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還是經濟的兩難抉擇
日本自2007 年實施「年金分割」制度，對「離婚的討論」就經常躍上日本媒體版面，也反映在流行文化中。然而，日本以法律確立「家戶」為核心的經濟社會關係，長期對離婚女性抱持歧視和不友善態度，埋下日本女性對未來經濟困境的隱憂，導致雖然高度關注「離活」，卻經常無法付諸行動。未來一旦日本女性的經濟困境可望獲得緩解，她們對於離婚將出現不同的想法與行動。
根據日本總務省2024 年公佈的資料，日本離婚率為0.15%，居世界第42 位。此一離婚率的計算，是指某一特定期間的離婚對數，對同一期間的期中人口數比率。亞洲其他國家，如新加坡為0.19%、韓國為0.18%、台灣為0.218%，中國則是0.34%，為亞洲地區離婚率最高的國家。若對照結婚率的數字，日本每3 對結婚夫妻中，就有1 對會離婚，中國更是每2 對結婚夫妻中，就有1 對會離婚。
從數字上來看，日本的離婚率在世界排名上，居於中間位置，也不是亞洲地區最高。若從歷年離婚率數字變化來看，1970 年代之前，日本的離婚率一直維持在0.1% 以下，之後則是緩步上升，到了1998 年首度突破0.2%，2002 年達到0.23% 的高峰後，則開始逐步下滑。這樣的統計數字也顯示，日本的離婚率正逐年下降。
年金分割 × 日劇效應
日本對「離活」關注推升
日本自2007 年實施「年金分割」制度，一定程度保障專業家庭主婦的經濟權益後，離婚的討論就經常躍上日本媒體版面。2009 年，NHK播出《婚活／離活》的電視連續劇，不僅進一步推升對於離婚的關注，也讓「離活」成為熱門的關鍵字。
「 離活」是離婚活動的縮寫，是「婚活」（結婚活動）的反義詞，指的是為離婚做準備的活動。具體包括獲取離婚所需的法律知識，確保住所和工作等基本生活條件。
對於日本人來說，過去重視的是找工作時的「就職活動」（就活），之後隨著人際關係的變遷，增加了「結婚活動」（婚活），現在則是因為社會經濟的變化，增加了「離婚活動」（離活）。
日本社會對於「離活」的關注， 也反映在流行文化中。例如，2021 年日本TBS 在COVID-19 疫情下推出日劇《離婚活動》，獲得閱聽大眾的共鳴而取得不錯的收視率。該劇描述北川景子飾演的女主角（時尚雜誌編輯），與男主角（航空自衛隊隊員）閃電結婚後，發現彼此個性與成長經驗差異過大，決定展開離婚活動。
另外一部由富士電視台製播的日劇《大豆田永久子與三個前夫》，則描述女主角松隆子（建築公司女社長）離婚後的生活日常。此劇的主軸不是「離活」，而是描述日本女性離婚後面臨外界壓力的生活。女主角面對不適合的對象，會立刻解除彼此的婚姻關係，即使外界負面耳語不斷，女主角依舊認為，「單身的離婚婦女有權利追求幸福，也有能力讓自己活得快樂」。
以「家戶」為核心的社經關係
高度關注「離活」 離婚率卻大幅下降
何以日本人高度關注「離活」，但離婚率卻維持中間位置？可從社會與經濟面向進行理解。
社會面向
日本在實施《民法》（1898 年）與《戶籍法》（1868 年）之後，以法律確立「家戶」為核心的經濟社會關係，日本的離婚率即大幅下降。以家戶為核心的經濟社會關係，是建立在傳統「男尊女卑」的社會文化之上，對日本女性而言是不利 。舉例來說，日本社會長期以來，對於離過婚的女性，抱持歧視和不友善的態度。對日本女性來說，她們多數因不想被貼上「失婚女性」的標籤，而選擇維持婚姻。
禁止再婚期
明治時期施行的日本《民法》，規定女性離婚後的6 個月內不得再婚。2016 年6 月，日本政府才把180 天的「禁止再婚期」縮短為100天。直到2024 年的4 月，才完全廢除此「禁止再婚期」的規定。
夫妻同姓制
