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方計劃空間創辦人鄭慧華：以「策展」作為經營空間的方法
2020年，由獨立策展人鄭慧華、聲響文化研究者羅悅全成立的「立方計劃空間」（TheCube Project Space，以下簡稱「立方」）屆滿10周年，這10年間，「立方」以不同形式，和超過200位創作者、策展人和文化行動者合作過，策劃執行50多檔規模不一的展覽、上百場公眾性的表演和講座論壇活動，這個以研究、計畫為導向的非營利藝文空間，試圖透過創作、實踐和累積的過程，「測繪」出時代的樣貌。
在「立方」發生的展覽，以影像、聲音、行為和計畫型藝術創作居多，參展藝術家含括國內外，除此，「立方」也與國內外機構、畫廊合作，曾策動表演藝術相關主題展覽，如：2012年曾和身體氣象館—牯嶺街小劇場合作，由王墨林和姚立群策劃「重見╱建社會」主題展之《表演》系列，黃大旺、瓦旦．塢瑪等人帶來5場表演；也三度和盧森堡Casino當代藝術中心互惠展出。展演之外，明年邁入第7年的「學實學校」持續打造學院外的知識系統攪動藝文生態，「立方」帶著思想行動，開啟對差異的包容、開放與對話機制，對當代生存環境進行檢視與再思考。
「『立方』所做的一切可以說就是一個概念上的『策展』：一個個獨立的研究、展覽、體制外的學習場所「學實學校」和各種論壇，每個東西緊扣在一起走了10年。」鄭慧華解釋：「我們能否透過這樣的方式，測繪出台灣藝術環境的某種樣貌，體現在『立方』曾做過的事情上？這是個提問，也是這10年我們嘗試提出的想像與實踐。」
「我們一開始就設定是以『策展』的方法來經營『立方』，它的生產方式是利用不同的媒介去創造和體現出不同於機構、學院裡的語境，這是何以稱它為『Project Space』、而非『Art Space』的原因。」
立方計劃空間公館展場2021年舉辦之吳其育個展「封閉世界的設定集」。
將策展作為工具
鄭慧華在研究所主修西洋藝術史，2003年當她在溫哥華亞洲當代藝術國際中心策劃「看不見的城市」開啟策展工作之前，主要在專業藝術媒體擔任特約記者與藝評，2004年陸續策劃「穿越：廢墟與文明」（台北誠品藝文空間）、台北雙年展「在乎現實嗎？」雙策展人之一（臺北市立美術館）、2006年獲國藝會專案補助策劃「疆界」（臺北市立美術館）等展覽，成了台灣具指標性的獨立策展人，2015年，在呂佩怡主編的《台灣當代藝術策展二十年》，鄭慧華為執筆者之一。
「立方」成立後，她從獨立策展人成為空間經營者，藉此延續對策展意識的關注，「我們定義的『策展』，是將策展視為可供運用的方法學和媒介，它不只是最後的現實結果與目的，比如我們啟動『造音翻土』這個研究台灣當代聲響文化的計畫，目的並不是為了做出這個展覽而已，相反的，『展覽』是這個研究的呈現媒介。又如『學實學校』的目的也不是講座活動本身，而是將我們自身在思考和關注的議題，以講座方式變成可視、可參與的語境和經驗平台。」
鄭慧華提及她的策展意識啟蒙，是受到1990年代中期之後幾檔能量強大的策劃展所啟發，「儘管當時對『策展』懵懵懂懂，更不曉得『策展人』要做哪些工作。」
鄭慧華所指的展覽，即是：1994年吳中煒等在永和福和橋下舉辦的第一屆「台北破爛生活節」、1997年底張元茜在新莊文化藝術中心和台北市漢雅軒畫廊策劃的「盆邊主人．自在自為：女性藝術家裝置藝術展」以及同年的「土地倫理：富邦地景藝術」，1999年黃海鳴策劃的「歷史之心：鹿港裝置藝術大展」等。
