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會客室 珍專訪陳文茜

請你聽我說一句

在成功之後,回到家鄉、回到後山,極度謙遜地把自己擁有的一片雲,放在山的一腳,回饋鄉里,這是這輩的人對時代的致敬致謝。

「啊,我完全承認我老了。」八月午后,在台北巷弄咖啡館裡,我用「怎麼面對老?」這件事,做為與陳文茜訪談的收尾,她毫不隱諱地大談她的「告老退休計畫」。

會問這個問題是有原因的。距離當年書寫《文茜半生緣》晃眼十五年過去,十五年來,我看著她從政黨發言人、立法委員、到媒體人,在這麼長時間中,除非生病,她的容顏幾乎是停駐於時間之外,然而,她的政治處境乃至心境,都有不算小的起伏。

對於老這件事,我們聊得其實滿早,她五十生日那年,朋友開開心心地為她慶祝,從那個時候開始,她常常不經意想到規畫「銀閃閃歲月」的生活,比方說,到普羅旺斯讀書寫作等等。類似這樣的計畫,於一般人可能是天馬行空,既是夢想當然也是幻想,於文茜,卻是絕對可以著手實行的「計畫」。

病後領悟
有些事就是做不到

在一般人眼中,文茜當然是有才情的,但才情不足以支撐她大半輩子的積累。對工作、對人生、對「計畫」,她一向紀律嚴明,對人對己都如此。「老」很大部分時候是「別人的事」,即使她一向多病,也從不退讓,靠意志力都能逼著自己一路走下去。

然而,去年一場病,讓她在美國動了兩次手術,返台後,今年在台北還住院四、五十天,「對於自己老了的感覺,格外強烈。」文茜笑著解釋原因,「以前訂定任何人生計畫,從不感覺有可能做不到。」這一次,她的「計畫」因為身體因素一點商量餘地都無,完全不可,第一次,她必須承認,「有些事,就是我們要不到,做不到的。」

她到底想要什麼呢?前年(二○一二)初,她在美認識的一位戰地女記者科爾文(Marie Colvin)與一名法國獲獎攝影師,在敘利亞軍炮轟反政府勢力根據地霍姆斯之役的戰場中殉職。文茜的電視製作團隊特別走訪她的家人,文茜動念,她也要到戰地去,製作團隊也開始跟國際志工團體聯絡,但是,所有的計畫敵不過她的自體免疫系統不容許她完成,她連打個奎寧針都不可能。

戰地不能去,連普羅旺斯都不可得,畢竟她必須處於醫療環境與資源良好的地方。「也好,那我就還是只能困紐約去。」她笑了,「我連房子都不必買了,舅舅在中央公園附近有兩幢房子哩。」然後,再到紐約藝術學校或者普林斯頓、耶魯找門功課修習,她連想修的課都選定了:動物心理學和生死學。

文茜承認,這一趟生病對她改變非常大,但是,除了戰地記者這個新計畫無法落實之外,她的生命節奏並未因此被打亂,她依舊照此前的計畫,好好地為她養的幾隻狗「養老以送終」,好好地把電視節目做到一個階段,「我絕不讓人生平平淡淡。」

更重要的,持續與年輕人對話。

跟年輕人對話
也和曾經的自己對話

與年輕人對話這件事,早在四、五年前金融海嘯之後,她就有意識地進行,包括在電視節目開闢「獻給失落的一代」、「青年論壇」,包括持續的書寫,都在反覆把時代拉遠、推進、從自己看年輕人,從年輕人回望自已……,「跟年輕人對話,其實,也是和曾經年輕的自己對話。」文茜分析她的書寫靈魂,很大部分是在看到年輕人、自己和長輩們所處世代的幸與不幸,從這個過程,她赫然發現,「年輕時候的我們,台灣是如此貧窮,卻又充滿希望和機會,我們對擁有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然而,經過世代的對話,才恍然領悟: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不是必然。」

如果有可被定義為「成就」的積累,必須非常「謙虛」,因為這一輩的人是攀著前人樓梯往上,台灣所有的經濟奇蹟,都是靠著孫運璿等老一輩人無私奉獻的結果,讓她這一輩的大多數人都成了「時代的寵兒」,中華民國政府國家亡後遷台的知識份子,把畢生心血都投注在這塊土地。文茜舉林懷民、嚴長壽等例子,在成功之後,回到家鄉、回到後山,極度謙遜地把自己擁有的一片雲,放在山的一腳,回饋鄉里,這是這輩的人對時代的致敬致謝。

這樣的「自覺」,某種程度也有對眼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沒有過去般幸運或擁有更多機會的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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