在夫妻同姓制之下，女性結婚後必須改為夫姓，離婚之後則改為原姓。因此，即便女性不願讓人知道她的婚姻狀況，但親戚、朋友與同事還是可以透過她的改名而得知。換言之，這些改名的時間與社會成本，完全由日本女性承擔。對此，日本女性長年提出申訴與審議，但在2021年6 月的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民法》與《戶籍法》規定的夫妻同姓制規範並無違憲。
經濟面向
〝日本女性受困經濟因素，多數選擇熟年離婚〞
在經濟面向上，日本女性結婚之後，在各種期待或壓力下，多選擇離開職場成為全職的家庭主婦。對女性因結婚而選擇離職時，日本的職場會用「壽退社」恭喜對方。意思是指，值得祝福（可喜可賀）的離職。因結婚而離開職場的日本女性，在經濟上居於劣勢，導致在婚姻中的不平等關係。即便在家庭遭受不公平待遇，日本女性可能會因經濟因素而選擇忍耐。雖然日本透過法律的修正（如財產分割、贍養費）來保障女性的經濟權益，但日本的離婚中，有9 成是透過協議方式離婚。在協議過程中，日本女性經常面臨「自由」還是「經濟」的抉擇。結果，多數日本女性傾向等到丈夫退休，透過「年金分割」制度取得半數年金後，選擇「熟年離婚」。
日本社會對離婚觀感改變
另一方面，上述經濟與社會環境的限制，為日本的「離活」帶來更多的市場需求。特別是在流行文化（如相關的連續劇）、藝能新聞報導（如日本演藝人員的離婚新聞）影響下，日本社會逐漸不再對離婚抱持負面的觀感。
專家協助 降低離婚障礙
有離婚需求的女性（或男性），除了夫妻雙方協議外，也開始尋求外界專家的協助。一般來說，日本中產階級夫妻若無法透過雙方協議，而是尋求律師協助進行「離活」時，單方花費的金額約為100 萬日圓。透過專家的協助，確實可降低一些離婚時的社會經濟障礙。
政府友善政策 鼓勵家庭主婦投入職場
此外，日本政府自2013 年開始，即積極鼓勵家庭主婦投入職場。依據電通總研的調查，若日本全職家庭主婦投入就業市場，將可帶來6 兆日圓的經濟效應。為了提高全職家庭主婦的就業率，日本政府推出一系列女性友善職場和家庭福利的「女性經濟」政策，包括改善托兒制度，要求企業增加高階管理層的女性人數等。
對於正在進行「離活」的女性，或是已經離婚的日本女性而言，就業環境確實要比之前友善得多。然而，無論是離婚後重回職場，或是以單親媽媽身分留在職場，這些女性的工作心態與工作環境，必然出現顯著變化。有些人是歷經長期的就業空白期，必須花時間適應職場；有些人是因為要獨自照顧小孩，必須轉職至時間相對彈性的業種。
以女性為對象的求職平台
為離婚女性提供就業支援
對此，日本也出現以女性為對象的求職網站，為再就業或轉職的離婚女性，提供就業上的支援。例如，日本綜合求職網站doda，特別為求職女性設置Woman Career」的網頁。而Type Woman Agent 更是女性專用的求職網站，雖然只提供1 都3 縣（東京都、神奈川縣、琦玉縣、千葉縣）的職缺，但擁有多數的女性諮詢專家，可站在女性的立場為離婚女性求職者提供專業諮詢。在此必須強調的是，從整體日本社會發展來看，日本全職主婦家庭佔所有家庭的比例，自1980 年代的6 成，快速減少至2020年代的3 成。日本雙薪家庭的數量，則是快速增加。到了2022 年，日本女性就業人口比例為53.2%，創下歷史的新高。
這些數字並不能說明，離婚後的日本女性，經濟自主權得以獲得有效的保障。這是因為包括離婚後再就業、轉職的女性在內，能夠從事的工作多為非正式、缺乏保障的約聘僱職缺，少有能轉為正職的機會。正是對此經濟困境的擔憂，讓日本女性雖然關注「離活」，卻經常無法付諸行動。在可預見的未來，一旦日本女性的經濟困境獲得緩解，日本女性對於離婚，也將出現不同的想法與行動。（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更多精彩內容請見《能力雜誌》2024年4月號，非經同意不得轉載、刊登】
