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奇「玉」記 重返2000年前的玉器工廠──花蓮支亞干遺址
倘若不明究理，遊客對於並無大型景點的支亞干，大多不會留下多麼深刻的印象。但時空若倒流回兩千年以前，這一在東南亞規模無出其右的玉器工廠，絕對會令人大吃一驚。
三支菸、三盅酒，入山以前，先向祖靈致意。腳踩在太魯閣族人傳說中，巨人腳印所踏之處，百年以前，因為日本殖民政府實施集團移住政策，他們才從天祥一帶遷居到支亞干（Ciyakang），並從日語「たかだい」（高台、高崗之意）命名，將這片山麓上的緩坡命名為「Takaday」。
經過部落青年Apyang Imiq（漢名程廷）的解說，山林間，原本一概不識的植物逐漸明朗了起來：有族人用來蓋屋頂的山棕；滋味辛辣的荖葉；外型與姑婆芋肖似，用來製作芋頭糕的山芋；表皮堅韌，可以搓揉成繩子的構樹；因應市場需求大規模種植的山蘇等。
看似空蕩的荒地，經過Apyang的悉心解說，展現出層層疊疊的歷史紋理。有日治時期所留下的瓷碗碎片、陶製的清酒蓋、貯水的石槽與護坡用的駁坎；近代的太魯閣族人在勞動後所喝的保力達玻璃瓶碎片；以及隱藏在泥壤與草叢之間，數量龐大，卻極容易忽略的石斧、石片刀鋸；以及呈淡綠色，圓柱形或三角形等不規則形狀的玉器廢料，這些物件「走路就可能踢到」的無所不在，暗示著此處的非比尋常。
獨領風騷的豐田玉
這些起人疑竇的物件，身世可追溯到2,000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也吸引了歷代如柯南一般的考古學家聞聲而來。日籍學者鹿野忠雄是第一人，1929年時他便斷言，這裡可能存在著同時期東南亞一帶最大的玉器工坊。
而這樣的議題，隨著戰後台灣考古研究的發展逐步受到重視。尤其1980年代，台灣規模最大的史前遺跡──台東卑南遺址挖掘出土，與矗立在地表上的大型石板同樣可觀的，是地底下的2,000多具石棺，以及超過萬件的玉飾陪葬品。
據出土文物顯示，顯而易見地，對尚未進入鐵器時代，材料選擇仍很有限的史前人類來說，經過切鋸、打磨、拋光後，散發著幽綠光澤的玉石，在當時是最能傳遞出審美品味，乃至身分地位的象徵。足作為證明的，是被妥適裝點在已故親人周身的各種玉器，如：裝飾在頭部的玉鈴串飾；造型如吸管的圓柱型玉管；戴在手臂上的喇叭型手環；入列國寶行伍，形如雙人並列，雙手叉腰，頭頂站著一隻雲豹或鹿一類動物的「人獸形玉玦」等。
而且，這樣的現象不單出現在卑南遺址，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考古學家劉益昌便指出，台灣百處以上的遺址，均可見陪葬玉器的存在。
這些玉器的來源，除了外觀有著鐵、錳、鉻等元素形成的黑色斑點，經儀器檢測後，鋅元素的含量特別高，得以被確認為台灣出身。而在中央山脈東側的荖腦山區，支亞干溪（壽豐溪）、荖溪、白鮑溪流經之處，則是台灣至今所知，唯一的玉礦所在處。
因其特殊性與重要性，日治時期開始，就有考古學家率隊前往。
「玉」──理解台灣史前文明的重要關鍵物
豔陽下，我們與Apyang勤奮地揮汗，經過考古學家與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團隊的指導下，參與投入考古工作現場，或展開地表調查；或用手鏟挖掘土壤，並以水清洗，篩揀出當中具價值的存在。未消片刻，大夥兒便陸續發現有著明顯經人工打製痕跡的石斧；還有經人工切割的玉石與銳利的石鋸刀，兩者相互比對下，竟能吻合地鑲嵌。面對未知的挑戰，以及凝神投入後有所收穫的滿足，呼應著歷代以來，考古學家在此孜孜矻矻的心境寫照。
