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的流動──鍾玲玲的生命書寫
一九四八年秋， 我出生了。但生而為人這個事實， 卻不是由我決定的。事實是每個人的誕生，都是身不由己的。這一年的秋天，我便六十四歲了。人活到這個年紀，難免會感慨萬千， 思想著到底該慶幸能夠到世上走上一回呢？還是慨嘆著說，要是從未生而為人便好了。現在我是這樣想的，要是從未生而為人便好了，但卻曾經深信，能夠活上一遍，無論如何， 總是好的。可見沒有那一種想法，在人的一生中，是一成不變的。但生而為人這個事實，卻是沒法改變的。但人是甚麼呢？人和動物的區別又是甚麼呢？我之所以對人的自身感到如此困惑，又是甚麼緣故呢？我跟大多數人那樣，唯一可以確認的是人的身體。我擁有人的身體。我是人。我是嗎？我可不可以持續追問，我是嗎？
─── 鍾玲玲《生而為人》
我無法不先引述一大段文字，因為鍾玲玲的《生而為人》幾乎是一本不能被複述，甚至是不能被談論的書。就如詩歌一樣，除了誦讀原文，任何企圖接近的方法都離它更遠。但說《生而為人》是詩歌，或者是詩化的散文，同樣不著邊際。它無法被歸類為散文詩，正如它無法被歸類為任何其他文體。鍾玲玲自言：「我的書寫從來就不是一首詩、一篇散文、一個故事、一部小說、一本書，也從未完成任何作品，因此，亦從未有過任何佳作。我只是寫著。」她說的並不只是《生而為人》這部近作，而是總結了她四十多年來的全部寫作。
讀者恐怕不會完全同意。鍾玲玲前期的作品，從一九七○年代的《我的燦爛》、八○年代的《愛人》、《我不燦爛》、《解咒的人》，到九○年代初的《愛蓮說》，明明白白是小說和散文。但到了一九九七年的《玫瑰念珠》，文體的界線卻突然大規模崩解，成為了既有小說的虛構，又有自傳的紀實，兼之以散文的抒情，甚至是哲理的思辨的難以歸類的書寫。而觀點的轉移、層次的交錯、語句的斷裂、字詞的跳接等等看似毫無章法的肆意揮灑，猶如完全拒絕聽者的囈語。甚至是書的裝幀也極為低調──正方形的開度，紙皮封面上沒有任何設計，只有書名和作者名七個字，而書脊是空白的。從各方面看，都不像一本在書店裡出售的書，而更像一本舊式賬簿──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本書寫的流水賬。事隔十六年，鍾玲玲寫出了僅三萬餘字的《生而為人》，行文雖不像《玫瑰念珠》那樣極端風格化，但卻離建構「作品」的意圖更遠。書的概念於焉消解，剩下來的只是流動的文字，權宜地寄居於一個由紙張釘裝而成的實體中，同樣是近乎無設計的淺藍色封面，甚至不單獨出售而隨文學雜誌《字花》附送。
在既無形體也無姿態的情況下，唯獨有句子和聲音，《生而為人》卻直達書寫和閱讀的核心。它的震撼和感染無關乎文字的美感，或者思想的深度，縱使它的文字是富有美感的，而它的思想是極為深刻的。開宗明義，此書是鍾玲玲自己的人生總結，向度是內在而私密的，在事實上雖不及《玫瑰念珠》豐富，在情感上卻更為直白和裸露。但既然作者自言並無特別的成就，生命也無過人的經歷，為甚麼一個個體的人生還值得書寫和閱讀？自我的體驗甚或是過失，除了只屬於自己，有沒有更為普遍的意義？很明顯，《生而為人》除了是鍾玲玲的個人自述，也是「生而為人」這普遍的事實的思索，也即是關乎人本身的存在的叩問。
要叩問人為何物，必先把人和物加以區分，於是就涉及人的生物構成和文化發展等種種的思考了。在私密性的獨白語言中，觸及了宇宙論和自然史的課題：「但作為歷史的生物在人的大腦皮層中保存了全部生活史和史前史，人注定必須背負著他的全部過往度過他的餘生」；「由於每個個體都重演了人類的歷史，就仿似曾經許下一同死去的誓言。我之所以對人類命運充滿莫名其妙的悲戚感，就是這個緣故。」而在共時的層面，人也非孤立的存在：「生而為人就是一種與他人共存的存在。」於是就有了「我是我們，我們是我」的超越個體的共同感，也有了「人類注定熱愛這個世界」的「振奮人心」的斷言。
然而，在這一切朝向人類共存共融的樂觀斷言的同時，作者投下了一個又一個的問號：「是嗎？是這樣嗎？ 」這問號背後回響著的是叔本華式的悲觀。所以才說到：「從未生而為人便好了」。如何消解既「熱愛世界」又同時渴望「從未生而為人」的矛盾，是《生而為人》對一個理性的讀者造成的最大困惑。而作者似乎並不覺得兩者不能並存。如果生命注定孤絕，理解注定失敗，相愛注定幻滅，表達注定是一種自言自語，個體所熱愛的「世界」，所共存的「他人」究竟還有沒有實質的存在？
