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讀博士，公司總動員／付令

付令

四十歲那年，當我將第三張碩士學位證書——民航大學安全工程專業的那張——鄭重地塞進抽屜時，那聲清脆的“哢嗒”仿佛在說：“恭喜集齊三張碩士文憑，現在可以召喚神龍了！”人力資源部的小王探頭說了句“領導，您這文憑數量可申請基尼斯世界紀錄了。”

我突然頓悟：與其在會議室聽個別人大談“元宇宙”，不如先整點實在的——攻讀博士學位，也為自己的求學生畫上圓滿句號。

某校的考試過程堪比西天取經。從小讀書順風順水的我，成績出來時有些傻眼——專業課分數理想，但英語成績的非定向線是過了，但定向線差了五分。這五分差得就像中年人的發際線，明明近在咫尺卻永遠追不上。第二年做了充足準備，順利過線，復試時卻遭遇了“歧視”。一位教授半開玩笑地說：“付處長，付教授，您這個年紀還來擠這賽道想幹嘛？”旁邊另一位老師火上澆油：“我們老年大學正在招生。”最氣人的是，他們連專業問題都沒問就把我刷掉了。我不再選擇安全科學與工程專業，最終另一院校的管理學專業收留了我，趕上了末班車。

兩年理論學習後，我選擇了《臨時團隊知識分享影響機制》作為論文題目。我是公司第一個博士，又是管理層，個別同事很酸，還說：“現在都流行搞學術鍍金了？學歷貶值了，以後不看知識只看情商。”多數人理直氣壯表達了支持：“這叫知識型領導！以後開黨委會都能用回歸分析！” 我感覺自己就是“全村”的希望。

為了完成論文，也算是總動員了。公司全體客艙機組成員，包括客艙乘務員和航空安全員，都做了我的兩次線上問卷，足足一千五百人次。還有同事幫忙採集每日航前準備視頻，然後標注名字，對應到研究個體。為了保證較高的問卷應答率和應答品質，我拜託值班同事每日早上淩晨五點在機組準備室逐一提醒客艙機組，活像搞軍事演習，舉著二維碼挨個“掃蕩”。公司的IT高手幫忙從系統分析員工之間的搭配飛行次數，進而找出熟悉程度的引數。這樣，我就收齊了航前互動情況、員工技術等級、相互熟悉程度、人格特質等原始數據。再加上北京科研機構和院校小夥伴的協作，分析就更深入了。而且，不光有國內頂尖名校的導師，蘇格蘭和新西蘭的教授也給予了指導。

如今馬上要答辯，公司上下比我還緊張。那些曾經認為“讀書無用”的同僚，現在見到我都言不由衷的改口：“付總，答辯通過後能簽個名嗎？”

研究團隊的小夥伴們達成共識，這個課題不只是一篇論文，而是值得長期研究領域，十分具有理論和實踐價值。我們將在導師的指導下，在這一領域長期深耕，為航空安全發展貢獻力量。當我在深夜改論文時，常想起保潔阿姨的話。或許她才是真正的哲學家：多讀點書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