根據日本總務省2024 年公佈的資料，日本離婚率為0.15%，居世界第42 位。此一離婚率的計算，是指某一特定期間的離婚對數，對同一期間的期中人口數比率。亞洲其他國家，如新加坡為0.19%、韓國為0.18%、台灣為0.218%，中國則是0.34%，為亞洲地區離婚率最高的國家。若對照結婚率的數字，日本每3 對結婚夫妻中，就有1 對會離婚，中國更是每2 對結婚夫妻中，就有1 對會離婚。
從數字上來看，日本的離婚率在世界排名上，居於中間位置，也不是亞洲地區最高。若從歷年離婚率數字變化來看，1970 年代之前，日本的離婚率一直維持在0.1% 以下，之後則是緩步上升，到了1998 年首度突破0.2%，2002 年達到0.23% 的高峰後，則開始逐步下滑。這樣的統計數字也顯示，日本的離婚率正逐年下降。
年金分割 × 日劇效應
日本對「離活」關注推升
日本自2007 年實施「年金分割」制度，一定程度保障專業家庭主婦的經濟權益後，離婚的討論就經常躍上日本媒體版面。2009 年，NHK播出《婚活／離活》的電視連續劇，不僅進一步推升對於離婚的關注，也讓「離活」成為熱門的關鍵字。
「 離活」是離婚活動的縮寫，是「婚活」（結婚活動）的反義詞，指的是為離婚做準備的活動。具體包括獲取離婚所需的法律知識，確保住所和工作等基本生活條件。
對於日本人來說，過去重視的是找工作時的「就職活動」（就活），之後隨著人際關係的變遷，增加了「結婚活動」（婚活），現在則是因為社會經濟的變化，增加了「離婚活動」（離活）。
日本社會對於「離活」的關注， 也反映在流行文化中。例如，2021 年日本TBS 在COVID-19 疫情下推出日劇《離婚活動》，獲得閱聽大眾的共鳴而取得不錯的收視率。該劇描述北川景子飾演的女主角（時尚雜誌編輯），與男主角（航空自衛隊隊員）閃電結婚後，發現彼此個性與成長經驗差異過大，決定展開離婚活動。
另外一部由富士電視台製播的日劇《大豆田永久子與三個前夫》，則描述女主角松隆子（建築公司女社長）離婚後的生活日常。此劇的主軸不是「離活」，而是描述日本女性離婚後面臨外界壓力的生活。女主角面對不適合的對象，會立刻解除彼此的婚姻關係，即使外界負面耳語不斷，女主角依舊認為，「單身的離婚婦女有權利追求幸福，也有能力讓自己活得快樂」。
以「家戶」為核心的社經關係
高度關注「離活」 離婚率卻大幅下降
何以日本人高度關注「離活」，但離婚率卻維持中間位置？可從社會與經濟面向進行理解。
社會面向
日本在實施《民法》（1898 年）與《戶籍法》（1868 年）之後，以法律確立「家戶」為核心的經濟社會關係，日本的離婚率即大幅下降。以家戶為核心的經濟社會關係，是建立在傳統「男尊女卑」的社會文化之上，對日本女性而言是不利 。舉例來說，日本社會長期以來，對於離過婚的女性，抱持歧視和不友善的態度。對日本女性來說，她們多數因不想被貼上「失婚女性」的標籤，而選擇維持婚姻。
禁止再婚期
明治時期施行的日本《民法》，規定女性離婚後的6 個月內不得再婚。2016 年6 月，日本政府才把180 天的「禁止再婚期」縮短為100天。直到2024 年的4 月，才完全廢除此「禁止再婚期」的規定。
夫妻同姓制
在夫妻同姓制之下，女性結婚後必須改為夫姓，離婚之後則改為原姓。因此，即便女性不願讓人知道她的婚姻狀況，但親戚、朋友與同事還是可以透過她的改名而得知。換言之，這些改名的時間與社會成本，完全由日本女性承擔。對此，日本女性長年提出申訴與審議，但在2021年6 月的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民法》與《戶籍法》規定的夫妻同姓制規範並無違憲。