當1998年，承襲著鹿野忠雄的研究基礎，在支亞干遺址啟動考古計畫的劉益昌，正是如此吧。讓考古學家大為驚嘆的，便是這些藏身在「文化層」裡、數量龐大的古老文物。當中最為大宗的玉器廢料，是由民間俗稱「豐田玉」、「台灣玉」的「閃玉」所製作，有著黝綠到青碧的不同成色變化。──事實上，這些玉礦不僅大舉風行於史前時代，戰後也曾因地質學家的「再發現」而轟動一時，1960至1970年代還創造出佔全球軟玉總產量60%的耀眼成績。
不同的是，玉器在一般人眼中是具有經濟價值的裝飾物，對考古學家而言，是貫穿台灣數千年來不同時代，富文化意涵的關鍵性文物。尤其，在人類文明邁進鐵器時代以前，必須經過冶煉，五顏六色的玻璃珠、瑪瑙、琉璃，甚至是鐵器、銅器，均未出現，一枝獨秀的玉石，因其稀有、貴重，加上手工賦予的工藝性、文化性，自然而然成為台灣新石器時代人類用以區分身分、階級、財富的上上之選。
「又因玉器陪葬品的存在橫跨全台各地遺址，作為製造源頭的支亞干一帶，對台灣史前文化發展的重要性，無庸置疑。」接手劉益昌等前輩的步履，近年在此進行考古研究的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副教授鍾國風如此說。此一席話，也說明了我們遠道來此的理由。
台灣玉因含有鐵、錳、鉻等元素，有著特殊的黑色雜點。
還原玉器加工工序，台灣謎樣的海上交易吸力
面對著支亞干遺址豐碩的發現，考古學家無不好奇的是，這些形狀各異的玉器究竟是如何製作？由於南島語族並沒有文字，全然仰賴口述與個人記憶，當文明由新石器時代進入鐵器時代，關乎玉器工藝乃至相關的文化，歷經長時的汰換，所有的蛛絲馬跡，有如被消磁了一般，紛紛深埋在考古地層。舉凡玉器的加工方法、技術的傳承、使用方式、工坊運作的方式、玉器消費與交換模式等議題，均成未解之謎。唯獨可確定的是，玉器製作的背後，涉及買賣、管理、交換、運輸等結構複雜的社會體制，足以顯示當時的文明已達相當的水平。
作為當年蓬勃興盛的大型玉器作坊，支亞干遺址的特殊性在於，此地的玉器成品相當少見，反之，留下了大量製作過程中留下的玉器廢料及加工工具。考古學家嘗試從中這些文物裡推敲、還原玉器從原石加工的過程。
鍾國風解說，史前人類為了材料取得的方便，工坊往往選擇坐落在材料源頭的鄰近，因為河床平地容易氾濫，靠近淺山的緩坡順理成章成為了他們落腳居住的首選。
材料取得的方式主要有二：因颱風、暴雨的沖刷，從河面、山溝直接撿拾（直到今日，若大雨剛過，在礦區的河川上游仍不乏玉石原石的蹤跡），或者直接到玉礦脈頭開採。
接著，工匠利用同樣來自中央山脈採集所得，以石英片岩製作成的石鋸刀，先將玉礦原石切鋸成貼近成品所需大小的方形。接著，將方角四邊的銳角切掉，成為八邊形。
再來，將就近取材的竹管，底部鑲嵌上銳利的石英刀片，作為「管狀旋截器」，以旋截器耐心地從兩面旋切出空心。因為工匠會從兩端各別旋切，最後才在靠近中間的位置進行崩斷，故產生的玉核廢料中央往往留下明顯的突脊──考古學家稱這段程序為「截方取圓」。如此所得的環形玉料，可再進一步打磨、切割、加工，成為戴在耳朵上的玉玦（有缺口的環形配飾）或者玉環等飾物。
遺址現場挖掘到的大量四角形、圓柱形，以及帶有弧度的不規則形廢料，被視為加工過程的重要證明。一看即知的「人工」痕跡，還因切面過於不「自然」的銳利，一度讓鹿野忠雄誤判，這是金屬管旋切而得。後來，考古學家利用低倍數顯微鏡觀察切鋸痕跡，並以遺留在遺址現場大量的石片刀微痕為證，才確認了加工程序。
尺寸比指甲還小的玉鈴，史前的未解之謎
倘以今日文明發展的眼光來看，全面倚賴人手加工的史前玉器工藝，既手工、原始又耗時，然而值得玩味的是，與之同時並存的，是今日仍難以解釋的技術水平。好比如，尺寸比指甲還小的玉鈴，究竟如何製作？極其細長的中空玉管又是用什麼工具加工而得？強調實證的實驗考古學家嘗試以現代工具「復刻」，竟相當不易復原。
