善；倒是巷弄外的馬路兩旁，磚垣處處、塵土揚揚，不是剛拆遷，就是正要開始建新房。
什麼樣的人住在這裡？不消說，基本上全都是外來的務工家庭。
這裡是上海楊浦區江灣鎮的一處「雜院」，而我並非獨自一人就能熟門熟路地來此探訪，身邊其實有個嚮導──她是一位青春正茂的十九歲女孩，叫做曉眉（化名）。
我們是透過中介安排，先以電話聯絡，約定好時間地點。見面之前，我一直以為她八成是個年輕的NGO工作者，要不就是大學生志願者；見面之後才知道，生在上海，長在江灣鎮，但老家卻在外地的曉眉，其實正是所謂農民工家庭的「隨遷子女」。她的父母很早就離婚，跟著爸爸在上海相依為命，家鄉雖有個已成家的哥哥，但平常很少聯繫。
曉眉從小到大的生活範圍差不多都在同一地區，但問起搬家的經驗，她淡淡地笑說：「多得數不清了！」她告訴我，這裡的農民工家庭每個月住房支出約在五百到八百元人民幣（含水電）之間。這個價錢能租到的房，比我想像的要多樣化一些，但居住品質好壞是一回事，對外來人口來說，這座城市變化太快，從工作到生活沒有什麼能保障長久：即使看似已在一個地區安定下來，搬家──不論原因是拆遷、漲租或其他──仍是稀鬆平常的事。
然而，在數不清的搬家經驗中，有一個地方對曉眉來說別具意義，那也是我們這場午後約會主要想走訪的地點──江灣機場。
「機場」曾是她的家園
江灣機場最初是日本在侵華戰爭占領上海期間所興建的軍用機場；戰後，它轉由中共解放軍管理使用，直到1994年正式停飛關閉，才逐漸廢棄。一大片空曠的閒置土地，自然發展出了外來務工人口的聚居區。在小學五年級到初中二年級這段期間，曉眉就住在這個人們仍慣稱「機場」的違建社區裡。
然而，像機場這樣的地方是政府亟欲「清理」的目標。機場舊址另有大片區域長成了草澤溼地，長年以來呼籲設置保護區的聲音一直沒斷過。後來，上海市政府做出相當積極的介入：以興闢生態公園為基礎，完成了全區開發計畫，除了讓復旦大學在這裡建了一個新校區，更在2010年舉辦世界博覽會之際借力使力，大舉引進國內外開發商，啟動了名為「新江灣城」的豪宅造鎮計畫。在這樣的進程下，從2006年開始，被納入開發範圍的機場聚居區便陸續遭到拆遷，如今已不復見，數千家庭、近萬居民，也因此四散。
曉眉帶我走到了原本聚居區的邊緣，放眼所及，雖然明顯連道路建設都還沒到位，當初騰出的土地上已錯落地長出許多地產開發的新建案──那地景，完全看不出曾有許多家庭在此蝸居，倒是像極了台灣炒房最熱烈的都市重劃區。
人助自助，學習不斷
我們沿著人車川流的國權北路步行，左邊是空曠待開發的土地，右邊則是整齊的公寓式住宅小區。據說，當初這條路就形同是「外地人」和「本地人」的領域分界線──兩邊居民儘管距離這麼近，卻會上不同的菜市場買菜、不同的館子吃飯──筆直一刀，切出了兩個世界。走了一小段路，右邊出現一所校舍看起來很漂亮的學校，叫做高境三中，曉眉轉過頭對我說：「那就是我讀初中的地方。」
十多年前，沒有上海戶口的流動兒童只能就讀體制外的民辦中小學，也就是俗稱的「打工子弟學校」。像機場這等規模的外來人口聚居區，學齡兒童動輒有數千人，「市場」不小，社區裡通常會有好幾所學校，但它們當時完全無法獲得政府補助，因此不論環境、設備或師資往往都很差。
2001年，一位復旦大學的研究生張軼超發動身邊的同學好友，不僅募集物資捐贈給機場裡的學校，還義務擔任支援教師；畢業之後，張軼超持續組織這支取名「久牽」的支教隊伍，為機場的孩子提供課業輔導、才藝課程與團體活動；到後來，他甚至辭掉了令人稱羨的私校教職，全心投入農民工子女的陪伴工作。
當年還只是小學生的曉眉，就是張軼超最早接觸到的隨遷子女之一。2006年，有二十多位支教隊服務的孩子即將從小學畢業，但機場裡的民辦學校卻因拆遷和取締面臨關閉的危機；為了讓這些孩子能在上海繼續就學，張軼超努力奔走，終於與高境三中談妥：只要能通過學力考試，這些學生就可以入學從預備年（相當於公立小學的六年級）讀起。
就這樣，人助加上自助，曉眉成為當年極少數成功轉入公校就讀的學生之一。「以前只能從外面望著它，我從來沒想過能進這個學校讀書……」站在高境三中的校門口，曉眉對我說：「久牽，改變了我的人生。」
這麼說並不誇張。初中還沒讀完，曉眉家就因為拆遷不得不搬離機場；當時如果沒有久牽，她很可能還盼不到政策開放，就會面臨失學的危機。如今當我們踏行在過去聚居區的土地上，曉眉已無法辨識曾經住過的家大致在什麼方位，不過那段幸運的際遇，卻還深深烙印在她的腦海。......(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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