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態篇 從公共到分眾、從多元而偏激
2001年4月，雜誌第100期曾辦過1場針對台灣表演藝術類雜誌未來的公開座談，我還真不記得自己曾在現場，也不記得自己當時是否真心關注過雜誌存廢問題。21年過去了，新興表演空間的確如1992年試刊號中諸多呼籲，而變得愈來愈多，但表演藝術類別的雜誌卻急遽減少；剩下的唯一一本，也已經喪失圈內的專業代表性。今天的我的見證，對21年前對《表演藝術》雜誌編輯充滿熱情的我而言，是徹底的諷刺。
媒體言論空間的公共性益發狹隘
我認為台灣表演藝術產業的成長與發展，局限於市場條件和巡演腹地的不足，所以各門藝術產業的成熟非常緩慢，而創作部分的產業環節——如表演藝術類評論，依舊綁手綁腳、無法開展。更遑論網路空間的發達，「臉書」已經直接打敗了實體雜誌的訊息閱讀率了；然而表演藝術媒體言論空間的公共性，其實是愈來愈狹隘，甚至因為分眾而有觀點偏狹的趨勢。回顧1992年至今，雜誌雖然一直依附在兩廳院的結構內，卻曾因不屬於兩廳院體制，而有過短暫的生態評論與觀察報導；當年無論漢寶德、南方朔、林谷芳、馬森、邱坤良、王安祈與吳靜吉等諸多重量級意見領袖，都曾在雜誌上書寫論述與發表。2001年，南方朔曾在雜誌百期的座談會中表示，期許《表演藝術》雜誌可以為台灣的文化生態找到生長點——如今，「一家之言」的核心象徵已逐漸在21世紀極端年代大肆開展下，而完全分解。
過往我曾在主編林靜芸的鼓勵與協助下，為表演藝術（戲劇、戲曲和政策資源等方面）的生態報導，衝刺過一段時間；涵蓋層面包括亞洲國家劇場發展（如日本、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產業與行銷分工、創作人才培育，及評論專業的探究等。由於90年代末至2000年初，台灣面臨國際貿易組織成立（1995），全面推動全球化貿易，牽動中國大陸市場進一步迎向國際開放，和當時躍躍欲試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文建會升格成為文化部等重大文化政策議題，整體環境看似欣欣向榮充滿希望，卻也充滿著自信心不足與看不見未來發展等焦慮。
當時不僅中央文化補助政策試圖改變，文化補助政策也在轉型，朝向模仿歐美先進國家較為開放、自主的補助模式。同時，90年代中期文化政策逐漸釋放中央統一事權的思維，朝向地方總體營造以發展地方特色潛力為目標，地方縣市政府開始透過文建會資源的協助，各有不同產業的規劃。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和文建會演藝團隊發展扶植計畫（1998）有諸多變動之外，臺北市文化局率先以地方縣市層級，制定「演藝團體輔導要點」，協助藝文團體建立公信，能以非營利組織的角色，跳脫僵化的賦稅制度，希望讓表演藝術生態更具產業價值。
特別企畫「劇場．創作．行銷」，傅裕惠〈當創作遇上行銷—在表達與生存間尋找平衡點〉，1999年4月號，第76期。
聳動偏激式的言論寄生在網路社群媒體
不過，在公共言論空間缺乏的情況下，我們變成必須透過緊密串連或是不斷口耳相傳，文化政策愈來愈難被監督與討論，核心的資訊與知識也很難以簡單的管道，傳達到不同藝文組織層級，這些都與過往必須透過開放的媒體採訪途徑，施予主政者壓力的情境條件，大為不同。當年在報禁開放後（1988），媒體藝文版面發揮了強大的功能，我們在歌仔戲與京劇風水輪流轉的生態議題上，都曾見證戲曲現代化最關鍵的時刻。我想，生態報導的意義，多少也象徵著關切生態的各種言論平台，和意見領袖網絡的發展；如今看來，不僅討論議題的空間已然轉型變質，必須以聳動偏激式的言論寄生在網路社群媒體，可能連這樣一群關注公共言論的知識分子，也難再現。
媒體言論空間的公共性益發狹隘
我認為台灣表演藝術產業的成長與發展，局限於市場條件和巡演腹地的不足，所以各門藝術產業的成熟非常緩慢，而創作部分的產業環節——如表演藝術類評論，依舊綁手綁腳、無法開展。更遑論網路空間的發達，「臉書」已經直接打敗了實體雜誌的訊息閱讀率了；然而表演藝術媒體言論空間的公共性，其實是愈來愈狹隘，甚至因為分眾而有觀點偏狹的趨勢。回顧1992年至今，雜誌雖然一直依附在兩廳院的結構內，卻曾因不屬於兩廳院體制，而有過短暫的生態評論與觀察報導；當年無論漢寶德、南方朔、林谷芳、馬森、邱坤良、王安祈與吳靜吉等諸多重量級意見領袖，都曾在雜誌上書寫論述與發表。2001年，南方朔曾在雜誌百期的座談會中表示，期許《表演藝術》雜誌可以為台灣的文化生態找到生長點——如今，「一家之言」的核心象徵已逐漸在21世紀極端年代大肆開展下，而完全分解。
過往我曾在主編林靜芸的鼓勵與協助下，為表演藝術（戲劇、戲曲和政策資源等方面）的生態報導，衝刺過一段時間；涵蓋層面包括亞洲國家劇場發展（如日本、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產業與行銷分工、創作人才培育，及評論專業的探究等。由於90年代末至2000年初，台灣面臨國際貿易組織成立（1995），全面推動全球化貿易，牽動中國大陸市場進一步迎向國際開放，和當時躍躍欲試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文建會升格成為文化部等重大文化政策議題，整體環境看似欣欣向榮充滿希望，卻也充滿著自信心不足與看不見未來發展等焦慮。
當時不僅中央文化補助政策試圖改變，文化補助政策也在轉型，朝向模仿歐美先進國家較為開放、自主的補助模式。同時，90年代中期文化政策逐漸釋放中央統一事權的思維，朝向地方總體營造以發展地方特色潛力為目標，地方縣市政府開始透過文建會資源的協助，各有不同產業的規劃。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和文建會演藝團隊發展扶植計畫（1998）有諸多變動之外，臺北市文化局率先以地方縣市層級，制定「演藝團體輔導要點」，協助藝文團體建立公信，能以非營利組織的角色，跳脫僵化的賦稅制度，希望讓表演藝術生態更具產業價值。
聳動偏激式的言論寄生在網路社群媒體
不過，在公共言論空間缺乏的情況下，我們變成必須透過緊密串連或是不斷口耳相傳，文化政策愈來愈難被監督與討論，核心的資訊與知識也很難以簡單的管道，傳達到不同藝文組織層級，這些都與過往必須透過開放的媒體採訪途徑，施予主政者壓力的情境條件，大為不同。當年在報禁開放後（1988），媒體藝文版面發揮了強大的功能，我們在歌仔戲與京劇風水輪流轉的生態議題上，都曾見證戲曲現代化最關鍵的時刻。我想，生態報導的意義，多少也象徵著關切生態的各種言論平台，和意見領袖網絡的發展；如今看來，不僅討論議題的空間已然轉型變質，必須以聳動偏激式的言論寄生在網路社群媒體，可能連這樣一群關注公共言論的知識分子，也難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