另外，旅澳考古學家、澳洲國立大學考古學和自然史學系資深研究員洪曉純曾率團隊，陸續在菲律賓巴拉望島，越南中、南部的沿海，以及泰國中部等地，挖掘到由台灣玉製作的耳飾。此一發現，呼應著人類學上出名的「出台灣說」──台灣作為南島語族的「母親島」，除了語言、構樹的DNA可茲證明，台灣玉的移動與擴散，同樣是有力的佐證。
然而，疑問接踵而來。這些從東南亞出土的台灣玉文物，固然反映了當時代海洋貿易的興盛，但史前人類竟有辦法如此頻繁地前往東南亞地區，他們究竟是如何辦到？這些玉器又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運抵遙遠的彼方？然而，舉凡船隻的設計，以及航海技術與知識等相關問題，均難以求證，惟從台北芝山岩遺址曾出土一只破碎的船型玉器，船上至少四人共乘，甚至還有狗一類的動物同船而行，讓後代的我們平添臆想。
由部落青年Apyang帶領民眾走往遺址，象徵著部落族人對遺址內涵的認同與歷史文化的傳承。
今日的後山，往昔的海上時尚之都
獨獨可確定的是，考古學家咸認，出土大量玉器成品的卑南遺址，在規模、文化水平及消費能力，放眼同時期的台灣或東南亞，都稱得上數一數二，倘若以今日的眼光來看，當時的卑南，類比於現在時尚薈萃的巴黎或紐約，實不為過。作為玉器製造源頭的支亞干，則是引領全台，甚至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時尚重地哩。蘭嶼還曾出土、僅流行在東南亞地區的三突起玉玦耳飾「鈴鈴翁」（Lingling-O）還可以從旁佐證，當時支亞干的工匠不僅有能力「外銷」，甚至還能接單，利用台灣玉做「代工」生產。
足以見得，當時的南島語族是多麼諳曉且能擅用海洋資源與地理條件的族群啊，「台灣玉在東南亞環南海地區廣泛分布的情形，說明了海洋對史前人來說不是阻隔而是道路，他們在環南海地區早就行動自如了。」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黃國恩在〈跨越千年傳播萬里的台灣玉〉寫道。
這樣的想像，對於今日相當習慣「重北輕南」、「重西輕東」的我們，可謂別開生面。因此，花蓮縣考古博物館溫孟威特別強調：「民族、社會，會藉由故事（好比神話）來理解族群的價值，」支亞干遺址講述的故事對於現在的我們，尤其生活在東岸的人們，更是別具意義，畢竟，「現在被稱作『後山』的地方，在過去，其實是台灣的『前門』啊！」
踏入鄰近支亞干遺址的花蓮考古博物館，可進一步理解考古學的相關知識。
結合社區與大眾的考古行動
因其不言可喻的重要性，2010年起支亞干被指定為花蓮縣定遺址，但卻因影響到原本居住在此的太魯閣族人的生活，一度引起激烈反彈。為了取得共識，文化部、考古團隊與部落居民歷經超過十年以上鍥而不捨的溝通，並納入部落族人的意見與土地權益，希望除了遺址的保存、維護，也兼顧社區經濟創生，找到永續運作的一條路。
即或考古乍聽離日常生活相距甚遙，但鍾國風表示：「考古遺址不只有學術價值，同時也具有跨世代與多元族群文化的當代性價值與社會責任。」對於生活在此的太魯閣族人而言更是如此，雖說，千年以前在此生活的史前人類，難以被歸類為哪一原住民族，卻是台灣原住民族共同的祖先，倘若族人能理解遺址背後的文化意涵，對歷史文化的累積與傳承也有莫大助益。
目前，在文物現地保存及遺址活化的大方向下，花蓮縣考古博物館、考古團隊及社區居民三方攜手，推動以「考古學園」為名，結合社區部落與公眾的永續考古行動。活動開場，由部落青年主動帶領遊客走往遺址現場，並講述支亞干當代歷史的來龍去脈──此舉，象徵了當代原住民對於共有之文化遺產的理解、認同，乃至守護。
