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進部落的孩子》導演王政一 從舞蹈到身份認同的回家之路

由導演王政一歷時近十年拍攝紀錄片電影《跳進部落的孩子》，真誠呈現「布拉瑞揚舞團」創辦人暨排灣族編舞家——布拉瑞揚．帕格勒法（Puljaljuyan Pakaleva）——從個人追尋到團體成形的生命歷程，也細膩描寫一位原住民藝術家在現代社會中，關於身分認同與文化重建的深刻掙扎。

拍攝初始於2016年，起初只是一次短期的紀錄嘗試，後來因製作人意識到布拉瑞揚舞團在創作及身體語彙上，都有其獨特的深度價值，主動提出長期紀錄的構想，導演王政一與製作團隊才開始長時間投入。由於拍攝初期毫無經費，僅能依賴少數基金會與委託案的支持，收集到的素材既瑣碎又不成系統，導致後期剪輯極為艱難。即便如此，王政一仍堅持保留那些珍貴影像，因為「那是舞團創立初期，唯一留下來的真實記錄。」直到後來終於申請到補肋，本片也擴大規模，正式成為一部長片電影。

從「吊車尾」到舞團靈魂——布拉瑞揚的身分覺醒

《跳進部落的孩子》並非一部單純描繪舞蹈之美的作品。王政一更關注的是布拉瑞揚個體的轉變——那是一段身為原住民青年，在都市求學、與主流價值對抗，最後重返部落的深層歷程。

王政一說，來自台東縣金峰鄉嘉蘭部落的布拉瑞揚，曾在高雄左營高中就讀舞蹈班時，是全班吊車尾的學生，面對從小學舞、技巧精湛的漢人同學，布拉瑞揚一度懷疑「怎麼可能幾歲就跳了十年舞」，直到實際考試時才真正感受到差距之大。他說，報考左中的那天，正當布拉瑞揚準備放棄時，考試結束後，有個評審老師來問他：「如果我讓你過，你會不會來？」他毫不猶豫地答應，從此改寫了他的人生軌跡，後來他才知道，那是舞蹈家林懷民。多年後回顧，王政一相信，是林老師在他身上看見了某種潛力。

然而，進入都市舞蹈教育體系的布拉瑞揚，並未因此走得輕鬆。他曾極度否定自己的原住民身分，甚至想抹去一切文化色彩，只為了融入主流社會，但學科與術科都難以追上，使他持續掙扎，也努力想成為「被肯定的人」，甚至改變自己的口音。關於自我認同與被主流接受的矛盾，從此不斷在生命裡發酵。

1995年他先從郭俊明改回族名，大四那年第一次編舞時，他才第一次開始思考自己是誰，並發現自己一直被欣賞、看見，不就是因為身上原住民的血液？多年後，他成為國際編舞家，站在國外舞台上的某天，他陷入更深層的困惑——「我到底是誰？如果坐在台下是我的父母、在台上我牽的是族人的手呢？」

導演王政一說，布拉瑞揚的掙扎正與他自身經歷產生共鳴。「我來自南部，到台北求學時也曾自卑過，也想隱藏某些自己。」他認為，後來布拉瑞揚在舞團中不斷告訴舞者「要做自己」，並允許舞者在舞台上以各種最貼近自己的樣貌呈現，其實也是在對自己說話，提醒自己當年錯過的那一刻。

因此，當這部作品前後發展長達十年，從小小的接案變成長篇紀錄片，似乎是種必然的使命。王政一說：「這個題材回來找我，我也該給自己一個挑戰，重新拿起鏡頭，把它好好說完。」

不只在凱道，舞團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場社會運動

王政一在電影中以舞團不同作品帶出背後故事。比如曾在2016年於國家劇院上演的《Qaciljay阿棲睞》（排灣族語，指的是斜坡上的石頭），便曾為聲援原民團體對「傳統領域劃設辦法」的抗爭，在凱達格蘭大道表演。

王政一說，雖然布拉瑞揚並不特別涉入政治性強烈的社會運動，但他以舞蹈作為媒介，帶領年輕原住民舞者走上舞台，「本身就是一場溫柔卻深刻的社會參與。」

「他沒有直接發起社會運動，卻在排練場和舞台上，讓舞者們說出他們是誰、來自哪裡。這些年輕人的故事，就是當代原住民的現實樣貌。」王政一說。布拉瑞揚選擇用創作陪伴族人，讓舞者以肢體講述生活，這種來自內部的敘述，正是他對部落最深的投入。

王政一說，布拉瑞揚早期對於原住民身分的認同帶著焦慮與尷尬。他不會講母語，生活習慣也偏向都市化，一度試圖「像個原住民」以符合他對部落的刻板印象。但多年後他體悟到，真正的認同不在形式，而在於真誠地過日子、陪伴族人。他不再強調「我是原住民」，而是回到一句簡單卻深刻的自我介紹：「我是布拉瑞揚。」

導演王政一身為漢人，也曾思考自己是否能真實地詮釋這段故事。他坦言：「我無法脫離身分的侷限，但我可以選擇站在人的角度理解。」他努力貼近，避免預設立場，只希望呈現布拉瑞揚與舞者們在生活中掙扎、創作、成長的真實樣貌。

