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閃發亮的創新遺產
希臘悲劇與現代劇場
希臘悲劇在形式與內容上，與寫實劇場的觀念格格不入，成為現代劇場在激發創造力上的最佳挑戰。由於沒有人真正看過古希臘悲劇的演出狀況，透過劇本、場地與花瓶畫像的想像重建，往往是瞎子摸象，卻激發出現代劇場多元豐富的景觀。
↑鈴木忠志《酒神》透過源自能劇的身體訓練，加上傳統音樂與服裝，充分詮釋了希臘悲劇應有的肅穆感。（林鑠齊 攝）
希臘悲劇充滿對正義、真理、人性與城邦等重大議題的討論，以至到今日，依舊是西方思想的靈感來源。當代美國女哲學家瑪莎．納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在《善的脆弱性》一書中說：「悲劇向觀眾提出了挑戰，要求他們積極地活在一個道德掙扎的地方，在那個地方，美德有可能戰勝各種反覆無常的不道德力量，而且，即使不是這樣，美德依然可以因其自身緣故而閃閃發亮。」
現代劇作家也很喜歡參考希臘悲劇，他們在其中發現可以與現代社會對話的基礎。二次大戰期間，沙特的第一齣劇作《蒼蠅》Les mouches（1943），是改編自埃斯庫羅斯的三聯劇《奧瑞斯提亞》，並加入存在主義的自由選擇觀念，突顯他對參與抵抗運動的決心。另一位法國劇作家阿努伊（Jean Anouilh），於一九四四年重寫了索福克理斯的《安蒂岡妮》，他添加士兵抽菸打牌等現代背景，在法國被占領期間，傳達了個人對抗強權的訊息。更現代的德國海納．穆勒（Heiner Müller），也改編與拼貼不少希臘悲劇，包括《暴君伊底帕斯》 Ödipus Tyrann（1966）、《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1968）與《米蒂亞素材》Medeamaterial（1982）等。
美國劇作家奧尼爾（Eugene O'Neill），則將《奧瑞斯提亞》寫成是發生在十九世紀美國內戰的家庭悲劇《哀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1931）。掀起英國新殘酷劇場旋風的莎拉．肯恩（Sarah Kane），也曾以古羅馬作家塞內加（Seneca）改編尤里皮底斯《希波里特斯》Hippolytus的劇本為藍本，再改寫成一篇現代藥物暴力版的《菲拉德的愛》Phaedra’s Love（1996）。
以古劇喻今況 處處微言大義
其實，希臘悲劇的迷人之處，在於演出時與當年雅典的政治社會事件相呼應，用以古喻今的方式，喚起市民對當下環境的洞察。希臘悲劇常採用類似春秋筆法的寫法，讓古典學者與哲學家們，對研究這些作品感到樂此不疲。他們發現，悲劇的故事並不停留在表面，而是處處潛藏著微言大義。例如《奧瑞斯提亞》在西元前四五八年的演出與獲獎，就與西元前四六二至四六一年，雅典實施民主制改革有關（這不是跟很多電影獎很像嗎？評審們總偏好那些能與當下現實政治對話的劇本，不然《亞果出任務》怎會頻頻打敗《少年Pi》呢？）。
前面提到阿努依的《安蒂岡妮》，當年在巴黎被占領的背景下，意外演出六百四十五場，主要也是德軍將這齣戲當作古代神話來看，沒有意識到對法國人來說，安蒂岡妮正是反抗的象徵（別忘了法國抵抗英雄的典範就是女性——聖女貞德）。
就演出來看，希臘悲劇對面具、歌隊與音樂的結合使用，這種特殊形式，往往也是現代劇場試圖突破寫實主義框架時，經常拿來實驗的對象。像執導《獅子王》聞名的美國女導演茱莉．泰摩（Julie Taymor），在一九九三年於日本齋藤紀念音樂節執導斯特拉溫斯基的歌劇《伊底帕斯王》Odeipux Rex，就結合了偶戲與面具的創新元素。