至於對一般民眾如我們，除了藉此初探考古工作，也能從中理解數千年前台灣土地上，最原初主人生活的面貌，並窺見人類文明文化共同的演進與遞變，且從先民的生活樣貌中，凝塑與召喚海島國家的共感。在這裡，對東岸，對大海，對台灣，有了截然不同的想像與啟發。
三支菸、三盅酒，入山以前，先向祖靈致意。腳踩在太魯閣族人傳說中，巨人腳印所踏之處，百年以前，因為日本殖民政府實施集團移住政策，他們才從天祥一帶遷居到支亞干（Ciyakang），並從日語「たかだい」（高台、高崗之意）命名，將這片山麓上的緩坡命名為「Takaday」。
經過部落青年Apyang Imiq（漢名程廷）的解說，山林間，原本一概不識的植物逐漸明朗了起來：有族人用來蓋屋頂的山棕；滋味辛辣的荖葉；外型與姑婆芋肖似，用來製作芋頭糕的山芋；表皮堅韌，可以搓揉成繩子的構樹；因應市場需求大規模種植的山蘇等。
看似空蕩的荒地，經過Apyang的悉心解說，展現出層層疊疊的歷史紋理。有日治時期所留下的瓷碗碎片、陶製的清酒蓋、貯水的石槽與護坡用的駁坎；近代的太魯閣族人在勞動後所喝的保力達玻璃瓶碎片；以及隱藏在泥壤與草叢之間，數量龐大，卻極容易忽略的石斧、石片刀鋸；以及呈淡綠色，圓柱形或三角形等不規則形狀的玉器廢料，這些物件「走路就可能踢到」的無所不在，暗示著此處的非比尋常。
獨領風騷的豐田玉
這些起人疑竇的物件，身世可追溯到2,000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也吸引了歷代如柯南一般的考古學家聞聲而來。日籍學者鹿野忠雄是第一人，1929年時他便斷言，這裡可能存在著同時期東南亞一帶最大的玉器工坊。
而這樣的議題，隨著戰後台灣考古研究的發展逐步受到重視。尤其1980年代，台灣規模最大的史前遺跡──台東卑南遺址挖掘出土，與矗立在地表上的大型石板同樣可觀的，是地底下的2,000多具石棺，以及超過萬件的玉飾陪葬品。
據出土文物顯示，顯而易見地，對尚未進入鐵器時代，材料選擇仍很有限的史前人類來說，經過切鋸、打磨、拋光後，散發著幽綠光澤的玉石，在當時是最能傳遞出審美品味，乃至身分地位的象徵。足作為證明的，是被妥適裝點在已故親人周身的各種玉器，如：裝飾在頭部的玉鈴串飾；造型如吸管的圓柱型玉管；戴在手臂上的喇叭型手環；入列國寶行伍，形如雙人並列，雙手叉腰，頭頂站著一隻雲豹或鹿一類動物的「人獸形玉玦」等。
而且，這樣的現象不單出現在卑南遺址，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考古學家劉益昌便指出，台灣百處以上的遺址，均可見陪葬玉器的存在。
這些玉器的來源，除了外觀有著鐵、錳、鉻等元素形成的黑色斑點，經儀器檢測後，鋅元素的含量特別高，得以被確認為台灣出身。而在中央山脈東側的荖腦山區，支亞干溪（壽豐溪）、荖溪、白鮑溪流經之處，則是台灣至今所知，唯一的玉礦所在處。
「玉」──理解台灣史前文明的重要關鍵物
豔陽下，我們與Apyang勤奮地揮汗，經過考古學家與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團隊的指導下，參與投入考古工作現場，或展開地表調查；或用手鏟挖掘土壤，並以水清洗，篩揀出當中具價值的存在。未消片刻，大夥兒便陸續發現有著明顯經人工打製痕跡的石斧；還有經人工切割的玉石與銳利的石鋸刀，兩者相互比對下，竟能吻合地鑲嵌。面對未知的挑戰，以及凝神投入後有所收穫的滿足，呼應著歷代以來，考古學家在此孜孜矻矻的心境寫照。
