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生命之「殤」─ 攝影者何經泰 X 拍/被拍者張榮隆

攝影是一種單向的觀看。
透過鏡頭看人,是權力,更可能是暴力。
面對生命的幽暗,按不按快門,永遠是橫亙在咫尺之間的巨大難題。



何經泰

紀實攝影家,資深媒體攝影工作者,曾任職於《天下》、《時報周刊》等各大媒體,現為《明報周刊》副總編輯。個人作品《都市底層》(1990),《白色檔案》(1991)、《工殤顯影I》(1996)和《工殤顯影II》(2003),皆以安靜、沉穩的人像攝影,記錄受傷者/家庭的真實面貌。

張榮隆

因職業災害而導致截掉右手右腳的工人,曾任「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理事長。工傷後自習繪畫、寫作、攝影,近年專注於社會運動的街頭攝影,並長期記錄受困勞資糾紛、工傷爭議的在台外籍移工。2008年曾獲台北市政府「工人藝術家」殊榮。


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紀實攝影家Lewis Hine曾說:「攝影不應當僅僅為了美,而應有一個社會目的。要表現那些應予讚美的東西,也要表現那些應予糾正的東西。」

鏡頭後的攝影者,總似主動地以觀景窗格框定人事景物,表達意義和隱喻;但鏡頭前的被攝者,卻似僅能默默被觀看、擺布,承受被曝光再現的壓力。某種程度,鏡頭確實是「權力之眼」──看,與被看;言說,與被言說,清楚地畫分出強弱兩端。

然而,當被拍攝的弱勢者,有一天拿起了相機,帶著明確目的,要為自己和他者發聲;想像,甚至宣稱自己,以再現人間真實為職志的紀實攝影家,會如何看待?

紀實攝影家何經泰,多年前數度與「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簡稱「工傷協會」)合作。他曾拍下受傷工人張榮隆的手,並成為該協會出版繪本的封面;但他不知道,張榮隆後來開始也學習攝影,並成為穿梭在各種社運場合的影像記錄者。

時過境遷,兩人在《人籟》安排下重逢。把酒言歡之間,他們暢談彼此的攝影經驗,也分享對攝影者與被攝者之間的種種看法。



先談談兩位怎麼開始接觸攝影吧?


張:對我來說,接觸攝影是個機緣,要不然右手受傷的我,大概是沒辦法玩攝影的。

工傷協會舉辦過一些團體性或藝文性的活動,用意是硬梆梆的抗爭之外,也能利用文化活動,讓社會大眾看見我們是誰、想說什麼。那時候開了一個DV攝影班,我參與了前面一兩次,第一次接觸到影像器材,也才意識到要控制那些機器,會有些限制。我開始好奇,自己到底可不可以玩這些東西?剛好朋友有台相機,就借來自己摸索,慢慢拼裝出一個把手,結果發現:欸,左手居然也可以按快門了!

於是,我開始拿起相機。因為協會常上街頭抗爭或辦活動,我一開始就跟著協會的議題拍,沒有自己設定主題。直到現在,我的題材就是社運組織者和他們的服務對象,非常明確。

何:我拍照的時間就長了,大學畢業就當攝影,到現在都56歲了。我是在韓國出生,來台灣念大學才喜歡上攝影,要畢業的時候,曾經辦過一個展覽,內容是很意境式的那種,色塊啦、線條啦……

不過,那時候心裡嚮往的還是新聞攝影。80年代初有很多老師帶了新的思想進來,所以我就想當個攝影記者。1982年畢業後,我進到媒體工作,先是在《天下》雜誌,後來又到《時報周刊》。

當時報導攝影盛行,其中又首推《人間》雜誌。我沒有在《人間》發表過任何作品;不過,那年頭專職的攝影師就只有幾個,大家都很熟,跑街頭拍完照,常常一起去喝酒。總之,我也受到左派思想的啟發,所以後來才會開始拍《都市底層》。


在報導光鮮的主流媒體工作,怎麼會想去拍攝社會底層的人物?


何:在《天下》都是去採訪大老闆,當時「台灣錢淹腳目」,正是股票最高點的時候。後來到了《時報周刊》,因為跑社會新聞,我到了許多沒去過的角落,這才發現:哦!原來台北還有一批人是不一樣的。

我和榮隆不一樣。我是從攝影創作出發,在那個時代氛圍下,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對社會有意義,讓大家看見台灣有這個狀態。「都市底層」系列就是呈現台北的貧窮現象,在那時大家也許看不見,或刻意迴避;但我看到了,覺得該呈現出來。

當然,我是以攝影為生的人。工作上的題材常受人支配,很難有完整的作品。大學畢業到現在30年,我都在上班,就算有感興趣的議題,也只能擠出一點時間來拍。



《都市底層》非常罕見地用人像來呈現貧民和街友,當時的想法是什麼?


何:我想涵蓋一個面向,樣本要多,所以選擇用人像的方式來拍。一般拍街友,如果用側拍、抓拍,快速偷按個幾張,非常容易;但我不想這樣呈現他們,而是想直接面對。我總是告訴他們:「你要明確地看著鏡頭,知道我在拍。」


為什麼看鏡頭很重要?因為對方必須「同意」才會看著鏡頭。我做人像,想強調的正是「面對」:他面對鏡頭,我面對他,甚至到了展覽,觀眾也得面對!當我要拍的時候,有些街友還會整理一下頭髮,弄一弄衣服。相機,跟我,跟他,直接面對面。

【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2年第95期7-8月號】http://www.erenl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