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禁制，與到處存在的……
起初， 我們天真地以為， 所謂「控制」是有人在地上畫了個圈，然後不允許你跨出去。
然而，讀過《我是世界最大黨：誰在統治及如何統治中國》之後，「控制」這個概念或許會在我們心中產生完全不同的圖像。在這本善於剪裁故事與訪問，批判與諷刺手法精巧的書裡，作家為我們描述出一個無所不在的「中國共產黨」形象：在一開頭，它就描述了一個外國人爭取拓展中國商務的宴會場景，卻一開始就搞錯了誰才是掌權者的故事；數章之後，它又以中南海園林建築「影壁」為喻，這兩個段落都暗示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本質——它是一股強大然而不可見的力量。
我特別感興趣的，當然是〈藝術與文化〉一章。特別是在日前的服貿爭議中，台灣持反對立場的廣義「文化人」，幾乎都將中國對藝術與文化的審查、箝制列為重點。然而，實際上的審查、箝制到底是如何進行？正如《祕密讀者》四月號評論〈恐懼的遠因〉指出，我們對中國的恐懼其實並非基於對實際情況的了解。此章或許可提供一些案例。在討論到《色戒》放映後，湯唯突然遭懲罰的案例時，作者引述了一位受訪者的說法，當黨決定制裁某人時：「不會提出任何合法、公開的文件，也不會有正式的程序或審訊‧‧‧‧‧‧沒人知道標準或限制在哪裡。」因此，有時貌似激進的作品安然無事，意識形態「安全」的作品反而在某些小節上被找茬。身為創作者，我對此段描述感到極深的
恐懼，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如果國家清楚標示「什麼不能碰」，那即便懲罰再嚴厲，我們還是有機會在不碰觸界線的情況下做點自己想做的；但如果這個標示不存在，那就是說，你必須自己判斷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他們並不在地上畫出一個圈，那太落伍、太明目張膽了。他們會說，從來不存在那樣一個圈啊，你哪裡都可以去。只是，有的時候，地上會有個陷坑，有顆地雷，你要自己小心。
而所有具生存本能和基本理智的人，就會立刻知道唯一安全的做法：一步也不要走動，然後祈禱他們採用的地雷不是會在地底移動的新品種。
他們在每個人的心理植入哨站，並讓我們自己監視自己。於是，我們看到了張藝謀慘不忍睹的證言。當「領導」介入他的作品，要求修改時，他的說法恐怕連自己都覺得牽強：「領導也是人，我們不看領導是領導，我們看他是一個人，他從觀眾的角度發表的這個意見，是不是也能代表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的看法？」他當然不會公開自問，為什麼有些觀眾比另一些觀眾更有資格影響創作者？而一個輕易被觀眾影響的創作者，其創作還有多少價值？即便在被訪談的當下，那座哨站都從創作者的眼神深處折射探照燈的光束。然後，我想到那些不願屈從，還繼續在那個國度中與國家游擊對抗、或根本已被放逐的藝術創作者們，想到他們連揣度陷阱也不屑，大踏步前進的樣子。
我無端想起不知道在哪裡讀過的宣導文字：在一片土地上面部署地雷，只需幾個小時，而排除它們，卻要花上好幾年。而我不能確定的是，我們是、抑或不是，和他們站在同一片相互連結的原野上？
文．朱宥勳
一九八八年生，清大台文所碩士。現為書評刊物《祕密讀者》編輯團隊成員、高中實習老師、耕莘青年寫作會成員。著有小說集《誤遞》、《堊觀》，評論集《學校不敢教的小說》。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
然而，讀過《我是世界最大黨：誰在統治及如何統治中國》之後，「控制」這個概念或許會在我們心中產生完全不同的圖像。在這本善於剪裁故事與訪問，批判與諷刺手法精巧的書裡，作家為我們描述出一個無所不在的「中國共產黨」形象：在一開頭，它就描述了一個外國人爭取拓展中國商務的宴會場景，卻一開始就搞錯了誰才是掌權者的故事；數章之後，它又以中南海園林建築「影壁」為喻，這兩個段落都暗示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本質——它是一股強大然而不可見的力量。
我特別感興趣的，當然是〈藝術與文化〉一章。特別是在日前的服貿爭議中，台灣持反對立場的廣義「文化人」，幾乎都將中國對藝術與文化的審查、箝制列為重點。然而，實際上的審查、箝制到底是如何進行？正如《祕密讀者》四月號評論〈恐懼的遠因〉指出，我們對中國的恐懼其實並非基於對實際情況的了解。此章或許可提供一些案例。在討論到《色戒》放映後，湯唯突然遭懲罰的案例時，作者引述了一位受訪者的說法，當黨決定制裁某人時：「不會提出任何合法、公開的文件，也不會有正式的程序或審訊‧‧‧‧‧‧沒人知道標準或限制在哪裡。」因此，有時貌似激進的作品安然無事，意識形態「安全」的作品反而在某些小節上被找茬。身為創作者，我對此段描述感到極深的
恐懼，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如果國家清楚標示「什麼不能碰」，那即便懲罰再嚴厲，我們還是有機會在不碰觸界線的情況下做點自己想做的；但如果這個標示不存在，那就是說，你必須自己判斷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他們並不在地上畫出一個圈，那太落伍、太明目張膽了。他們會說，從來不存在那樣一個圈啊，你哪裡都可以去。只是，有的時候，地上會有個陷坑，有顆地雷，你要自己小心。
而所有具生存本能和基本理智的人，就會立刻知道唯一安全的做法：一步也不要走動，然後祈禱他們採用的地雷不是會在地底移動的新品種。
他們在每個人的心理植入哨站，並讓我們自己監視自己。於是，我們看到了張藝謀慘不忍睹的證言。當「領導」介入他的作品，要求修改時，他的說法恐怕連自己都覺得牽強：「領導也是人，我們不看領導是領導，我們看他是一個人，他從觀眾的角度發表的這個意見，是不是也能代表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的看法？」他當然不會公開自問，為什麼有些觀眾比另一些觀眾更有資格影響創作者？而一個輕易被觀眾影響的創作者，其創作還有多少價值？即便在被訪談的當下，那座哨站都從創作者的眼神深處折射探照燈的光束。然後，我想到那些不願屈從，還繼續在那個國度中與國家游擊對抗、或根本已被放逐的藝術創作者們，想到他們連揣度陷阱也不屑，大踏步前進的樣子。
我無端想起不知道在哪裡讀過的宣導文字：在一片土地上面部署地雷，只需幾個小時，而排除它們，卻要花上好幾年。而我不能確定的是，我們是、抑或不是，和他們站在同一片相互連結的原野上？
文．朱宥勳
一九八八年生，清大台文所碩士。現為書評刊物《祕密讀者》編輯團隊成員、高中實習老師、耕莘青年寫作會成員。著有小說集《誤遞》、《堊觀》，評論集《學校不敢教的小說》。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