當1998年，承襲著鹿野忠雄的研究基礎，在支亞干遺址啟動考古計畫的劉益昌，正是如此吧。讓考古學家大為驚嘆的，便是這些藏身在「文化層」裡、數量龐大的古老文物。當中最為大宗的玉器廢料，是由民間俗稱「豐田玉」、「台灣玉」的「閃玉」所製作，有著黝綠到青碧的不同成色變化。──事實上，這些玉礦不僅大舉風行於史前時代，戰後也曾因地質學家的「再發現」而轟動一時，1960至1970年代還創造出佔全球軟玉總產量60%的耀眼成績。
不同的是，玉器在一般人眼中是具有經濟價值的裝飾物，對考古學家而言，是貫穿台灣數千年來不同時代，富文化意涵的關鍵性文物。尤其，在人類文明邁進鐵器時代以前，必須經過冶煉，五顏六色的玻璃珠、瑪瑙、琉璃，甚至是鐵器、銅器，均未出現，一枝獨秀的玉石，因其稀有、貴重，加上手工賦予的工藝性、文化性，自然而然成為台灣新石器時代人類用以區分身分、階級、財富的上上之選。
「又因玉器陪葬品的存在橫跨全台各地遺址，作為製造源頭的支亞干一帶，對台灣史前文化發展的重要性，無庸置疑。」接手劉益昌等前輩的步履，近年在此進行考古研究的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副教授鍾國風如此說。此一席話，也說明了我們遠道來此的理由。
還原玉器加工工序，台灣謎樣的海上交易吸力
面對著支亞干遺址豐碩的發現，考古學家無不好奇的是，這些形狀各異的玉器究竟是如何製作？由於南島語族並沒有文字，全然仰賴口述與個人記憶，當文明由新石器時代進入鐵器時代，關乎玉器工藝乃至相關的文化，歷經長時的汰換，所有的蛛絲馬跡，有如被消磁了一般，紛紛深埋在考古地層。舉凡玉器的加工方法、技術的傳承、使用方式、工坊運作的方式、玉器消費與交換模式等議題，均成未解之謎。唯獨可確定的是，玉器製作的背後，涉及買賣、管理、交換、運輸等結構複雜的社會體制，足以顯示當時的文明已達相當的水平。
作為當年蓬勃興盛的大型玉器作坊，支亞干遺址的特殊性在於，此地的玉器成品相當少見，反之，留下了大量製作過程中留下的玉器廢料及加工工具。考古學家嘗試從中這些文物裡推敲、還原玉器從原石加工的過程。
鍾國風解說，史前人類為了材料取得的方便，工坊往往選擇坐落在材料源頭的鄰近，因為河床平地容易氾濫，靠近淺山的緩坡順理成章成為了他們落腳居住的首選。
材料取得的方式主要有二：因颱風、暴雨的沖刷，從河面、山溝直接撿拾（直到今日，若大雨剛過，在礦區的河川上游仍不乏玉石原石的蹤跡），或者直接到玉礦脈頭開採。
接著，工匠利用同樣來自中央山脈採集所得，以石英片岩製作成的石鋸刀，先將玉礦原石切鋸成貼近成品所需大小的方形。接著，將方角四邊的銳角切掉，成為八邊形。
再來，將就近取材的竹管，底部鑲嵌上銳利的石英刀片，作為「管狀旋截器」，以旋截器耐心地從兩面旋切出空心。因為工匠會從兩端各別旋切，最後才在靠近中間的位置進行崩斷，故產生的玉核廢料中央往往留下明顯的突脊──考古學家稱這段程序為「截方取圓」。如此所得的環形玉料，可再進一步打磨、切割、加工，成為戴在耳朵上的玉玦（有缺口的環形配飾）或者玉環等飾物。
遺址現場挖掘到的大量四角形、圓柱形，以及帶有弧度的不規則形廢料，被視為加工過程的重要證明。一看即知的「人工」痕跡，還因切面過於不「自然」的銳利，一度讓鹿野忠雄誤判，這是金屬管旋切而得。後來，考古學家利用低倍數顯微鏡觀察切鋸痕跡，並以遺留在遺址現場大量的石片刀微痕為證，才確認了加工程序。
尺寸比指甲還小的玉鈴，史前的未解之謎
倘以今日文明發展的眼光來看，全面倚賴人手加工的史前玉器工藝，既手工、原始又耗時，然而值得玩味的是，與之同時並存的，是今日仍難以解釋的技術水平。好比如，尺寸比指甲還小的玉鈴，究竟如何製作？極其細長的中空玉管又是用什麼工具加工而得？強調實證的實驗考古學家嘗試以現代工具「復刻」，竟相當不易復原。
