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不遠，步行可達 ─印記在南澳古道的歷史
古道不語，卻布滿歲月痕跡。南澳古道原為泰雅族人的生活用道，但在不同統治者的治理下，轉變為撫「番」道路、警備道路，最後連同部落文化一起隱沒於山林。當我們一步步走在重新修復的古道上，彷彿也墜入了時光之道裡……
條條古道貫穿台灣史
台灣的古道種類與數量繁多，基本上反映著時代背景與歷史文化的脈動，尤其是貫穿山區的古道，穿過不同族群的部落與文化圈，刻畫著先民的生活印記，也訴說著一頁頁血汗交織的台灣開拓史與殖民抗爭史。
早期的台灣是以原住民為主的原始社會，這群島上的主人翁散布於各地，部落之間因相互往來、狩獵、採集，開闢了大小不一的路徑，也有因為親族間祭典、通婚而走出的姻親路，或者為尋找新獵場或部落遷徙而深入山林所踩踏出來的越嶺道，在自然中形成不少古道。
爾後隨著漢人陸續遷移來台，原住民部落的重心逐漸移往山區，且經歷了荷西、明鄭、清領、日治、國府等至少六個以上的統治政體。為了獲取台灣的豐富資源並控管人民，這些統治者分別開闢出各種形式的道路。四百多年來，在不同民族為了生存而衍生出的衝突中，演變成一部錯綜複雜且融會多元文化的歷史；而透過古道，不僅能看見台灣史演變的軌跡，也能領略許多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
線性空間保留活文化
古道專家楊南郡就古道形成的原因與目的，將古道分為社路、隘路、理番道路、開山撫番道路。社路是舊部落（大社）與新部落（小社），彼此之間往來聯繫的道路。隘路是漢人從平地進入山區拓墾的道路，即稱為隘路或隘勇路。開山撫番道路主要是清朝時期開鑿從前山通往後山的道路，目的在鞏固後山防務，鼓勵漢人移墾。理蕃道路則是日治時期的警備道路，主要為了控制山地治安，以及開發山地資源所開鑿的越嶺道路。
上述的分類偏向於戰爭與政治上的意義，另一位生態學者同時也是古道專家李瑞宗則強調古道的歷史意義，他主張古道是「具特殊歷史或文化意義的交通路線」，是一種獨特的線性空間，甚至是數條路線構成的交通系統，而非僅限於路線明確的地理區位，可說是一種活的文化資產。
民族遷徙形成綿密網絡
台灣的原住民族目前分為十三個族群，依據語言學及人類學的研究推斷，泰雅族在西元前三千年即已在台活動，是台灣最早的原住民族，也曾是原住民中分布面積最廣的一族。在數千年的族群擴展史中，大南澳泰雅族群系統最為龐大，其所形成的古道及歷史遺跡非常豐富，透過南澳古道的重啟，可以窺見近代原住民族遷徙的一頁滄桑。
早期泰雅族的活動範圍在現今南投仁愛鄉一帶，後來因人口增長分別往西北、東部及西南遷移，傳說兩百多年前泰雅族人翻山越嶺至南湖大山北山時，遙望北方的蘭陽溪及東邊的大濁水溪北溪，知道此地物產豐饒，適合繁衍子孫，於是兵分多路遷徙。其中一部分人東下至和平溪北溪上游的河階地建立了比亞毫部落（Piyahau），這是較早形成的部落；由此向東擴散出去，沿著南澳南北溪及和平溪流域建立各個社群，最後來到南臨海的大南澳平原。在族群擴展的同時，各部落之間的往來路線逐漸串連成綿密的泰雅古道系統，根據日治時期古地圖所標示的路線，共有七大路線。
大約在十九世紀末，南澳泰雅人已建立了十五個部落，是台灣泰雅族最密集的地區。當時南澳山區人口眾多、勢力龐大，部落與部落之間因獵場與耕地的生存競爭偶有衝突，但整體族群的發展穩定茁壯。
傳統價值隱沒舊路中
日治時期，日人為了殖民控制及山區資源的開採，在台灣各地修築警備道路和隘勇線。隘勇線的設立是為了踏查和砍伐山區中大量樟腦資源，沿線並設置高壓電網，以防止原住民侵犯並阻絕他們下山；警備道則是為了殖民統治與軍事鎮壓為目的。當時在大南澳地區建立有大南澳隘勇線、哥各朱警備道、富太山警備道、亞普拉塞警備道，以及比亞毫警備道，而這些不同年代興建的警備道，縱橫交織成比亞毫古道系統。相對於泰雅古道的路線，比亞毫古道系統對泰雅族人而言並非古道，而是日本人方便管制他們的日本路。
對於日本人的高壓統治，原住民時有小規模的抗爭。日人為了便於統治管理，一方面以武力鎮壓，同時以懷柔政策誘使原住民遷往平地。明治42年（1909）日人首先在塔璧罕社設立警察駐在所。大正3年（1914）設置蕃務官吏駐在所、「南澳蕃方面討伐隊」，有計畫地推動移住政策。到了昭和11年（1936）山區部落多數已遷移至位於南澳北溪和鹿皮溪交會處，之後歷經多次遷移，於今在南澳地區形成東澳村、南澳村、碧候村、金岳村、武塔村與金洋村等六個泰雅族聚落。
當族人遷往新的聚落，遠離原有部落之後，過去的生活文化與凝聚力也逐漸改變與瓦解。1964年，最後留在原部落的哈卡巴里斯社頭目哈勇（Hayun yulaw），因族人多數已下山，生活及孩童就學不易，只好帶領十三戶族人離開山區遷入現今的武塔村。原有的傳統古道與日本路因而漸漸沒入荒煙漫草間，南澳泰雅族人傳統部落時代也就此畫下句點。