我以為，鍾玲玲的所謂「世界」和「他人」，其實是叔本華所說的萬事萬物背後的一種普遍的意志。任何個體的意志，都是這個總體意志的一部分，或一個獨特的示現。而「世界作為意志」也可以理解為「命運」。所以鍾玲玲才那麼切切地談到命運，並引用尼采說：「熱愛命運。或完全屈從未卜的天意。」而她自己說：「所謂熱愛生命就是說作為不可挽回的必然的命運，我沒有僥倖逃脫任何事，我無意僥倖逃脫任何事。」鍾玲玲並未用上「意志」這個詞，但她所說的潛藏在每個人身上的人類的總體意識，近乎這個意思。是以歷史才會重演，而人必須面對和承受不斷重臨的命運。
鍾玲玲肯定會否認自己是個哲人。她不斷強調自己不懂得作任何嚴肅的思考，並歸因於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但這無礙於我們在《生而為人》中讀到她以個人生命所作的哲學探索。就如叔本華關於音樂的斷言：「音樂是靈魂隱秘的形而上學練習，而靈魂卻不知道自己在進行哲學思考。」鍾玲玲以歌唱者的稟賦和音樂式的語言，尋詞問字，串聯成句，編織成篇，書寫的時候也許真的未曾通過理性的思維，而發自動物性的本能和直感，但出來的卻是以節奏、音色、調性和韻律所作的哲學反思。這反思所指向的不可言說之物，恰恰就是那作為全人類生命之源和存活之力的意志。而這意志(或意識)的純粹示現，存在於她記憶中的快樂童年，人類的天真狀態，或「痴兒」的境界，一個已經失落的伊甸園，永遠的鄉愁之所在。
回到如何界定鍾玲玲的自我書寫的問題，一切已經不能為既有的文學形式所囿：「不論是一個人的自傳，抑或是不同階級、不同群體的集體自傳，擺放在我們面前的，顯然絕不僅僅是體裁和文類，而是生命。」我們只能說，《生而為人》是一種生命書寫，也即是人的意識(意志)活動的對等現象。在此，語言的力量，等同於生命力。
董啟章
生於香港，成長於香港，在香港寫作。一九九四年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後，開始在台灣出版作品，包括《安卓珍尼》、《雙身》、《名字的玫瑰》、《衣魚簡史》、《體育時期》、《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學習年代》、《地圖集》、《夢華錄》、《繁勝錄》、《博物誌》等。另著有文集《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
─── 鍾玲玲《生而為人》
我無法不先引述一大段文字，因為鍾玲玲的《生而為人》幾乎是一本不能被複述，甚至是不能被談論的書。就如詩歌一樣，除了誦讀原文，任何企圖接近的方法都離它更遠。但說《生而為人》是詩歌，或者是詩化的散文，同樣不著邊際。它無法被歸類為散文詩，正如它無法被歸類為任何其他文體。鍾玲玲自言：「我的書寫從來就不是一首詩、一篇散文、一個故事、一部小說、一本書，也從未完成任何作品，因此，亦從未有過任何佳作。我只是寫著。」她說的並不只是《生而為人》這部近作，而是總結了她四十多年來的全部寫作。
讀者恐怕不會完全同意。鍾玲玲前期的作品，從一九七○年代的《我的燦爛》、八○年代的《愛人》、《我不燦爛》、《解咒的人》，到九○年代初的《愛蓮說》，明明白白是小說和散文。但到了一九九七年的《玫瑰念珠》，文體的界線卻突然大規模崩解，成為了既有小說的虛構，又有自傳的紀實，兼之以散文的抒情，甚至是哲理的思辨的難以歸類的書寫。而觀點的轉移、層次的交錯、語句的斷裂、字詞的跳接等等看似毫無章法的肆意揮灑，猶如完全拒絕聽者的囈語。甚至是書的裝幀也極為低調──正方形的開度，紙皮封面上沒有任何設計，只有書名和作者名七個字，而書脊是空白的。從各方面看，都不像一本在書店裡出售的書，而更像一本舊式賬簿──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本書寫的流水賬。事隔十六年，鍾玲玲寫出了僅三萬餘字的《生而為人》，行文雖不像《玫瑰念珠》那樣極端風格化，但卻離建構「作品」的意圖更遠。書的概念於焉消解，剩下來的只是流動的文字，權宜地寄居於一個由紙張釘裝而成的實體中，同樣是近乎無設計的淺藍色封面，甚至不單獨出售而隨文學雜誌《字花》附送。
