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合作模式的結構性差異：亞洲為何難以複製歐盟？ / 李魚豪

李魚豪

歐洲與亞洲在合作密度、制度化深度與互信基礎上的巨大落差，是國際政治學界長期關注的重點。歐盟、北約等西方制度化架構已成全球標竿，而亞洲在主權敏感、威脅認知分裂與歷史記憶影響下，合作往往侷限在功能性與低政治化層面。這種差異並非文化評價，而是地緣政治、歷史互動與制度傳統交織而成的結構性產物。

一、共享規範的優勢：歐洲的結構性基礎

歐洲各國共享相似的政治與法律傳統，包括羅馬法、基督宗教倫理、封建制度演化的國族體制，以及啟蒙思想奠定的議會、法治與主權概念。這使歐洲形成一個「共享規範圈」，政策語言一致，制度設計邏輯相近。

英國脫歐更凸顯此一底層韌性。

即便英國選擇退出，歐盟制度整合並未鬆動；疫情後供應鏈調整與俄烏衝突反而促使成員在能源、國防與產業政策上更緊密協調。這說明歐洲合作並非出於政治意志，而是長期制度積累的延伸。

反觀亞洲，文明格局高度多元：漢字文化圈、印度文明、佛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並列，缺乏共同政治語言。東協（ASEAN）採共識制與不干涉原則，正是為在異質政治體系中維持最低合作，卻也限制整合深度。

二、歷史互動模式：均勢傳統與中心–周邊結構的差異

歐洲自神聖羅馬帝國瓦解後，進入長期的多國均勢競逐。頻繁衝突促成條約、外交與協商成為基本互動方式，為二戰後的歐盟整合奠基。

亞洲的歷史路徑則以「中心 – 周邊」模式為主，包括中原帝國文明、日本島國文明、印度次大陸與草原文明，各文明間記憶體系不一致、秩序想像差異巨大，使「平等合作」的理解更具挑戰性。

日韓關係便是典型案例。

兩國皆為美國盟友，也都已高度現代化，但歷史議題與戰略不信任，在 2019 年出口管制爭端中全面爆發。雖然在 2023 年雙方領導人同意放下部分歷史爭議、重啟經濟與安全合作，但爭端並未完全消失。2024 年的教科書爭議與 2025 年韓國內部的政治緊張，再度考驗雙邊關係，顯示亞洲合作經常受到歷史記憶與國內政治牽引。

三、地緣結構的影響：力量均衡與不對稱的合作條件

歐洲國力大致接近，使合作具備可預測性與安全性，避免單一大國主導。亞洲則存在巨大的體量落差：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小國、印度與周邊國家、日本與鄰國之間規模懸殊，加上邊界問題與歷史包袱，使小國傾向維持戰略彈性，而非進入制度化架構。

RCEP 的成立，展示出亞洲經濟合作的潛力，但其制度深度與市場統合程度，仍遠低於歐盟單一市場。這反映亞洲在區域治理上，仍以「功能性合作」為主。

四、威脅認知分裂：東亞與南亞安全架構難成形

北約的核心力量來自「共同威脅」：冷戰時期的蘇聯與今日的俄羅斯。相較之下，亞洲威脅認知高度碎片化：日本與韓國將朝鮮視為首要安全挑戰；東南亞聚焦南海主權與灰色地帶行動；印度同時面對中國大陸與巴基斯坦。威脅認知分裂，使亞洲難以產生集體安全架構。

南海地區便是具體例子。

即使部分國家因灰區行動感到壓力，但對威脅來源、風險容忍度與政策選項的理解不同，使東協難以形成統一立場。2025 年的中菲南海緊張，更凸顯東協雖努力維持穩定，但仍難超越最低共識。

五、主權敏感與制度整合的天花板

歐盟得以深化整合，是因成員國願意讓渡主權，包括：單一市場、歐元體系、歐洲法院、申根邊境制度。

亞洲國家則因殖民歷史與國家建構記憶，對主權特別敏感。「不干涉內政」是多數國家的底線。結果是合作止步於最低共同利益，避免觸及司法、邊境或安全領域。

這使東協與 RCEP 成為典型的「低政治化、功能性合作」，而非制度整合。

結論：權力結構下的亞洲合作模式：競逐與韌性

在印太戰略競爭白熱化的結構環境下，亞洲合作前景，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區域大國互動的持續形塑。只要美國及其盟友（歐洲）透過經貿、供應鏈與安全架構介入區域秩序的企圖不減，同時中國也維持其尋求區域主導地位的趨勢，亞洲合作就難以擺脫權力政治下的零和陰影。

這並非單純的國家意圖選擇，而是權力結構失衡的內生結果。

因此，亞洲合作模式的進展將是受限且不對稱的：各國將持續在經濟、能源與科技等功能性領域追求整合，以鞏固共同利益。然而，高政治性的安全與制度合作，將不斷受到大國競逐的拉扯與制約。對多數亞洲國家而言，合作的目標，已不再是建立類似歐盟的高度整合共同體，而是在大國競逐與拉鋸中，最大化自身的戰略彈性與生存空間。

在這個前提下，理解權力競爭的長期持續性，而非寄望於制度層面的快速突破，將是評估未來亞洲合作與秩序演變的唯一現實主義起點。（照片翻攝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