當年這些展覽都具有：走出循規展演場館、與在地碰撞、非台北市中心觀點等特徵，雖然與今日「策展專業」已臻成熟的展演質量相較下顯得「樸素」，然其爆發的能量和極富感染力的語境魅力，已樹立起鮮明「策展意識」的典範，同時也和1998年「臺北雙年展：欲望場域」首次邀請國際策展人、由日籍策展人南條史生擔綱一事，相互交織出台灣日後對「策展」的討論與想像。1998年的「北雙」，為台灣的「策展作為一門專業」做出最具體的示範之外，如南條史生這樣的「超級策展人」，於千禧年前後遊走於國際各大雙╱三年展及重要場館之間，占據時尚光譜一角，也讓外界對「策展人」角色萌生想像。此時，「策展」也在台灣一躍成顯學，進入學院課程正式成為培訓科別。今日，「策展人」早已跨足藝術各門類，也深入大眾展演項目，儼然成為活動「標配」，「策展」的核心精神也產生世代性的變化。
將獨立機構作為知識生產平台
「我這一代的策展人都不是學『策展』出身，當時也沒有『策展』這門學科，一開始，它就只是『如何把自己或群體共同在思考的，通過藝術展覽構成的語境表達出來』如此而已，因此『策展』對我們來說，是種工具、媒介和方法。20多年的發展，現在展覽技術和形式都很成熟，策展也走向產業化、體制化，我們發現許多策展人也以選擇進入機構作為其職志的依歸，畢竟，有充沛的資源才能延續策展的生命，這是必然的結果。倘若如此，我們就更當思考獨立機構存在的必要性是什麼？這是我們一直在反覆自問的問題。」
原初，鄭慧華只是想找個工作室，這個在公館夜市巷弄內的汰舊老旅館，似乎能解決策展人到處申請空間的困難，於此疊加策展與展覽功能的「立方計劃空間」出現了，然有了一個平台，卻也必須為了空間營運開始申請經費、找贊助，在其機制逐漸完整之際，也必然逐步邁向一種微型的機構化過程。
去年，在贊助者支持下，「立方」增闢「立方7F」這個新空間，以支應日益龐大的工作，鄭慧華苦笑自己陷入可怕的行政地獄，儘管如此，仍不斷省思在創作、實踐與生產關係都日益複雜的當代藝術世界，「策展」還有哪些可能性？而今，當我們談論和評估「策展」，不外乎是以：形式、作品、預算、場所、規模、藝術家名單、參觀人次等體制要件所牽制，「策展不應該陷入這樣的輪迴，但很無奈，如今它卻成了我們每天面對的現實。」鄭慧華說，「因此，立方仍企圖要突破這種思維，除了實踐和搭建出創意的知識生產平台，也要在體制和『獨立』的夾縫中，再確立自我存在的必要性和定位。」
在「立方」發生的展覽，以影像、聲音、行為和計畫型藝術創作居多，參展藝術家含括國內外，除此，「立方」也與國內外機構、畫廊合作，曾策動表演藝術相關主題展覽，如：2012年曾和身體氣象館—牯嶺街小劇場合作，由王墨林和姚立群策劃「重見╱建社會」主題展之《表演》系列，黃大旺、瓦旦．塢瑪等人帶來5場表演；也三度和盧森堡Casino當代藝術中心互惠展出。展演之外，明年邁入第7年的「學實學校」持續打造學院外的知識系統攪動藝文生態，「立方」帶著思想行動，開啟對差異的包容、開放與對話機制，對當代生存環境進行檢視與再思考。
「『立方』所做的一切可以說就是一個概念上的『策展』：一個個獨立的研究、展覽、體制外的學習場所「學實學校」和各種論壇，每個東西緊扣在一起走了10年。」鄭慧華解釋：「我們能否透過這樣的方式，測繪出台灣藝術環境的某種樣貌，體現在『立方』曾做過的事情上？這是個提問，也是這10年我們嘗試提出的想像與實踐。」
「我們一開始就設定是以『策展』的方法來經營『立方』，它的生產方式是利用不同的媒介去創造和體現出不同於機構、學院裡的語境，這是何以稱它為『Project Space』、而非『Art Space』的原因。」
將策展作為工具
鄭慧華在研究所主修西洋藝術史，2003年當她在溫哥華亞洲當代藝術國際中心策劃「看不見的城市」開啟策展工作之前，主要在專業藝術媒體擔任特約記者與藝評，2004年陸續策劃「穿越：廢墟與文明」（台北誠品藝文空間）、台北雙年展「在乎現實嗎？」雙策展人之一（臺北市立美術館）、2006年獲國藝會專案補助策劃「疆界」（臺北市立美術館）等展覽，成了台灣具指標性的獨立策展人，2015年，在呂佩怡主編的《台灣當代藝術策展二十年》，鄭慧華為執筆者之一。
