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決心 新加坡金融奇蹟的關鍵
二○○一年,新加坡決定以資產管理業為主軸,打造國家成為亞洲金融重鎮;十年後,這裡成為全球競爭力第四強的金融中心。打造金融重鎮的過程中,政府或許祭出不少政策手段,但真正的關鍵,還是在於拚經濟的決心。
新加坡比台灣晚六年喊出要成為亞洲金融重鎮,卻比台灣提早達陣。新加坡能,為何台灣不能?
對比於台灣早在一九九五年就喊出「亞太金融中心」計畫,新加坡政府直到○一年,才正式以「成為亞洲金融重鎮」為政策目標。儘管喊出口號的時間比台灣晚了六年,但十年之後,新加坡已被國際譽為「東方瑞士」,當年明訂「以資產管理為主軸的金融中心」政策任務,儼然已經達陣。
以一○年的資料,根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數據,當年度新加坡資產管理總值達到一.一兆美元,自○六至一○年的五年時間,資產管理總值以每年平均一六%的速度成長。
除此之外,台灣至今仍未開放的避險基金,在新加坡,一○年已有三○二檔,資產總值約達五三○億美元,這個數字,已逼近台灣投信業者發行共同基金的總規模。同時,新加坡也在○九年即已成為亞洲第二大不動產信託投資(REITs)基金市場,以及第二大的衍生性商品交易市場。根據今年三月由倫敦金融城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新加坡名列第四,僅次於倫敦、紐約、香港三地。
台灣央行在○九年曾經派員至新加坡考察,報告中提到,「政府強而有力的決心,明確定位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目標,所有政府單位全力配合擬訂各項配套政策……,成功發展資產管理中心的經驗,應可作為台灣借鑑。」
「新加坡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台灣政府究竟該向新加坡學些什麼?」這是許多國內資產管理業者的共同心聲。
政府當金主 引進國際專業人才
「以我的觀察,新加坡與台灣兩地的資產管理業,最大的差別在於政府介入的程度。」曾任星展銀行資產管理部總裁、現任巴克萊銀行東南亞區高級主管的何玉珠表示。二○一一年,何玉珠曾獲《亞洲投資者》雜誌選為亞洲資產管理界最具影響力的女性之一。
她首先從大方向來看新加坡的資產管理中心奇蹟。「簡單地說,一開始就是政府給錢,並且,想盡辦法吸引國際人才。」
資產管理業是「管錢」的產業,成功的條件其實並不複雜:有足夠的資金可供管理,也有足夠的專業人才能夠管理資金。從零開始的新加坡,打造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第一步,就是用「政府當金主,引進國際專業人才」開始著手。
一位曾在國內某外資集團投信公司任職的資深經理人回憶,○二年時,總部忽然決定派人到新加坡設立資產管理公司,「這個決定下得很快,因為新加坡政府告訴我們,要直接撥出三億美元讓我們管理,條件只有兩個,一是必須到當地設資產管理公司,二是讓新加坡政府官員到我們公司實習。」
不久之後,新加坡政府果然派了一名「菜鳥」,分別到這家外資集團的香港、台灣據點實習一個月,「來台灣時,他就坐在我後面,什麼都不太懂,看起來笨笨的。」資深經理人說,當年那群被政府外派實習的菜鳥,如今很多都已在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位居要職,有人甚至掌管五百億美元資產。「我現在,能管個五億美元就很不錯了。」
政府開了第一扇門,吸引國際重量級資產管理業者陸續進駐之後,接下來,就是人才大量湧入,金融產業群聚效應逐漸成形。
「我們常說,新加坡政府對老外比對本國人更好。」何玉珠半開玩笑地說,本地人力長期不足的新加坡,在引進海外專業人力上,本來就有提供許多優惠措施,「當國際集團在這裡布局,加上原本的優惠,老外自然更願意來到這裡。」事實上,國人熟悉的國際級投資大師如吉姆.羅傑斯、墨比爾斯等,目前都是以新加坡為根據地。
改變稅制 刺激資產管理市場
除了快速建立資產管理機構與人力之外,新加坡也透過稅制上的改變,不斷刺激整體資產管理市場,不只祭出「境內資本利得免稅」,包括「境外投資收益匯入新加坡」,也享有免稅優惠。
相較於台灣在稅制上的討論執著於「公平正義」,在新加坡,政府則是把「稅」當成讓經濟政策成功達陣的重要工具。○八年金融海嘯發生,重創全球資產管理業,新加坡政府為求資產管理業持續成長,立即在○九年推出新的稅賦優惠制度。
○九年,新加坡決定將資產管理業者的營業所得稅調降至一○%(一般為一七%),「在台灣,這樣的制度可能被評為圖利特定產業;但在新加坡,由於政府對租稅優惠的對象設有條件要求,反而進一步的達到興利效果。」業者解釋,適用租稅優惠的條件,包含公司至少必須雇用三位月薪超過三千五百元星幣(約八萬一千元新台幣)的專業人才(基金經理人、研究員、交易員),基金管理據點必須在新加坡當地、董事會必須在新加坡召開等等。
「降稅的結果,除了讓業者快速從金融海嘯之中走出低潮,更重要的是,透過這樣的稅制,讓業者更深化對於新加坡市場的經營。」業者感嘆,對比於台灣主管機關只要提到「租稅優惠」就怕擔上「圖利」之名,新加坡政府的彈性積極作為,的確能把「圖利」變「興利」,「最具體的效果,是讓境外基金轉變為境內管理。」
從教育著手 營造全民拚金融氛圍
「除了這些有形的補助或優惠之外,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塊是教育。」何玉珠表示,「走在新加坡的大學裡,你很容易感受到,學生普遍對於金融業是非常嚮往的。」她感覺,在政府刻意營造「全民拚金融」的氛圍底下,「這裡的學生,似乎是以學習金融為傲。」..【本文未完,更多內容請見今周刊808期】
新加坡比台灣晚六年喊出要成為亞洲金融重鎮,卻比台灣提早達陣。新加坡能,為何台灣不能?
