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錯平攤與株連／夏俊山

夏俊山

近日，在某中學教室的公告欄，看到一張“因有人亂扔垃圾，全班本周負責打掃教室外的大道” 的通知。這份“通知”讓我聯想上世紀60年代，那時學校裏有“貧下中農子女” “五類分子”子女的區別，升中學時，前者優先，後者往往升學困難。由此，我又聯想到西元1402年（壬午年）。那一年，明成祖朱棣攻佔南京，方孝孺因拒擬即位詔書被誅十族，遇害者達873人。《明通鑒》《明史記事本末》等史籍記載的這一慘劇。

今天讀方孝孺一案，我仍然感到脊背發涼。我始終認為，如果方孝孺有罪，你殺方孝孺好了，為什麼要殺掉800多人？從表面看，全班受罰與“誅十族”分屬校園管理與古代刑罰的不同範疇，不可相提並論，但細察其裏，皆共用一種將個體錯誤無限擴散、使無辜者承擔連帶責任的思維痼疾。說得輕一些，叫“過錯平攤”，說得重一些，就是“株連治罪”二者都以 “群體擔責” 為表像，實則是對個體尊嚴的無情蠶食，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

歷史深處，方孝孺因不屈而十族俱戮，明成祖之殘暴有幾人讚賞？當今社會，“一人犯錯，集體擔責”的模式，常被飾以培育集體榮譽感的華裳。為什麼會這樣？班主任可能堅信，通過讓全班為某個同窗的亂丟垃圾共同受罰，能激發同儕間的監督與集體羞恥感，從而收規訓之效。這樣的觀點，貌似有理，實質上這種“過錯平攤”是一種溫和的“株連”，它以集體之名，行淡化甚至否定個人權利之實。當個體的疏失無需自身獨立承擔，而當集體的無過錯又必須承受代價，責任的神聖性便在這模糊的邊界中日漸消解，演化成一種懶於精微辨察的“平庸之惡”。

如果說校園中的“過錯平攤”是株連思維的微縮景觀，那方孝孺式的“株十族”則是其登峰造極的恐怖展現。明成祖朱棣將對方孝孺一人之怒，蔓延至其門生朋友，上演“瓜蔓抄”的慘劇，其目的遠超懲罰本身，意在通過極致的恐怖，徹底剷除異議者的社會根系，震懾所有潛在挑戰者。在這套邏輯中，個體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思有想的人，而是權力網路中的一個符號性節點，其存在價值僅系於對權威的服從。這種制度化的暴行，藉由“連坐”的合法性外衣，系統性地剝奪人的獨立思考與道德判斷，將社會帶入萬馬齊喑的深淵。

歷史的血淚教訓昭示我們，從極端的“株連”到溫和的“過錯平攤”，其間並非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它們共用著同一基因：對個體價值的蔑視。若不時刻警惕那些看似“微小”的不公，容忍集體之名對個體權利的每一次蠶食，暴力的種子便可能在不經意間被播下。欲構建真正健康的集體，其基石絕非模糊的連帶責任，而應是每一個成員清晰的權利、義務與尊嚴。健康的集體感源於共同的願景與自願的承擔，絕非外力強加的“連坐”所能培育。

當然，話說回來，當有人亂丟垃圾，班主任讓全班參與打掃，初衷往往並非懲罰無辜者，而是通過集體勞動強化“班級共同體” 意識，這種方式的合理性，應該建立在“用集體壓力喚醒個體的責任自覺，而非對無辜者的刻意傷害”之上。在群體管理中，只能作為責任主體模糊時採取的權宜之計。因一人隨地丟垃圾而全班受罰，不要以為無傷大雅，不值一提，但是，我們要看到：這一思維方式背後的陰影中，搖曳著的是方孝孺被滅十族的血光。我們必須明白：任何涉及 “集體擔責” 的制度設計，都必須堅守 “不懲罰無辜者” 的底線。“過錯平攤”可以是尋找責任主體的臨時手段，但絕不能成為逃避個體責任的藉口；集體意識需要培養，但不能以犧牲個體尊嚴為代價，更不能再出現父母被劃為”某類分子”,從而株連子女的現象。

要建設現代文明社會，我們必須從法治與教育兩方面著力：在制度層面，要確立“罪責自負”的現代法治原則，任何形式的集體懲罰都應受到嚴格限制與審查；在教育領域，要堅決摒棄簡單粗暴的“連坐”管理，轉而培養學生真正的公民意識，我們才能避免歷史悲劇在細微處重生，才能在個體與集體的永恆張力中，找到那條通往正義與和諧的真正道路——那不是通過湮沒個體達成的虛假和諧，而是在維護集體利益的同時，守護住文明社會最珍貴的公平與正義，以避免“株連”的古老幽靈以任何形式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