另外，旅澳考古學家、澳洲國立大學考古學和自然史學系資深研究員洪曉純曾率團隊，陸續在菲律賓巴拉望島，越南中、南部的沿海，以及泰國中部等地，挖掘到由台灣玉製作的耳飾。此一發現，呼應著人類學上出名的「出台灣說」──台灣作為南島語族的「母親島」，除了語言、構樹的DNA可茲證明，台灣玉的移動與擴散，同樣是有力的佐證。
然而，疑問接踵而來。這些從東南亞出土的台灣玉文物，固然反映了當時代海洋貿易的興盛，但史前人類竟有辦法如此頻繁地前往東南亞地區，他們究竟是如何辦到？這些玉器又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運抵遙遠的彼方？然而，舉凡船隻的設計，以及航海技術與知識等相關問題，均難以求證，惟從台北芝山岩遺址曾出土一只破碎的船型玉器，船上至少四人共乘，甚至還有狗一類的動物同船而行，讓後代的我們平添臆想。
今日的後山，往昔的海上時尚之都
獨獨可確定的是，考古學家咸認，出土大量玉器成品的卑南遺址，在規模、文化水平及消費能力，放眼同時期的台灣或東南亞，都稱得上數一數二，倘若以今日的眼光來看，當時的卑南，類比於現在時尚薈萃的巴黎或紐約，實不為過。作為玉器製造源頭的支亞干，則是引領全台，甚至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時尚重地哩。蘭嶼還曾出土、僅流行在東南亞地區的三突起玉玦耳飾「鈴鈴翁」（Lingling-O）還可以從旁佐證，當時支亞干的工匠不僅有能力「外銷」，甚至還能接單，利用台灣玉做「代工」生產。
足以見得，當時的南島語族是多麼諳曉且能擅用海洋資源與地理條件的族群啊，「台灣玉在東南亞環南海地區廣泛分布的情形，說明了海洋對史前人來說不是阻隔而是道路，他們在環南海地區早就行動自如了。」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黃國恩在〈跨越千年傳播萬里的台灣玉〉寫道。
這樣的想像，對於今日相當習慣「重北輕南」、「重西輕東」的我們，可謂別開生面。因此，花蓮縣考古博物館溫孟威特別強調：「民族、社會，會藉由故事（好比神話）來理解族群的價值，」支亞干遺址講述的故事對於現在的我們，尤其生活在東岸的人們，更是別具意義，畢竟，「現在被稱作『後山』的地方，在過去，其實是台灣的『前門』啊！」
結合社區與大眾的考古行動
因其不言可喻的重要性，2010年起支亞干被指定為花蓮縣定遺址，但卻因影響到原本居住在此的太魯閣族人的生活，一度引起激烈反彈。為了取得共識，文化部、考古團隊與部落居民歷經超過十年以上鍥而不捨的溝通，並納入部落族人的意見與土地權益，希望除了遺址的保存、維護，也兼顧社區經濟創生，找到永續運作的一條路。
即或考古乍聽離日常生活相距甚遙，但鍾國風表示：「考古遺址不只有學術價值，同時也具有跨世代與多元族群文化的當代性價值與社會責任。」對於生活在此的太魯閣族人而言更是如此，雖說，千年以前在此生活的史前人類，難以被歸類為哪一原住民族，卻是台灣原住民族共同的祖先，倘若族人能理解遺址背後的文化意涵，對歷史文化的累積與傳承也有莫大助益。
目前，在文物現地保存及遺址活化的大方向下，花蓮縣考古博物館、考古團隊及社區居民三方攜手，推動以「考古學園」為名，結合社區部落與公眾的永續考古行動。活動開場，由部落青年主動帶領遊客走往遺址現場，並講述支亞干當代歷史的來龍去脈──此舉，象徵了當代原住民對於共有之文化遺產的理解、認同，乃至守護。
至於對一般民眾如我們，除了藉此初探考古工作，也能從中理解數千年前台灣土地上，最原初主人生活的面貌，並窺見人類文明文化共同的演進與遞變，且從先民的生活樣貌中，凝塑與召喚海島國家的共感。在這裡，對東岸，對大海，對台灣，有了截然不同的想像與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