對比於台灣早在一九九五年就喊出「亞太金融中心」計畫,新加坡政府直到○一年,才正式以「成為亞洲金融重鎮」為政策目標。儘管喊出口號的時間比台灣晚了六年,但十年之後,新加坡已被國際譽為「東方瑞士」,當年明訂「以資產管理為主軸的金融中心」政策任務,儼然已經達陣。
以一○年的資料,根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數據,當年度新加坡資產管理總值達到一.一兆美元,自○六至一○年的五年時間,資產管理總值以每年平均一六%的速度成長。
除此之外,台灣至今仍未開放的避險基金,在新加坡,一○年已有三○二檔,資產總值約達五三○億美元,這個數字,已逼近台灣投信業者發行共同基金的總規模。同時,新加坡也在○九年即已成為亞洲第二大不動產信託投資(REITs)基金市場,以及第二大的衍生性商品交易市場。根據今年三月由倫敦金融城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新加坡名列第四,僅次於倫敦、紐約、香港三地。
台灣央行在○九年曾經派員至新加坡考察,報告中提到,「政府強而有力的決心,明確定位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目標,所有政府單位全力配合擬訂各項配套政策……,成功發展資產管理中心的經驗,應可作為台灣借鑑。」
「新加坡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台灣政府究竟該向新加坡學些什麼?」這是許多國內資產管理業者的共同心聲。
政府當金主 引進國際專業人才
「以我的觀察,新加坡與台灣兩地的資產管理業,最大的差別在於政府介入的程度。」曾任星展銀行資產管理部總裁、現任巴克萊銀行東南亞區高級主管的何玉珠表示。二○一一年,何玉珠曾獲《亞洲投資者》雜誌選為亞洲資產管理界最具影響力的女性之一。
她首先從大方向來看新加坡的資產管理中心奇蹟。「簡單地說,一開始就是政府給錢,並且,想盡辦法吸引國際人才。」
資產管理業是「管錢」的產業,成功的條件其實並不複雜:有足夠的資金可供管理,也有足夠的專業人才能夠管理資金。從零開始的新加坡,打造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第一步,就是用「政府當金主,引進國際專業人才」開始著手。
一位曾在國內某外資集團投信公司任職的資深經理人回憶,○二年時,總部忽然決定派人到新加坡設立資產管理公司,「這個決定下得很快,因為新加坡政府告訴我們,要直接撥出三億美元讓我們管理,條件只有兩個,一是必須到當地設資產管理公司,二是讓新加坡政府官員到我們公司實習。」
不久之後,新加坡政府果然派了一名「菜鳥」,分別到這家外資集團的香港、台灣據點實習一個月,「來台灣時,他就坐在我後面,什麼都不太懂,看起來笨笨的。」資深經理人說,當年那群被政府外派實習的菜鳥,如今很多都已在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位居要職,有人甚至掌管五百億美元資產。「我現在,能管個五億美元就很不錯了。」
政府開了第一扇門,吸引國際重量級資產管理業者陸續進駐之後,接下來,就是人才大量湧入,金融產業群聚效應逐漸成形。
「我們常說,新加坡政府對老外比對本國人更好。」何玉珠半開玩笑地說,本地人力長期不足的新加坡,在引進海外專業人力上,本來就有提供許多優惠措施,「當國際集團在這裡布局,加上原本的優惠,老外自然更願意來到這裡。」事實上,國人熟悉的國際級投資大師如吉姆.羅傑斯、墨比爾斯等,目前都是以新加坡為根據地。
改變稅制 刺激資產管理市場
除了快速建立資產管理機構與人力之外,新加坡也透過稅制上的改變,不斷刺激整體資產管理市場,不只祭出「境內資本利得免稅」,包括「境外投資收益匯入新加坡」,也享有免稅優惠。
相較於台灣在稅制上的討論執著於「公平正義」,在新加坡,政府則是把「稅」當成讓經濟政策成功達陣的重要工具。○八年金融海嘯發生,重創全球資產管理業,新加坡政府為求資產管理業持續成長,立即在○九年推出新的稅賦優惠制度。
○九年,新加坡決定將資產管理業者的營業所得稅調降至一○%(一般為一七%),「在台灣,這樣的制度可能被評為圖利特定產業;但在新加坡,由於政府對租稅優惠的對象設有條件要求,反而進一步的達到興利效果。」業者解釋,適用租稅優惠的條件,包含公司至少必須雇用三位月薪超過三千五百元星幣(約八萬一千元新台幣)的專業人才(基金經理人、研究員、交易員),基金管理據點必須在新加坡當地、董事會必須在新加坡召開等等。
「降稅的結果,除了讓業者快速從金融海嘯之中走出低潮,更重要的是,透過這樣的稅制,讓業者更深化對於新加坡市場的經營。」業者感嘆,對比於台灣主管機關只要提到「租稅優惠」就怕擔上「圖利」之名,新加坡政府的彈性積極作為,的確能把「圖利」變「興利」,「最具體的效果,是讓境外基金轉變為境內管理。」
從教育著手 營造全民拚金融氛圍
「除了這些有形的補助或優惠之外,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塊是教育。」何玉珠表示,「走在新加坡的大學裡,你很容易感受到,學生普遍對於金融業是非常嚮往的。」她感覺,在政府刻意營造「全民拚金融」的氛圍底下,「這裡的學生,似乎是以學習金融為傲。」..【本文未完,更多內容請見今周刊8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