說真話的身體——舞者不是工具，而是創作者

此外，王政一也深入描繪身為曾身為專業舞者的布拉瑞揚，如何從對於完美身體的執著，轉而擁抱來自部落青年舞者那份真實、原始的身體語彙，重新定義何謂「美」與「感動」。

他說，布拉瑞揚曾是技術精湛、充滿身體意識的舞者，卻在創立舞團後，逐漸被那些未經訓練、動作看似笨拙卻充滿生命力的舞者所吸引。他發現，那些來自勞動、生活與原鄉文化中的自然肢體，其實蘊藏著難以取代的情感厚度與獨特語彙。「那是我沒看過的身體，卻是最有力量的表達」。如在作品《拉歌》及《漂亮漂亮》中，很多是舞者平常玩樂及勞動的生活互動，他取材轉化的靈感。

儘管來自專業舞蹈背景，布拉瑞揚並不試圖用技巧改造舞者，而是讓舞者從自身經驗與文化記憶中出發，說出屬於自己的故事。即使這些表演形式可能不符合觀眾對舞蹈的期待，他讓男舞者穿女裝、在台上唱卡拉OK、跳不被訓練制約的動作，只為了讓他們找到自己跳舞的理由與自信。他在片中曾說：「觀眾不見得會理解，但至少舞者知道自己在跳什麼，這比觀眾的認同更重要。」

導演王政一坦言，剛開始接觸布拉瑞揚的創作時，自己也困惑於其中意義，並思考觀眾是否看得懂。但隨著時間推進，他逐漸理解其中的精神——這不只是舞蹈，而是一種來自土地與生活的集體敘事，是一種「說真話的身體」，也因此累積出另一種獨創的語彙。

每個舞者都是一種原住民樣貌——城市、家計與自由的拉扯

片中，王政一特別選擇呈現三位舞者——卜耐（Ponay）、高旻辰與王傑——的生命故事，作為全片的情感軸線與族群樣貌的象徵。這些年輕舞者的經歷，不僅展現布拉瑞揚舞團多元成員的背景，也映照出台灣原住民在身分、城市與部落之間的來回掙扎與成長轉折。

卜耐，一位自小在都市長大的阿美族青年，是典型的「都市原住民」面貌。返鄉進入舞團後，才重新連結自己部落的記憶與身分。他的個性活潑幽默，常在演出前與大家聊天、觀察彼此狀態，是舞團中極具凝聚力的角色。然而他的離開，也間接引發了些許舞團的氛圍變化，而這亦是身負家計重擔的他，必須面臨的選擇。

高旻辰則是一位接受正規舞蹈訓練的科班生。起初，他在舞團中無法立即發揮專業技巧，反而被要求唱傳統歌謠、做日常動作。直到一場演出中，他才終於發現，自己的個性與肢體，原來能在舞台上自然發光，這讓他重新找回跳舞的快樂。他的經歷展現了「專業訓練」與「文化身體」之間的磨合與再認識。

而王傑，則象徵了原住民青年對生活與藝術之間拉扯的真實樣貌。他喜歡跳舞、享受掌聲，但也同樣面臨了舞者職業與成家的兩難，最後選擇結婚成家。

王政一表示，這些舞者也許沒有布拉瑞揚那樣的執著，但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認真對待舞台，也曾經歷身心挑戰。「他們不是不執著，而是在努力之中找樂趣，找平衡。」這正是《跳進部落的孩子》動人之處——以具體的生命故事，訴說原住民青年如何在身分、家庭、創作與現實的矛盾中，走出自己的樣子。

而儘管片中並未刻意強調原住民文化或政治議題，但映後觀眾的回饋卻讓王政一深受啟發。曾有觀眾向他坦言，過去對原住民舞蹈的認識，僅停留在「九族文化村」的印象，這部電影讓他看見，原來原住民舞者能用現代舞形式詮釋當代處境。王政一說：「如實呈現本身就有力量，就能讓人有新的理解。」

創作不是證明自己，而是看見自己

王政一坦言，拍攝完成，最大的收穫是在過程中重新認識了自己。透過鏡頭紀錄布拉瑞揚與舞者的生命旅程，看到布拉瑞揚有勇氣放掉過去許多唯美的標準，重新尋找藝術的本質，以及自我認同，這也讓他思考：「創作是為了誰？」

面對長達近十年的拍攝與剪接，他曾質疑自己是否要為評審、觀眾、或是市場去設計故事。最終他發現，真正重要的是誠實面對內心，找到自己想說的話。這部作品也讓他從商業影像的節奏中抽離，重新體會創作的自由與重量。

但這段旅程並不輕鬆。地理上的距離是一大挑戰，從台北開車到台東常需耗上一整天，也得在家庭與創作之間來回取捨。「那段時間真的很辛苦，也常懷疑拍的東西最後是否能用。」直到剪接中後期，影片主軸才逐漸清晰，聚焦在「認同」與「回家」的核心主題上。

《跳進部落的孩子》不僅是對原住民舞者的觀察與記錄，更是王政一自身創作態度的轉捩點。他用一種近乎素樸的方式提醒我們：創作的本質，從來不是證明自己有多厲害，而是誠實、真切地說出你想說的話；一如布拉瑞揚一路走來的旅程，回到最真實的自我，就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