「立方」成立後，她從獨立策展人成為空間經營者，藉此延續對策展意識的關注，「我們定義的『策展』，是將策展視為可供運用的方法學和媒介，它不只是最後的現實結果與目的，比如我們啟動『造音翻土』這個研究台灣當代聲響文化的計畫，目的並不是為了做出這個展覽而已，相反的，『展覽』是這個研究的呈現媒介。又如『學實學校』的目的也不是講座活動本身，而是將我們自身在思考和關注的議題，以講座方式變成可視、可參與的語境和經驗平台。」
鄭慧華提及她的策展意識啟蒙，是受到1990年代中期之後幾檔能量強大的策劃展所啟發，「儘管當時對『策展』懵懵懂懂，更不曉得『策展人』要做哪些工作。」
鄭慧華所指的展覽，即是：1994年吳中煒等在永和福和橋下舉辦的第一屆「台北破爛生活節」、1997年底張元茜在新莊文化藝術中心和台北市漢雅軒畫廊策劃的「盆邊主人．自在自為：女性藝術家裝置藝術展」以及同年的「土地倫理：富邦地景藝術」，1999年黃海鳴策劃的「歷史之心：鹿港裝置藝術大展」等。
當年這些展覽都具有：走出循規展演場館、與在地碰撞、非台北市中心觀點等特徵，雖然與今日「策展專業」已臻成熟的展演質量相較下顯得「樸素」，然其爆發的能量和極富感染力的語境魅力，已樹立起鮮明「策展意識」的典範，同時也和1998年「臺北雙年展：欲望場域」首次邀請國際策展人、由日籍策展人南條史生擔綱一事，相互交織出台灣日後對「策展」的討論與想像。1998年的「北雙」，為台灣的「策展作為一門專業」做出最具體的示範之外，如南條史生這樣的「超級策展人」，於千禧年前後遊走於國際各大雙╱三年展及重要場館之間，占據時尚光譜一角，也讓外界對「策展人」角色萌生想像。此時，「策展」也在台灣一躍成顯學，進入學院課程正式成為培訓科別。今日，「策展人」早已跨足藝術各門類，也深入大眾展演項目，儼然成為活動「標配」，「策展」的核心精神也產生世代性的變化。
將獨立機構作為知識生產平台
「我這一代的策展人都不是學『策展』出身，當時也沒有『策展』這門學科，一開始，它就只是『如何把自己或群體共同在思考的，通過藝術展覽構成的語境表達出來』如此而已，因此『策展』對我們來說，是種工具、媒介和方法。20多年的發展，現在展覽技術和形式都很成熟，策展也走向產業化、體制化，我們發現許多策展人也以選擇進入機構作為其職志的依歸，畢竟，有充沛的資源才能延續策展的生命，這是必然的結果。倘若如此，我們就更當思考獨立機構存在的必要性是什麼？這是我們一直在反覆自問的問題。」
原初，鄭慧華只是想找個工作室，這個在公館夜市巷弄內的汰舊老旅館，似乎能解決策展人到處申請空間的困難，於此疊加策展與展覽功能的「立方計劃空間」出現了，然有了一個平台，卻也必須為了空間營運開始申請經費、找贊助，在其機制逐漸完整之際，也必然逐步邁向一種微型的機構化過程。
去年，在贊助者支持下，「立方」增闢「立方7F」這個新空間，以支應日益龐大的工作，鄭慧華苦笑自己陷入可怕的行政地獄，儘管如此，仍不斷省思在創作、實踐與生產關係都日益複雜的當代藝術世界，「策展」還有哪些可能性？而今，當我們談論和評估「策展」，不外乎是以：形式、作品、預算、場所、規模、藝術家名單、參觀人次等體制要件所牽制，「策展不應該陷入這樣的輪迴，但很無奈，如今它卻成了我們每天面對的現實。」鄭慧華說，「因此，立方仍企圖要突破這種思維，除了實踐和搭建出創意的知識生產平台，也要在體制和『獨立』的夾縫中，再確立自我存在的必要性和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