【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2年第94期6月號】http://www.erenlai.com/
條條古道貫穿台灣史
台灣的古道種類與數量繁多，基本上反映著時代背景與歷史文化的脈動，尤其是貫穿山區的古道，穿過不同族群的部落與文化圈，刻畫著先民的生活印記，也訴說著一頁頁血汗交織的台灣開拓史與殖民抗爭史。
早期的台灣是以原住民為主的原始社會，這群島上的主人翁散布於各地，部落之間因相互往來、狩獵、採集，開闢了大小不一的路徑，也有因為親族間祭典、通婚而走出的姻親路，或者為尋找新獵場或部落遷徙而深入山林所踩踏出來的越嶺道，在自然中形成不少古道。
爾後隨著漢人陸續遷移來台，原住民部落的重心逐漸移往山區，且經歷了荷西、明鄭、清領、日治、國府等至少六個以上的統治政體。為了獲取台灣的豐富資源並控管人民，這些統治者分別開闢出各種形式的道路。四百多年來，在不同民族為了生存而衍生出的衝突中，演變成一部錯綜複雜且融會多元文化的歷史；而透過古道，不僅能看見台灣史演變的軌跡，也能領略許多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
線性空間保留活文化
古道專家楊南郡就古道形成的原因與目的，將古道分為社路、隘路、理番道路、開山撫番道路。社路是舊部落（大社）與新部落（小社），彼此之間往來聯繫的道路。隘路是漢人從平地進入山區拓墾的道路，即稱為隘路或隘勇路。開山撫番道路主要是清朝時期開鑿從前山通往後山的道路，目的在鞏固後山防務，鼓勵漢人移墾。理蕃道路則是日治時期的警備道路，主要為了控制山地治安，以及開發山地資源所開鑿的越嶺道路。
上述的分類偏向於戰爭與政治上的意義，另一位生態學者同時也是古道專家李瑞宗則強調古道的歷史意義，他主張古道是「具特殊歷史或文化意義的交通路線」，是一種獨特的線性空間，甚至是數條路線構成的交通系統，而非僅限於路線明確的地理區位，可說是一種活的文化資產。
民族遷徙形成綿密網絡
台灣的原住民族目前分為十三個族群，依據語言學及人類學的研究推斷，泰雅族在西元前三千年即已在台活動，是台灣最早的原住民族，也曾是原住民中分布面積最廣的一族。在數千年的族群擴展史中，大南澳泰雅族群系統最為龐大，其所形成的古道及歷史遺跡非常豐富，透過南澳古道的重啟，可以窺見近代原住民族遷徙的一頁滄桑。
早期泰雅族的活動範圍在現今南投仁愛鄉一帶，後來因人口增長分別往西北、東部及西南遷移，傳說兩百多年前泰雅族人翻山越嶺至南湖大山北山時，遙望北方的蘭陽溪及東邊的大濁水溪北溪，知道此地物產豐饒，適合繁衍子孫，於是兵分多路遷徙。其中一部分人東下至和平溪北溪上游的河階地建立了比亞毫部落（Piyahau），這是較早形成的部落；由此向東擴散出去，沿著南澳南北溪及和平溪流域建立各個社群，最後來到南臨海的大南澳平原。在族群擴展的同時，各部落之間的往來路線逐漸串連成綿密的泰雅古道系統，根據日治時期古地圖所標示的路線，共有七大路線。
大約在十九世紀末，南澳泰雅人已建立了十五個部落，是台灣泰雅族最密集的地區。當時南澳山區人口眾多、勢力龐大，部落與部落之間因獵場與耕地的生存競爭偶有衝突，但整體族群的發展穩定茁壯。
傳統價值隱沒舊路中
日治時期，日人為了殖民控制及山區資源的開採，在台灣各地修築警備道路和隘勇線。隘勇線的設立是為了踏查和砍伐山區中大量樟腦資源，沿線並設置高壓電網，以防止原住民侵犯並阻絕他們下山；警備道則是為了殖民統治與軍事鎮壓為目的。當時在大南澳地區建立有大南澳隘勇線、哥各朱警備道、富太山警備道、亞普拉塞警備道，以及比亞毫警備道，而這些不同年代興建的警備道，縱橫交織成比亞毫古道系統。相對於泰雅古道的路線，比亞毫古道系統對泰雅族人而言並非古道，而是日本人方便管制他們的日本路。
對於日本人的高壓統治，原住民時有小規模的抗爭。日人為了便於統治管理，一方面以武力鎮壓，同時以懷柔政策誘使原住民遷往平地。明治42年（1909）日人首先在塔璧罕社設立警察駐在所。大正3年（1914）設置蕃務官吏駐在所、「南澳蕃方面討伐隊」，有計畫地推動移住政策。到了昭和11年（1936）山區部落多數已遷移至位於南澳北溪和鹿皮溪交會處，之後歷經多次遷移，於今在南澳地區形成東澳村、南澳村、碧候村、金岳村、武塔村與金洋村等六個泰雅族聚落。
當族人遷往新的聚落，遠離原有部落之後，過去的生活文化與凝聚力也逐漸改變與瓦解。1964年，最後留在原部落的哈卡巴里斯社頭目哈勇（Hayun yulaw），因族人多數已下山，生活及孩童就學不易，只好帶領十三戶族人離開山區遷入現今的武塔村。原有的傳統古道與日本路因而漸漸沒入荒煙漫草間，南澳泰雅族人傳統部落時代也就此畫下句點。
【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2年第94期6月號】http://www.erenla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