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跳舞時代到眾聲喧嘩的台灣爵士樂軌跡

近20年來,爵士樂在台灣似乎有著蓬勃的氣象,不但台北與台中都有大型且舉辦多年的國際爵士音樂節,兩廳院夏日爵士派對也即將邁入第19屆。爵士樂團與表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台灣爵士樂手們紛紛灌錄屬於自己的專輯,金音獎與金曲獎也有愈來愈多的爵士專輯入圍與得獎,大學音樂系開始有爵士主修課程,甚至到大賣場購物都聽得到爵士樂。

但台灣經過了什麼樣的變化,才有今天的爵士樣貌呢?

時間回到100年前的美國,牙買加裔的美國評論家J. A. Rogers在他1925年發表的文章〈Jazz at Home〉中,如此評論爵士樂:

「爵士樂是郊野堤岸暨都市貧民窟裡的棄兒,是非裔美國人為了反抗汙穢與悲傷,而掀起的一場快樂起義(joyous revolt)。而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精神,爵士樂才會成為全世界備受機器壓迫、成規束縛的現代社會,用以紓解痛苦、化解無聊的全球型安慰劑。」

從這段話,可以看到幾個重點:首先,爵士樂是非裔美國人掀起的快樂起義;其次,爵士樂是全球性的;最後,爵士樂可以讓人逃脫現代社會的壓迫,並化解無聊與痛苦。如此看來,似乎很符合現代人對爵士樂的認知與想像。不過,爵士樂發展了100多年,形式與風格都有了很大的變化;而每一代的台灣人對爵士樂的看法也可能稍微有點不同;另一方面,殖民主義、地緣政治、與國家的外交政策,都可能是影響台灣接受爵士樂的要素。因此,本文將梳理在不同時空下,台灣接受爵士樂的軌跡。

日治時期:摩登的跳舞時代

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將台灣建設為南進基地,將明治維新以來所接受的近代西方文明輸入台灣,現代都會的雛形因此慢慢於各城市形成,而爵士樂(ジャズ)也如同其他西方文明如留聲機、咖啡店、百貨公司、體育活動等被帶入台灣。

1925年,由於電氣錄音技術的進展及資本不斷地湧入,使得日本的留聲機與78轉唱片產業大幅擴張,而當時,也正是爵士年代方興未艾的時候,許多歐美正紅的樂團如Paul Whiteman、Fletcher Henderson等,都曾出現在《台灣日日新報》上的唱片公司銷售廣告,ジャズ音楽(爵士音樂)、ジャズバンド(爵士樂團)、ジャズソング(爵士歌曲)等名詞紛紛出現。不過,相較起由國外輸入的「洋樂」,更多在台灣銷售的爵士歌曲是由日本生產的「日洋混血歌曲」,即翻唱外國歌曲並搭配日文譯詞,這樣的爵士歌曲捧紅了不少當時日本的爵士歌手,如二村定一、天野喜久代、川畑文子等。其中二村定一,更與井田一郎所率領的爵士樂團來台巡演,佳評如潮。

由於留聲機價格昂貴,並非一般平民老百姓消費得起,因此留聲機音樂會與在廣播節目中播放78轉唱片,就成了傳播爵士樂的途徑之一。台北放送局(JFAK)等廣播電台從1929年到1937年止,便經常播放爵士唱片,其中也曾包含Duke Ellington與Benny Goodman的唱片!

在1920、1930年代,爵士樂是現代化及全球化的都會象徵,也與當時的休閒娛樂密不可分,例如社交舞、Revue或歌舞雜耍表演及有聲電影。當時著名的女魔術師松旭齋天勝就於1925年帶領Dixieland爵士樂隊到台灣進行多場演出,場場爆滿。各地也經常有不定期的爵士與舞踊大會,其中,1932年在台北獲得經營許可的跳舞場有兩家,分別是台灣人經營的「同聲俱樂部」與日本人經營的「羽衣會館」,兩者皆有所屬的爵士樂隊駐場表演。而1930年由Paul Whiteman交響爵士樂團擔綱演出的音樂電影〈King of Jazz〉,更在台灣獲得許多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