希臘悲劇在形式與內容上，與寫實劇場的觀念格格不入，成為現代劇場在激發創造力上的最佳挑戰。由於沒有人真正看過古希臘悲劇的演出狀況，透過劇本、場地與花瓶畫像的想像重建，往往是瞎子摸象，卻激發出現代劇場多元豐富的景觀。
↑鈴木忠志《酒神》透過源自能劇的身體訓練，加上傳統音樂與服裝，充分詮釋了希臘悲劇應有的肅穆感。（林鑠齊 攝）
希臘悲劇充滿對正義、真理、人性與城邦等重大議題的討論，以至到今日，依舊是西方思想的靈感來源。當代美國女哲學家瑪莎．納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在《善的脆弱性》一書中說：「悲劇向觀眾提出了挑戰，要求他們積極地活在一個道德掙扎的地方，在那個地方，美德有可能戰勝各種反覆無常的不道德力量，而且，即使不是這樣，美德依然可以因其自身緣故而閃閃發亮。」
現代劇作家也很喜歡參考希臘悲劇，他們在其中發現可以與現代社會對話的基礎。二次大戰期間，沙特的第一齣劇作《蒼蠅》Les mouches（1943），是改編自埃斯庫羅斯的三聯劇《奧瑞斯提亞》，並加入存在主義的自由選擇觀念，突顯他對參與抵抗運動的決心。另一位法國劇作家阿努伊（Jean Anouilh），於一九四四年重寫了索福克理斯的《安蒂岡妮》，他添加士兵抽菸打牌等現代背景，在法國被占領期間，傳達了個人對抗強權的訊息。更現代的德國海納．穆勒（Heiner Müller），也改編與拼貼不少希臘悲劇，包括《暴君伊底帕斯》 Ödipus Tyrann（1966）、《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1968）與《米蒂亞素材》Medeamaterial（1982）等。
美國劇作家奧尼爾（Eugene O'Neill），則將《奧瑞斯提亞》寫成是發生在十九世紀美國內戰的家庭悲劇《哀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1931）。掀起英國新殘酷劇場旋風的莎拉．肯恩（Sarah Kane），也曾以古羅馬作家塞內加（Seneca）改編尤里皮底斯《希波里特斯》Hippolytus的劇本為藍本，再改寫成一篇現代藥物暴力版的《菲拉德的愛》Phaedra’s Love（1996）。
以古劇喻今況 處處微言大義
其實，希臘悲劇的迷人之處，在於演出時與當年雅典的政治社會事件相呼應，用以古喻今的方式，喚起市民對當下環境的洞察。希臘悲劇常採用類似春秋筆法的寫法，讓古典學者與哲學家們，對研究這些作品感到樂此不疲。他們發現，悲劇的故事並不停留在表面，而是處處潛藏著微言大義。例如《奧瑞斯提亞》在西元前四五八年的演出與獲獎，就與西元前四六二至四六一年，雅典實施民主制改革有關（這不是跟很多電影獎很像嗎？評審們總偏好那些能與當下現實政治對話的劇本，不然《亞果出任務》怎會頻頻打敗《少年Pi》呢？）。
前面提到阿努依的《安蒂岡妮》，當年在巴黎被占領的背景下，意外演出六百四十五場，主要也是德軍將這齣戲當作古代神話來看，沒有意識到對法國人來說，安蒂岡妮正是反抗的象徵（別忘了法國抵抗英雄的典範就是女性——聖女貞德）。
就演出來看，希臘悲劇對面具、歌隊與音樂的結合使用，這種特殊形式，往往也是現代劇場試圖突破寫實主義框架時，經常拿來實驗的對象。像執導《獅子王》聞名的美國女導演茱莉．泰摩（Julie Taymor），在一九九三年於日本齋藤紀念音樂節執導斯特拉溫斯基的歌劇《伊底帕斯王》Odeipux Rex，就結合了偶戲與面具的創新元素。
