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陳列

越過花蓮木瓜溪，地上歲月又老去幾分？
隔離千山萬水的中央山脈，嘉南平原的原鄉和此時花東縱谷的家園，
前是記憶今是安頓；祈願靜謐的，沉定的，文字如種植般堅貞。

一九八一年台北外雙溪

作家妻子是音樂家，主修提琴和作曲。
三十年前的台北士林福林路還是近郊，眷村群落在幾條狹隘、迂迴的窄巷兩邊，據說是總統官邸侍衛隊的宿舍所在；內外雙溪的小河從故宮博物院、東吳大學那端清淺的流了過來，走過橫跨河上水泥橋就是雨農路。

雨農。多麼富有詩情畫意的路名，想像：勤耕的農夫穿著沉甸的蓑衣，在濕濡的雨中弓身插秧或施肥，為生民培育糧食的勞苦，美麗而勇健的大地之子‧‧‧‧‧‧彼時，少人知悉「雨農」二字根本不是向農夫致敬，而是紀念一位在四○年代中國抗日戰爭時，擅於剷除異己、殺人不眨眼的特務首腦： 戴笠， 另號：雨農。

年輕時蒙難的作家住在附近，不知道心裡是否五味雜陳？初訪他的家居前通了電話，福林路幾號？說了地址後，特別聲明門口掛著劃上小提琴標記的牌子 ─── 妻子在家教音樂。抵達時，這才發現此地並不陌生，高中年代曾在對面的私立學校混過，那時何等叛逆，故意與極力反對我習畫的父親過不去，插班考試明明能夠念公立高中，卻拿著成績單到私中報到；很感性的，因為依山傍水的校園開滿杜鵑花。

時報文學散文首獎，原題〈獄中書〉被要求改名為〈無怨〉‧‧‧‧‧‧作家淡然地說，微笑著燃起菸來。我們閒散漫遊在夜市沸騰的鍋氣與食味、店家吆喝和食客喧語之間，常常就是這般地相約閒散漫遊市井，少談文學，彷彿心有靈犀的直覺：文字是生活的必然而非偶然，書寫和閱讀吧，抵達靈魂最深邃的某個角落，猶若作家曾經引用過卡夫卡的名言 ─── 是一隻從黑暗中伸出，向美探索的手。

有一次的夜酒，倒是談到他在散文之前的譯書：《黑色的烈日》(Darkness at Noon )原著者是匈牙利猶太裔作家：柯斯勒(Arthur Koestler 1905-1983)。小說彷彿自傳， 敘述一個老共產黨員在歐洲從事秘密活動，被逮捕受審判的經歷‧‧‧‧‧‧曾經蒙難過的作家翻譯比他早生四十年一樣蒙難過的作家，譯筆的過程中是否多少因感身受而沉鬱、悲涼？敬他一杯酒，其實是不捨的怕引起他昔憶重返的憂傷；只是純粹的一本書，譯者和作者竟宿命等同。

我還清晰的記得初訪時，小提琴標記的指路，想是妻子的琴弦，安頓了作家的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