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固著之我:《姊妹》

她們書寫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一一反芻那些不堪、挫敗、或小小的歡愉。在原以為消逝的片段中,她們找回了詮釋自我的權力,同時也創造了另一個全新世界。

片名:《姊妹》(The Help)
導演:泰德‧泰勒(Tate Taylor )
出品年份:2011年
上映時間:2011年11月(博偉)

《姊妹》改編自凱瑟琳‧史托基特(Kathryn Stockett)同名小說。故事描述1962年美國南方密西西比州,23歲白人女孩史基特剛從大學畢業返鄉,她夢想成為作家,但在保守家鄉的母親認為一樁好婚事才是女人的依歸。史基特從小由女傭帶大,但她發現為白人一手帶大孩子的黑傭,不論在生活或態度上,時常得到不平等的待遇。對此感到不平的史基特,決意著手一個大膽的寫作計畫:採訪黑傭在白人家庭工作的甘苦,並寫成一本書……

所謂尊嚴真的存在嗎?
電影中,一如過往,是很多白主人欺負黑傭的情節,但與其說欺負,不如更接近是漠視她們作為一個人的需要被尊重。即便家傭似乎是一種全天候且全場域的職業種類,這並不代表你擁有一個黑傭,就是有了一個「完全屬於你」的工具。電影提出一個耐人尋味的題目是,「尊嚴」或「靈魂」這樣的東西,真的「存在」嗎?當一個人全部的生活與幾乎可見的未來,都將服務另一個人,他還能是一個完整的人嗎?他還能夠確認自己的存在嗎?他是否還可能提醒給雇主,再全面、綿密的主僕關係,也無法取消任何一邊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權利?
電影中的主要爭端之一,是白主人不准黑傭使用家裡的洗手間,寧可另外花錢在房子旁邊新起一個空間讓黑傭專用。關於這樣的事,該怎麼講道理?這並不是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理所當然地單面向之對錯。
事情是:那是雇主的房子,如果雇主本身有潔癖,不願意與他人或外人共用這麼私密的生活空間,其實並不真的那麼沒有正當性。但在電影中,白主人對黑傭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有點像是「不要以為我們有同樣的生理狀態,妳就以為我們是同一類的。」

文明的空洞面
再推進地說,我以為《姊妹》碰觸、挑戰的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無論怎樣文明、優越、尊貴,我們究竟可能走得多遠?可能遠到成為新一層次的物種嗎?顯然不能?而這是否正是我們最懊惱的地方?
《姊妹》以這個事例,或者為了具體透露白主人之如何不把黑傭「當人看」,但對我來說,衝擊更大的是,當此事可被當成一個明確的議題來指控或抗議,本身已經是對白主人,或說對「(自以為可能高一等的)文明人」的極大挑釁。
白主人把生活中的瑣碎事項全給了黑傭,甚至包括了對孩子的陪伴與教養,這樣「乾淨/純粹」的生活,究竟還剩下什麼呢?交換八卦的牌局?珠光寶氣的募款餐會?裝模作樣的派對?對比於黑傭的生活,更為親密細膩的人際連帶、深邃的信仰、用整個精神去拉拔與對待(雇主的)孩子,哪一邊,才活得「更像個人」?

兩種權力圖式
類似的故事很多,《姊妹》還可能走出怎樣的新意?在白主人與黑傭的故事中,多半強調白主人的優越、不可一世vs.黑傭只能忍辱認命的卑微,關於故事的「接下來呢?」,也大抵只有令人同情的情勢比人強,又或者是幫傭這邊集體罷工、出走,終結整個主僕關係。而事實上,當我們在描述「主vs.僕」的關係時,所能夠有的想像也不出這種二元性的全有全無。但《姊妹》卻在一個通俗的架構裡,提示了一種新的關係內涵。
這裡是情節最主要的高潮設計:黑傭米妮無法忍受白主人的漠視人權,略略反抗竟就被開除,米妮一氣之下,擅長廚藝的她,佯裝親做甜點來對前雇主示好,但其實在裡面混入東西。當前雇主一吃大為讚嘆,但仍擺出架子說,可以讓她回來上班,只是必須減薪,米妮公布甜點配方謎底,前雇主近乎崩潰。
為什麼看似完全弱勢的一方,也可以令壓倒性強勢的一方挫敗、崩潰。在對故事情節會心一笑之餘,這是值得我們細究思考的地方。


【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2年第89期1月號】http://www.erenl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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