經濟面向
〝日本女性受困經濟因素，多數選擇熟年離婚〞
在經濟面向上，日本女性結婚之後，在各種期待或壓力下，多選擇離開職場成為全職的家庭主婦。對女性因結婚而選擇離職時，日本的職場會用「壽退社」恭喜對方。意思是指，值得祝福（可喜可賀）的離職。因結婚而離開職場的日本女性，在經濟上居於劣勢，導致在婚姻中的不平等關係。即便在家庭遭受不公平待遇，日本女性可能會因經濟因素而選擇忍耐。雖然日本透過法律的修正（如財產分割、贍養費）來保障女性的經濟權益，但日本的離婚中，有9 成是透過協議方式離婚。在協議過程中，日本女性經常面臨「自由」還是「經濟」的抉擇。結果，多數日本女性傾向等到丈夫退休，透過「年金分割」制度取得半數年金後，選擇「熟年離婚」。
日本社會對離婚觀感改變
另一方面，上述經濟與社會環境的限制，為日本的「離活」帶來更多的市場需求。特別是在流行文化（如相關的連續劇）、藝能新聞報導（如日本演藝人員的離婚新聞）影響下，日本社會逐漸不再對離婚抱持負面的觀感。
專家協助 降低離婚障礙
有離婚需求的女性（或男性），除了夫妻雙方協議外，也開始尋求外界專家的協助。一般來說，日本中產階級夫妻若無法透過雙方協議，而是尋求律師協助進行「離活」時，單方花費的金額約為100 萬日圓。透過專家的協助，確實可降低一些離婚時的社會經濟障礙。
政府友善政策 鼓勵家庭主婦投入職場
此外，日本政府自2013 年開始，即積極鼓勵家庭主婦投入職場。依據電通總研的調查，若日本全職家庭主婦投入就業市場，將可帶來6 兆日圓的經濟效應。為了提高全職家庭主婦的就業率，日本政府推出一系列女性友善職場和家庭福利的「女性經濟」政策，包括改善托兒制度，要求企業增加高階管理層的女性人數等。
對於正在進行「離活」的女性，或是已經離婚的日本女性而言，就業環境確實要比之前友善得多。然而，無論是離婚後重回職場，或是以單親媽媽身分留在職場，這些女性的工作心態與工作環境，必然出現顯著變化。有些人是歷經長期的就業空白期，必須花時間適應職場；有些人是因為要獨自照顧小孩，必須轉職至時間相對彈性的業種。
以女性為對象的求職平台
為離婚女性提供就業支援
對此，日本也出現以女性為對象的求職網站，為再就業或轉職的離婚女性，提供就業上的支援。例如，日本綜合求職網站doda，特別為求職女性設置Woman Career」的網頁。而Type Woman Agent 更是女性專用的求職網站，雖然只提供1 都3 縣（東京都、神奈川縣、琦玉縣、千葉縣）的職缺，但擁有多數的女性諮詢專家，可站在女性的立場為離婚女性求職者提供專業諮詢。在此必須強調的是，從整體日本社會發展來看，日本全職主婦家庭佔所有家庭的比例，自1980 年代的6 成，快速減少至2020年代的3 成。日本雙薪家庭的數量，則是快速增加。到了2022 年，日本女性就業人口比例為53.2%，創下歷史的新高。
這些數字並不能說明，離婚後的日本女性，經濟自主權得以獲得有效的保障。這是因為包括離婚後再就業、轉職的女性在內，能夠從事的工作多為非正式、缺乏保障的約聘僱職缺，少有能轉為正職的機會。正是對此經濟困境的擔憂，讓日本女性雖然關注「離活」，卻經常無法付諸行動。在可預見的未來，一旦日本女性的經濟困境獲得緩解，日本女性對於離婚，也將出現不同的想法與行動。（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更多精彩內容請見《能力雜誌》2024年4月號，非經同意不得轉載、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