在既無形體也無姿態的情況下，唯獨有句子和聲音，《生而為人》卻直達書寫和閱讀的核心。它的震撼和感染無關乎文字的美感，或者思想的深度，縱使它的文字是富有美感的，而它的思想是極為深刻的。開宗明義，此書是鍾玲玲自己的人生總結，向度是內在而私密的，在事實上雖不及《玫瑰念珠》豐富，在情感上卻更為直白和裸露。但既然作者自言並無特別的成就，生命也無過人的經歷，為甚麼一個個體的人生還值得書寫和閱讀？自我的體驗甚或是過失，除了只屬於自己，有沒有更為普遍的意義？很明顯，《生而為人》除了是鍾玲玲的個人自述，也是「生而為人」這普遍的事實的思索，也即是關乎人本身的存在的叩問。
要叩問人為何物，必先把人和物加以區分，於是就涉及人的生物構成和文化發展等種種的思考了。在私密性的獨白語言中，觸及了宇宙論和自然史的課題：「但作為歷史的生物在人的大腦皮層中保存了全部生活史和史前史，人注定必須背負著他的全部過往度過他的餘生」；「由於每個個體都重演了人類的歷史，就仿似曾經許下一同死去的誓言。我之所以對人類命運充滿莫名其妙的悲戚感，就是這個緣故。」而在共時的層面，人也非孤立的存在：「生而為人就是一種與他人共存的存在。」於是就有了「我是我們，我們是我」的超越個體的共同感，也有了「人類注定熱愛這個世界」的「振奮人心」的斷言。
然而，在這一切朝向人類共存共融的樂觀斷言的同時，作者投下了一個又一個的問號：「是嗎？是這樣嗎？ 」這問號背後回響著的是叔本華式的悲觀。所以才說到：「從未生而為人便好了」。如何消解既「熱愛世界」又同時渴望「從未生而為人」的矛盾，是《生而為人》對一個理性的讀者造成的最大困惑。而作者似乎並不覺得兩者不能並存。如果生命注定孤絕，理解注定失敗，相愛注定幻滅，表達注定是一種自言自語，個體所熱愛的「世界」，所共存的「他人」究竟還有沒有實質的存在？
我以為，鍾玲玲的所謂「世界」和「他人」，其實是叔本華所說的萬事萬物背後的一種普遍的意志。任何個體的意志，都是這個總體意志的一部分，或一個獨特的示現。而「世界作為意志」也可以理解為「命運」。所以鍾玲玲才那麼切切地談到命運，並引用尼采說：「熱愛命運。或完全屈從未卜的天意。」而她自己說：「所謂熱愛生命就是說作為不可挽回的必然的命運，我沒有僥倖逃脫任何事，我無意僥倖逃脫任何事。」鍾玲玲並未用上「意志」這個詞，但她所說的潛藏在每個人身上的人類的總體意識，近乎這個意思。是以歷史才會重演，而人必須面對和承受不斷重臨的命運。
鍾玲玲肯定會否認自己是個哲人。她不斷強調自己不懂得作任何嚴肅的思考，並歸因於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但這無礙於我們在《生而為人》中讀到她以個人生命所作的哲學探索。就如叔本華關於音樂的斷言：「音樂是靈魂隱秘的形而上學練習，而靈魂卻不知道自己在進行哲學思考。」鍾玲玲以歌唱者的稟賦和音樂式的語言，尋詞問字，串聯成句，編織成篇，書寫的時候也許真的未曾通過理性的思維，而發自動物性的本能和直感，但出來的卻是以節奏、音色、調性和韻律所作的哲學反思。這反思所指向的不可言說之物，恰恰就是那作為全人類生命之源和存活之力的意志。而這意志(或意識)的純粹示現，存在於她記憶中的快樂童年，人類的天真狀態，或「痴兒」的境界，一個已經失落的伊甸園，永遠的鄉愁之所在。
回到如何界定鍾玲玲的自我書寫的問題，一切已經不能為既有的文學形式所囿：「不論是一個人的自傳，抑或是不同階級、不同群體的集體自傳，擺放在我們面前的，顯然絕不僅僅是體裁和文類，而是生命。」我們只能說，《生而為人》是一種生命書寫，也即是人的意識(意志)活動的對等現象。在此，語言的力量，等同於生命力。
董啟章
生於香港，成長於香港，在香港寫作。一九九四年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後，開始在台灣出版作品，包括《安卓珍尼》、《雙身》、《名字的玫瑰》、《衣魚簡史》、《體育時期》、《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學習年代》、《地圖集》、《夢華錄》、《繁勝錄》、《博物誌》等。另著有文集《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